约翰米可斯维特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第四次革命

在全球范围内，不论是圣地亚哥还是斯德哥尔摩，聪明点的政客和官僚都在全世界找寻足智多谋之士。原因很简单：未来十年的主要政治挑战将是政府的定位问题。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敦促他的美国同胞来决定“人类社会是否真正有能力通过深思和抉择来建立一个优良政府，还是只能永世受制于靠偶然和武力建立的政治机构”。就算是在今天，他的话也一样有道理。

能建立“健全的政府机构”的国家将大有可能地为本国公民提供体面的生活。那些不能使公民过上这种生活的国家注定会衰落并垮台，以前的中国大致就是如此。因为国家状态即将改变。一场革命一触即发，部分是源于对日益枯竭的资源的迫切需求，部分是国家间新一轮竞争的逻辑所驱使，而另一部分则是将事情做得更好的机遇所致。这场政府间的第四次革命将会改变世界。

为何称之为第四次革命？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提醒人们国家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人只知道一个模式――不断增长的民主国家自二战以来一直主导着我们的生活。但此前的历史却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的确，欧洲和美国遥遥领先恰恰是因为它们在不断改变：政府处于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在《第四次革命：重塑国家的全球竞赛》(The Fourth Revolution: 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一书中，我们认为西方国家迄今已经历了三次半的大革命。

利维坦与不满足

第一次革命发生在17世纪。那时，欧洲的王子们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于是，这些国家开始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17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中年保皇党人在逃亡时以英国内战为背景剖析了政府，坚信未来取决于中国和土耳其。霍布斯决定将政府命名为利维坦(《圣经》中一种象征邪恶的海怪)，认为这是人类生命为何污秽、残忍和短促的唯一答案。但后来，利维坦被证实是一种很成功的怪兽!欧洲对利维坦的抵触使得政府体系得以不断改善：这些国家首先成为贸易帝国，然后成为创业自由的民主制国家。有关政治和经济实力的斗争往往充满血腥且混乱不堪：英国几乎向每个西欧国家都发动过战争，但那场争夺同时也保证了西方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第二次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它始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最终席卷整个欧洲，因为自由派改革者取代了王室庇护系统――英国人所熟知的“陋规”，从而使得政府更加精英化，也更负责任。英国的自由主义者采取了一种陈旧的制度，并通过强调效率和自由从内部进行改革。他们“盗用”中国的科举制，抨击任人唯亲，开拓市场，并限制颠覆自由的国家权利。在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推动下，“守夜人国家”变得更小和更有能力。尽管英国人口规模在1816-1846年间上升了近50％，维多利亚时代也改善了很多服务(包括建立了第一支现代警察部队)，但英国的税入却从8000万英镑降至6000万英镑。后来，像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这类改革者一直在设法“节约这个国家的残余物资”。

但常见的是一次革命会引起另一次革命。19世纪下半叶，自由主义开始质疑缩减政府规模的根源：穆勒及其追随者好奇的是，自由对那些没有受过学校教育或保健教育的工人有什么好处？男人(最终也将包括女人)是否应有权选举，不这样想是否会显得很狭隘，教育是否需要普及且雄心勃勃。各国政府是否在互相竞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如果俾斯麦让普鲁士变成强国，那么，那些将工人教育得最好的人肯定会胜利。

因此，每位公民都能改善生活使其成为利维坦契约的一部分。这不仅为共产主义脱离常轨奠定了基础，而且为第三次大革命铺平了道路：现代福利国家的发明。现代福利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不是其创始人，如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和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所想象的那样；但却是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容忍的。自二战以来，在西欧和美国认为现代福利国家必然会出现――除了20世纪80年代期间，受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启发，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暂时停止了扩张并将经济制高点私有化。我们将这称为半个革命的原因是，虽然它回到第二次“自由主义”革命的某些创始理念，但在设法扭转国家规模上却最终失败了。

锦上添花

每次革命都非常曲折。但明确的是，欧洲和美国政府在过去500年始终是新思路的来源。而自由与民主是新思路的中心。西方国家的崛起不只是基于合适的公务员制度。实际上，霍布斯的利维坦怪物是给保皇党人提出的一种危险的自由，因为利维坦依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社会契约这一概念。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将运行良好的国家作为个性解放的先决条件。而他们的费边社继任者也将福利国家作为个人成就的先决条件。随着福利国家不断增多，西方国家往往赋予人们更多的权利，如选举权、受教育权以及享受医疗和福利的权利。

但西方国家如今出现了另一个特点：膨胀。统计数据说明了部分事实。从1913-1937年，美国政府支出在GDP中所占比例从7.5％增至19.7％，1960年达到27％，2000年达到34％，而2011年已达到41％。但这些数字并不能完全说明政府已成为我们生活结构的一部分。

美国的利维坦要求获得以下权利：告诉你要学习多久才能成为佛罗里达州的一名理发师(两年)以及监控你的电子邮件。它还要求美国的医院在治疗疾病时遵循14万个代码，其中包括击中一只乌龟所带来伤害的一个代码。政府曾是生活中偶然的合作伙伴，是霍布斯交易另一方订约人，也是穆勒所描述的俯视着我们的守夜人。如今，它变成了无处不在的保姆。历史学家艾伦•泰勒(A. J. P. Taylor)早在1914年就观察到，“除了邮局和警察局外，一位明智守法的英国人就可以在几乎不注意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好好生活下去。他可以生活在他喜欢的地方――从广义上讲，国家行为只是为了帮助那些不能自助的人。它不干涉成年公民。”而如今，那些明智守法的公民无法一刻，更别说是一生，不注意到国家的存在。

一直有人在不断尝试阻止国家规模的逐步扩大。1944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中告诫人们：国家处在破坏赋予其生命的社会的危险中。从那时起，这为保守派政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话题。1975年，现任加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在上任之初就宣称了一个“限制的时代”。这种对“限制”的担心深刻地改变了未来十五年人们对国家的思考。上世纪90年代，左派和右派都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全球化会约束国家：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宣称眼下是严控人民生活、经济等的大政府即将结束的时代。事实上，利维坦仅喘息了片刻。政府便迅速恢复了扩张。自小布什(George W. Bush)将美国政府的规模扩大得超过了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以来的任何一位总统。而全球化只增加了人们对安全保障的渴望。即使考虑到最近所遭遇的挫折，现代西方国家仍比历史上任何国家更强大，也比任何私人公司要强大。沃尔玛可能拥有世界上最高效的供应链，但它并没权力监禁人民，或向他们征税，或是监听他们的电话。现代的国家只要轻触一下按钮就可以杀死世界另一端的人，也能即时监视他们。

为何很多人认为国家会继续增长，这一问题有着强大的人口构成和经济原因。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应享权利在不断增加。政府主导了经济领域，如健康和教育等领域，不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但国家扩张的其他原因一直是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都纵容自身的欲望，前者大肆颂扬医院和学校，而后者则不断讴歌监狱、军队和警方。两方都创建了形形色色的监管。虽有“救济乞丐”和“福利皇后”之忧，但大多数国家的开支都被中产阶级所消化，其中许多是保守派人士。选民总是投票支持更多的服务；而有些人只是比他人更强烈地感到不满。

不管怎样，民主和迅速扩张已齐头并进。我们的政客给我们提供的比我们想要的更多。比如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医保、更多的监狱、更多的养老金、更多的安全以及更多的应享权利。而矛盾的是，我们仍不开心。选民的要求已使国家负担过重，但他们还是很愤怒，认为这些机构运行得很糟。美国联邦政府在独立战争时期得到的支持比英国乔治三世得到的要少：只有17％的美国人说自己对联邦政府有信心，不到1990年36％的一半，也不到20世纪60年代70％的1/4。现在，更多的人认为自己是无党派人士而不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

总之，国家正处于困境中。神秘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认为国家不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实际上，现状不可能一点不变。作为一名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恩(Herbert Stein)曾幽默地说道：“如果事情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它就会停下来。”未来几十年，政府将不得不大幅改变其状况。在西方，更多的时代即将结束。是时候进行第四次革命了。

变革之风

由于失败、竞争与机遇这三股力量的汇合，控制利维坦将成为全球政治的核心。西方必须改变，因为崩溃在即。新兴世界需要改革以保持不断进取的状态。全球竞争已出现，这是一种希望与恐惧并存的竞争：政府能做得更好。

债务和人口意味着富国政府必须改变。西方各国政府甚至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前就已入不敷出。美国政府的盈余仅为1960年的5倍。在可预见的将来，国家会带走一些东西――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还要多。在一些地方，政府特别不会处理其资产。例如，在希腊和美国一些城市，带走的东西已经戏剧化：在圣贝纳迪诺市，律师劝告人们“锁好大门并将枪上膛”，因为这座城市再也请不起警察了。

这场战斗将会直指民主的核心。西方的政客喜欢吹嘘民主的美德，并敦促偏离正道的国家去拥抱民主，不论是埃及还是巴基斯坦。他们争辩说，“一人一票”能治愈一切，不论是贫困还是恐怖主义。但民主实践起来却愈加偏离理想。而不可告人的真相却是，当西方民主着重强调给予时，民主就会变得相当松弛与低劣。利益群体(包括很多为国家工作的人)相当成功地劫持了政府。

如果失败是改变的第一个信号，那么竞争就是第二个。虽然政府遭遇了挫折，但新兴世界正在开始提出一些惊人的新想法，在这一过程中侵蚀着西方的竞争优势。如果你正在寻找医保的未来，印度将大规模生产技术应用于医院的尝试就是其中的一种解决方法，正如巴西的有条件现金转移系统是未来福利的一部分一样。

到目前为止，新兴世界没有抓住机会来跨越那些已出现的技术。巴西正步入养老金危机阶段，甚至会比希腊和底特律更严重。印度可能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医院，但却有着很多最劣质的道路和最慵懒的政客。但不要愚蠢地认为新兴世界离我们很遥远。西方垄断聪明政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这就指向了第三种力量：做更好政府的机会。正如以前的革命一样，威胁显而易见：破产、极端和放任。但有这样一个机会：一个将职责过多的机构现代化的机会。国家该如何改变？各方都会抓住的务实答案是依靠改善管理和利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