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当代思潮系列评说之廿七

（一）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是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重大举措，是符合现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乃至更长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的正确选择，对此，人们已取得了共识。但它也是现阶段我国从根本上解决道德建设问题乃至更长历史时期的伦理问题的正确选择，对此，却有一些人仍然心存疑虑．当然，选择市场经济，同任何选择一样，不会是完满无缺、万无一失的，但它并非属于以牺牲或贬损道德建设为代价的无可奈何的一种二难选择．在克服了毛泽东时代的种种错误信条后，人们已牢固树立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信念．从历史发展的总过程和总趋势上看，社会生产力越是快速发展，物质财富越是丰盛充裕，人们的道德水平便越有可能明显提升和进步。（可参阅系列评说之廿四）正是在社会生产力较快发展，物质财富较为丰盛的前提下，才能象当年马克思与恩格斯说的那样，出现＂新鲜的思想＂布满全社会的效应。他们还指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因为包括道德之恶在内的＂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３９、４３页）在左倾错误泛滥年代，我国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是这类＂精神的批判＂的亲历者，他们深知，当年对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的批判，甚至“狠斗私字一闪念”，尽管极为频繁和激烈，却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使那些似乎已被消灭的陈腐的思想道德“死灰复燃”．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不可绕过的、具有必然性的社会现象。它在促使社会生产力较快发展的同时，并不必然带来道德上的缺失，并非＂利己＂多了，＂害他＂也就多了．不可否认，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个人有更多机会同他人、社会交往，从而在一定期间，既造成较多的行善的机会，又造成较多的作恶的机会．甚至在最初期间，在社会的表层，似乎作恶者多了起来．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看到：只有在交往中兼顾他人、社会的利益，坚持公平守信的原则，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功利目标，那些搞欺诈拐骗等害人的行为，是难以在市场活动中立足的．当把视角从中国扩展至全球范围时，人们不难看到，即使在一百年前，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式的“将兄弟关系引入富人与穷人的和谐关系中”的资本家就开始出现了。近些年来，助人为乐、奉献社会的现象多了起来，美国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遗嘱中宣布将个人财产的百分之九十八捐给慈善基金会。伴随着一些具有“信息社会”特征的“新公益”事业的产生，使包括阶级矛盾、贫富矛盾在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缓和了，而这是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一提市场经济，人们往往想到的只是竞争，其实，健康的市场经济活动固然要有竞争，但也必然要有合作，而两者都体现着平等的精神．平等的精神，是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具有基础地位的内容．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列宁，在思想领域中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资本主义的平等观，往往使人产生了误解，＂平等＂观念似乎黯然失色了．但是，他们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建立了一、二百年，资本主义的平等观已暴露出某种片面性的历史条件下，举起批判大旗的．他们并没有否认资本主义的平等观的历史意义，更没有否定平等本身的重大社会价值，只是要求用社会主义的较为全面的平等来取代资本主义的那种残缺不全的平等．而我们中国的今天，是在与他们所处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来面对平等这一问题的．由于两千余年历史文化中消极面的影响的深重，虽经五四运动的洗礼，仍难消除，加之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组织活动方式的惯性延续，使党内和社会上的平等精神受到了很大限制．人与人之间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至今未能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即以当代社会现实来说，群众对领导，下级对上级，秘书对首长，几乎不能、不愿、不敢以平等的人格进行监督，致使相当一些领导干部从搞不正之风到出现腐败行为直至进行犯罪活动，并长期得不到劝阻、抵制和揭露．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之不高，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可见，高扬平等精神，在当代的中国，是十分必要的．而市场经济，正是平等精神的经济基石．应当看到，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已经制定并完善着各种经济法、民商法、企业法、公司法，体现了国家的总体干预能力，使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主要作用的同时，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发挥必要的调控作用．在法律这种＂他律＂的规约下，市场主体的道德＂自律＂必然增强起来．人们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各个领域，与一、二百年前相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的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出现了由缺乏人性的＂硬管理＂到人性化管理的＂软管理＂的转变，那里的管理科学中也出现了如梅奥的＂人群关系论＂，亚当斯的＂公平论＂，雅克卡的＂培养团队精神＂等行为科学理论．在一般社会生活领域，从领导人到民众，平等精神已普遍确立起来。八十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的儿子，在失业期间同别的失业者一样排队领取失业救济金。中国在制定市场经济的各种法律方面，已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又继续制定、补充和修改了力图与世界各国接轨的各种法律，从道德层面来说，就是更好地发挥了人们称谓的＂制度伦理＂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比之理论教育具有更大的效果．当然，市场经济制度再完美，也总还会有负面作用的．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利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平等精神，来促进全社会成员道德水平的提升．

（二）中国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下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体现了在中国当代历史条件下对市场经济的一种时代制约．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所实行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原则，固然肯定了利益主体的多元性，但在国有企业中，最终产权归全民所有，在集体企业中，最终产权归企业全体成员所有．这就必然使企业的法人代表和广大职工的心目中有个＂公＂字的大背景，并成为＂公共优先＂这一道德规范的带有恒久性质的经济依托．在公有制企业中实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既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各尽所能，多劳多得，防止消极怠工，又可以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当然，要在公有制经济中坚持以上两点，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做出巨大努力．因为我国的现实是，一些公有制企业负责人在众多行政官员的默许、支持下，甚至是在官商勾结下，很大程度上把＂公产权力＂变成了＂私人权力＂，为所欲为，并在收入分配上向自己＂倾斜＂，而那些缺乏主体意识、主人翁精神的众多下级和职工，则对此予以容忍和迁就，并力图从中“沾光”．如果把视界放在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又不难发现，在本世纪初，尽管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别却在扩大．据＜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发表的＜２００１：前沿报告＞中称，研究者普遍认为，由于居民收入差别迅速扩大，已形成了贫富阶层的明显分化．在世界银行的几次统计报告中，都把中国的基尼系数测算为高于０．４，超过了０．３－０．４的正常值，而西欧多数国家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只在０．２４０．３６之间．亚洲发展银行也把中国的基尼系数测算为０．４以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２００５年统计指出，在整个中国的国民财富中，占百分之二十的贫困者占有的份额为百分之四点七，而占百分之二十的富有者占有的份额为百分之五十．近年来，尽管党和政府做了众所周知的努力，提高了城乡居民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但这种＂明显分化＂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而据北京大学的一个调查中心公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称，目前中国顶端百分之一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百分之二十五的家庭，占有全国百分之一的财产。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在五年内消灭贫困县（按：含解决七千余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需要做出艰巨的努力，才有可能达到。事实表明，过大的财富、收入差距，既易造成高者的高人一等、自满自足的社会心理，又易造成低者的某种低人一等、不满愤的社会心理．这两种社会心理，都会引发并必引发道德堕落行为．但是，行政权力市场化和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更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可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解决好财富和收入的分配问题，不但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正确进行道德建设的需要．也就是说，真正的市场经济，特别是排除了行政权力市场化和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道德建设的重要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当前整个社会有机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现象，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全貌．我们的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其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和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及其导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影响到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这突出地表现为它能以促使政治体制改革较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民主政治的建设又必将会大大促进道德伦理的建设。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和公民意识的高扬，必然表现为言论自由之得到保护和鼓励，以致会出现人们多年不大谈论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而这是进行道德建设所必需的。在一个言论自由受到诸多限制的国家，在公民讲真话、写真文时顾虑重重、心怀恐惧的社会，是难以进行有成效的道德教育的，即使强行灌输，也要走向虚假，出现道德上的泡沫化，这已为实行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年代所进行的道德教育实践所证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做为主体的个人的谋利活动这种似乎并不高尚的的活动，由于体现了“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马克思语，可参阅系列评说之廿六）这一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便有可能使广大社会成员一步一步从小我到大我，从私到公地提升着自己的道德水平。这种提升是一种自然的内生过程，不夹杂着勉强、被迫、做作的成分，其道德效果是牢固、稳定、恒久的，而那种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年代，通过权力机关、单位的领导者、管理者、宣传者和各种媒体所进行的高调的说教和规劝、训导，有时甚至是运动式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则是一种外在的、难以做到的“灌输”，这样的“道德建设”，极易产生短时、不牢、虚假的效果。这两种不同的道德效果，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前后的对比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做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利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基础条件，坚持和改进道德建设的内容、方法，是十分必要的。无疑，中共比任何一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政党都经受过最为长期、残酷、曲折的内外斗争磨炼，因而形成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和道德资源．应当肯定，就总体而言，党在战争年代，在战场上和根据地中所形成的，由毛泽东表述过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自我批评的思想作风，由刘少奇表述的共产党员修养的诸多方面，以及由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等阐述过的若干做人的原则，曾对几代人的道德风尚发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仍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是道德所具有的普适性的品格所决定的（可参阅系列评说之廿二）．人们不应当因为其中混杂有某些片面的或消极的因素，以及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晚年在道德上出现了重大缺失，而轻率地抛弃这些道德资源．但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党的丰厚的道德资源，应当由市场经济的新特点、新形式、新要求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促使人们对于建国以来的道德资源注入新的活力，做出新的解释，并克服其中的某些片面的或消极的因素。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胡耀帮等领导人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并结合当前社会生活的实际，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重新诠释了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关系，重视了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努力使道德建设立于更为扎实的基础之上．在世纪之交，党中央号召全党同志＂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指出党必须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