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 吴志辉：孙中山《民权初步》若干问题之检讨

内容提要：于种种原因，对孙中山《民权初步》的研究，多年来一直为人疏忽。要打破这种现状，应该坚持以下原则：一是Backtotext（回到文本）！二是BacktoSun（回到孙中山）！依据第一个原则，考察了中国民众的"一片散沙"与异族专制、民权与民族前途、民权与参政权、民权知识普及与先知先觉者、会议与集会、会议召开的"同"与"异"、计票时的"大多数与较多数"、暂时会与永久会等八个问题。依据第二个原则，孙中山在民权问题上有如下倾向：因富强之梦而钟情民权；普及民权知识，知先行后；落实民权，过于简单化、天真；以赶超的发展模式，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民权与专制，此消彼长；社会阶级继续对抗，革命与民权难以两全。

关键词：孙中山 民权 会议

孙中山这位为两岸尊崇的"革命先行者"，身后获得的声名足以弥补其生命短暂留给世人的遗憾。中国学者们关于他的思想言论、行为、出身、家族以及革命同仁等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已经形成名副其实的"孙学"了。但是，如何创新孙中山研究，已是学人不能回避的难题。基于此，本文以《民权初步》（原名《会议通则》）为研究中心，希望为此提供些许经验。

一

孙中山晚年所著的《建国方略》，以"心理建设"、"物质建设"与"社会建设"并举，彰显他为天下计的苦心孤诣。学界对前两部分的研究多有涉足，对后者的研究明显不足。这是什么原因？

根本原因是《民权初步》内容本身。该书如孙中山所说，主要摘录于"西国议学之书"，"尤以沙德氏之书为最多"[1]。因为"沙德氏之书"，一是"条分缕析，应有尽有"，"议学之妙用"尽在其中；二是"显浅易明"，便于中国这样的初学者。简言之，内容全面而浅显。

第二是研究者的心态。孙中山是举世罕见的伟人，学人对其怀有景仰乃至崇拜的意识。像《民权初步》这样一本文字繁琐、思想平淡的书，不仅不能说明他的卓越见识，反而有损于他革命理论家的道德权威。因此，对该书就采取避之不就或者一笔带过的做法。

第三是孙中山研究"热点"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围绕着"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或近代化）"这个主题，开发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但中国社会本身对政治现代化，一直持谨慎的态度。所以，这本试图规范公民政治行为、促进政治现代化的书，很少引起学者的关注。

第四是研究方法。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于资料的存在形式（专论、演说、电文、书信、图片等）、发掘资料的困难以及研究方法的陈旧等障碍，很难为"孙学"带来新气象。在我们看来，要突破困境，最好在研究方法上寻找出路。然而，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一直没有什么突破。相反，国外学者倒是进行了新的尝试。美国学者威廉oHo布兰察德将孙中山定位为"折衷主义者"，并从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来分析他的行为动机。作者指出，由于"他（指孙中山--引注）既要保持一种和蔼可亲、宽容大度的姿态，又要用棍棒强行把民主思想灌输进他的同道们的头脑之中，他肯定会为此而倍感难受。因此我们发现，一方面他在为赢得对中国的完全的、毫无争议的控制而奋斗；另一方面他又常常离开政治领域去写作、研究和教育人民。……很明显，孙逸仙认为他只是一个要为中国人民带来道德上的改变，才去寻求权力的人。在引退问题上，他的动机与甘地的动机相类似，他要从政治上退下来，去思考和写作，从而在人民中创造出一种革命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将是防止中国退回到古代中华帝国去的最好的工具。"[2]结论成立与否，姑置不论，但是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孙中山革命行为的动机，就极具新意。

在回答了《民权初步》研究被"疏忽"的原因后，再来检讨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据笔者所见有两篇：第一篇简要阐述了《民权初步》的内容、价值、意义等，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可能彻底贯彻和执行它；那种企图以此作为改造当时社会现状的主要手段，更是空想。第二篇主要考证由汪精卫起草的《总理遗嘱》为何"漏列"了《民权初步》。[3]很显然，这两篇文章对其内容本身，很少进行反思性的分析与评价。为了进一步深化对《民权初步》的研究，笔者将按照两个原则进行：

一是Back to text（回到文本）！

二是Back to Sun（回到孙中山）！

二

所谓"回到文本"，就是仔细解读《民权初步》，暂时淡化（而非完全不虑及）撰写者的动机和面临的具体情境。经过解读发现，尽管孙中山用心良苦地为国人设计了非常翔实的参政议政规则，倾注了他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殷切期望，流露了盼望中国早日步入富强之域的焦灼心情。然而，其中有几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孙中山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专制有以致之也。"[4]

这种论断，确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其用意在于将中国民众与满族统治阶级划为两个明显的对立阶级，激发前者对后者的仇恨，唤醒前者的斗志，达到颠覆后者的目的。但是，把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生活状况，仅仅归于"异族之专制"，就不明中国自古以来之社会结构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主要受制于家族制度和官僚制度。家族作为较小的社会单元，是中国乡村社会极其泛化的组织存在形式；官僚作为社会权威的支撑，是一种高高在上的阶层，取得了社会控制的组织优势。再通过"官本位"这个扩大化的社会价值，把二者贯通起来。也就是说，所谓的"官本位"，最后都将经由"家族本位"来体现与完成。所以，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组织细胞和载体，所谓中国民众"一盘散沙"就未必成立。其实，孙中山还多次谈到"一盘散沙"（或"一片散沙"）的问题。

在《民族主义》"第一讲"里，他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即孙中山说的民族主义--引注）。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5]这样看来，孙中山对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并非不知。但是，为了解释外国人关于中国人"一片散沙"的说法，便强调中国人历来就有很强的家族观念，缺乏国族（国家）观念。孙中山在这里，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只有"家族主义"、"宗族主义"而没有"国族主义"。也就是说，他没有重复在《民权初步》中坚持的观点，而是转而去说明，为了消除中国人"一片散沙"的状态，应该从巩固家族出发，逐步发展到宗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6]这就等于说，如果把中国人固有的家庭和家族观念贯彻好，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念就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当中国的国家观念树立起来了，中国人"一片散沙"的落后状况就终结了，中国人的组织程度也就加强了。至于为何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显然不是由于"异族之专制"的结果。因此，不用颠覆满清专制统治就可以结束"一片散沙"的状况。孙中山自己就说过："常人有言，中国四万万人实等于一片散沙，今欲聚此四万万散沙，而成为一机体结合之法治国家，其道为何？则必从宣誓以发其正心诚意之端，而后修、齐、治、平之望可几也"。[7]暂且不究他在此处的自相矛盾，而是认定他的说法成立。可是不要忘了，他在《民权主义》中还说过，中国人之所以是"一盘散沙"，是由于人人自由："外国人一面既批评中国人没有自由的知识，一面又批评中国人是一片散沙。外国人的这两种批评，在一方面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没有团体，又在一方面说中国人不明白自由。这两种批评，恰恰是相反的。为什么是相反的呢？比方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究竟说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什么是一片散沙呢？如果我们拿一手沙起来，无论多少，各颗沙都是很活动的，没有束缚的，这便是一片散沙。如果在散沙内参加士敏土，便结成石头，变为一个坚固的团体。变成了石头，团体很坚固，散沙便没有自由。……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一面说没有结合能力，既然如此，当然是散沙，是很自由的；又一面说中国人不懂自由。殊不知大家都有自由，便是一片散沙；要大家结合成一个坚固团体，便不能象一片散沙。所以外国人这样批评我们的地方，就是陷于自相矛盾了。"[8]"中国人既是一片散沙，本是很有充分自由的。如果成一片散沙，是不好的事，我们趁早就要参加水和士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结合来成石头，变成和坚固的团体，到了那个时候，散沙便不能够活动，便没有自由。所以中国人现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国人的本质，中国人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9]稍后，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是一片散沙，我们是承认的。但是说中国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们便不承认。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由于什么东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象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10]孙中山以上的分析恰当与否姑且不论。我们发现他在《民权初步》中却认为饱受专制之累的中国人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11]，所以处于"一片散沙"状态。这显然与他说的中国人都有自由矛盾。问题的关键或许是孙中山与外国人所理解的"自由"有本质的差异："自由的解释，简单言之，在一个团体中能够活动，来往自如，便是自由。因为中国没有这个名词，所以大家莫名其妙。但是我们有一种固有名词，是和自由相仿佛的，就是'放荡不羁'一句话。既然是放荡不羁，就是和散沙一样，各个有很大的自由。"[12]殊不知，如果人人都放荡不羁，各行其是，最后就人人自危，毫无自由可言。

其二、孙中山认为，"今后民国前途之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13]"吾国人既知民权为人类进化之极则，而民国为世界最高尚之国体，而定之以为制度矣，则行第一步之工夫万不可忽也。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如是，……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14]

他把未来中国的命运系于民权之发达程度，其重视民权的地位、渴望中国人享有民权的急切心情，确实值得理解与尊重。而这种急切的心理，他在"心理建设"和"物质建设"中，亦有流露。

在《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的"自序"中说："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以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比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15]言下之意，只要人民的心理建设稳妥进行，建成一个世界最好的国家，就指日可待了。

在《实业计划（物质建设）》的"自序"中认为："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吾欲操此发展之权，则非有此知识不可。吾国人欲有此知识，则当读此书，尤当熟读此书。从此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以推求众理。庶几操纵在我，不致因噎废食，方能泛应曲当，驰骤于今日世界经济之场，以化彼族竞争之性，而达我大同之治也。"[16]在此处，"中国存亡之关键"又系于实业发展了！

应该说，孙中山的理想，实在可贵、天真。但是，他既知中国政治传统以及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法治观念、组织观念淡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