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 宝成关：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

内容提要：西方自由思想自传入中国社会，其命运多舛是众所周知的。从历史的纵轴线来看，有的学人以为，严复对"自繇"思想的独特理解，便预设了其命运。我们认为，这种代际相承的影响，并非"自繇"思想命运的致命因素。实质上，每一代思想家对"自繇"思想解读的中西文化传统参照系与现实处境，才是导致他们传播"自繇"思想成功与否的根本性要素。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自然不能游离中西文化传统与现实处境的限制。正是在这种限制下，他用"自繇"来对译"liberty"，完成了概念的转换，同时也染上了中国特色。而要切实了解他对"自繇"思想解读的基本特征，我们就必须从"自繇"与限制、"自繇"与信仰、"自繇"与启蒙、"自繇"与富强、革命等的关系去透视。明乎此后，我们才会理解"自繇"思想为何在中国社会难以安身立命，而不轻易地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布道者们进行情绪化批判。

关键词：自繇 自由主义 启蒙 革命

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代布道人，严复也许很难料到"自繇"思想在其身后的命运。然而，从历史的纵轴线来看，人们每当为"自繇"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劫数哀惋时，总会回溯到严复的"自繇"思想世界里。换言之，严复对"自繇"思想的独特理解，制约了其后的思想家在此问题上的最初视野。不过，这种代际相承的影响，决非是"自繇"思想命运的致命因素。实质上，每一代思想家对"自繇"思想解读的中西文化传统参照系与现实处境，才是造成他们传译 "自繇"思想成功与否的根本性要素。因此，重新探讨严复在两种文化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支配下对 "自繇"思想的理解状况，便十分有助于我们认识 "自繇"思想在中国的遭遇。

一、概念的转换：从"liberty"到 "自繇"

西方近代政治学在19世纪初便零星地被介绍到中国。一般来说，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学，都有一套相对独立成型的概念、方法、范畴与价值系统等。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传播还是了解一种政治学，必须抓住其中的核心或基本概念。依此而言，西方近代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两个即"民主"与"自由"。作为近代中国士人的严复，他对西方近世政治学的把握，正是从对"自由"的理解开始的。不过，由于严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他在传译西方近代政治学时，无法逃避如下的问题：关于两种异质政治文化传统的通约与拒斥问题。而对此问题的解决首先就面临一个概念"双向转换"即向他人传输时需要概念转换与接受对方传输时也需要概念转换的困境。此种困境集中表现为：一方是否精确地表达了另一方的真义。基于上述，我们在此部分主要探讨以下两个问题：严复在传输西方近代的自由思想，是如何进行概念转换的？这种概念转换的过程，是如何限制他对它的理解的？

严复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说："西人文法与中国迥殊，……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1]这里，严复提出了一个事实：中西文法不同。中西文法不同，自然会影响我们对"自由"的理解，而不是如严复说的那样与文字无关。正是这样，他在译"liberty"时，进行了一番考察。他认为，liberty（里勃而特）不能译为公道，"公道西文自有专字，曰justice札思直斯"。而liberty与"freedom伏利当同义"，它的含义是"无挂碍"，且"与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necessity必须等字为对义。"[2]很明显，严复倾向于用"freedom"的"无挂碍"之义来诠释"liberty"。现在问题的关键是，"liberty"的中文对译词"自繇"能否恰当地传译出它的神髓？

"自由"（严复改"由"为"繇"[3] ）作为一个名词，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概念里虽时有出现，但并未占据显赫位置。一般来说，在中国思想谱系里主要从三个方面使用"自由"一词。第一、从贬抑、负面的方面使用，如"吾意怀不忿，汝岂得自由"（《孔雀东南飞》）、"兄弟权要，威福自由"[4]，其含义是放纵、放诞不羁、无法无天等。第二，从称赞、正面的方面使用，如"送客逢春可自由"（杜甫诗）、"始惭当此日，得作自由身"（白居易诗），其含义为生活中无拘无束，又常与"自在""自然"等同义。第三、从人格修养、精神境界方面使用，如孔子的"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庄子的"在宥"与杨朱的"为我"等，其含义是人格自由、精神自由。严复本人对此有无清醒的认识呢？他说："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能转物者，其自繇也。"[5]由此可见，严复对自由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三个方面的含义都是有自觉认识的。由于这种情形，用"自繇"一词还能精确表达"liberty"的含义吗？从他写的《群己权界论・译凡例》里，我们可以深察严复的良苦用心。在他看来，只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便可大功告成。一是拨乱反正；二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挖掘与之相似的资源。

怎样拨乱反正？首先要摒弃将"自繇"视为"放肆""淫佚""不法""无礼"的庸俗作法，其次要树立起"自繇"的原初意义是"自主而无挂碍"的信念，最后要下大力气译读穆勒的On Liberty一书，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

如何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与之相通的思想资源呢？严复从先秦诸子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思想中找到了灵感。他将"恕"、"洁矩之道"、"明德新民"与"西法自由"联系起来，又将"在宥"与之相比，认为"挽近欧西平等、自由之旨，庄生往往发之，详玩其说，皆可见也。"[6]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严复从现实生活即"待人及物"与精神意境即"自得"、"得意忘言""逍遥"两个方面把握自由的含义，与拨乱反正的意旨一致。

严复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努力，是否确能明了"自繇"之真义？他对此深有警觉："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洁矩。……中国恕与洁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也"[7]。中国的自由传统中缺乏政治自由，即"政界自由之义，原为我国所不谈"[8]。张佛泉先生认为，自由有两种："一种指政治方面的保障，一种指人之内心生活的某种状态"[9]。按此理解，中国文化传统里所有的自由传统主要就是指"人之内心生活的某种状态"，也就是我们前边所说的从人格修养、精神境界来谈的"自由"。

由此可见，严复费尽心思地用"自繇"来对译"liberty"，因为他觉得该词"依西文规例"为"非虚乃实"[10]，更为紧要的是他从中国思想传统中找到了可以与之通约的资源。但是，严复也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出发去领会一种迥异的政治文化传统，多少会受到限制，更何况"名义一经俗用，久辄失真"[11]，中国民众大多数都把"自繇"视为"放诞、恣睢、无忌惮"的代名词，对它一向有深深的误解与排拒意识，这无疑又平添了"liberty"进入中土的困难。然而，严复用"自繇"（自由）来译"liberty"，几经传布，现已深入人心，可以说是他的一大功劳。非常有意思的是，早期的西方传教士将"liberty"贩入中国时，多以"自主、自主之权"来译"liberty"[12]；而所谓"自主之权"又常与"民为主"相通，却同"君为主"俨然对峙。在当时专制政治挟制下，要想倡导"自主"，无异于向君主挑战，显然会受到当政者的沉重打击。严复对此可能没有多少知晓，他穷尽余生努力倡导的自由，因为语言差异、文化差歧、思维方式不一以及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势等因素，难免染上中国特色。为此，我们拟从"自繇"与限制、"自繇"与人们的信仰、"自繇"与人们的智识、"自繇"与时代主题等方面去探讨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

二、"自繇"与限制的关系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自由"概念，有精神逍遥、意志无拘之义，后人据此以为这接近于西方思想家所指称的"积极自由"。严复可能十分欣赏这种庄子式的逍遥，但是他又认为"自繇"应该是非常实际具体的即"非虚乃实"。为了进一步消除人们对"自繇"思想本身的误解，他将"自繇"与限制联系起来，力图在"自繇"的有限性与个体的独立自主性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也就是他所说的"界"。

"自繇"为什么必须是有限的？严复认为，假若"有人独居世外"，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其自繇界域，岂有限制"[13]？事实上，这种桃花源般的生活对于有群居本性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14]。既然如此，要想维系世界的正常运转，就必须遵循"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15]的原则。严复的此种识见，使他在穆勒的On Liberty中找到了证据，这也是他为什么对该书情有独钟的原因。

我们知道，那种随心所欲、散漫无边的所谓自由在中国社会很有市场，这是"自繇"真义很难获得知音的缘由。实际上，真正的自由思想家在自由与限制之间都有理性的认识，在他们看来，"普遍自由的第一个条件是一定程度的普遍限制"[16]，"任何时代的社会自由都以限制为基础"[17]。在严复眼中，如何才能避免用限制来压制甚至取代"自繇"呢？他主要从两个维度来探讨：一是从社会成员的维度；二是从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维度。

从社会成员的维度，实际上就是从每个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出发。人类既然不可能离群索居，就必须生活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由于欲望、利益与资源的非均衡性，每个人不可能总是感受到生活的和谐。因此，每个人行事必须考虑到两个原则：分享"自繇"但不能损害他人利益，珍爱"自繇"但必须承担责任。前者使严复对"不法""无礼"式的"自繇"深怀戒心，后者使他认为"自由者，各尽天赋之事，而自承之功过也"[18]。

怎样才能满足每个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呢？除了个人对秩序的追求与对责任的担当外，我们必须求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合法代理人，这就是一个社会一定时代的政府。在严复看来，政府（或国家）的职能就是维持人间秩序，如果"无政府，亦无国家，则无治人、治于人之制，是谓君臣伦毁。且不止君臣伦毁，将父子、夫妇一切五伦莫不毁"[19]。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治人、治于人之制"，防止人伦破坏，预防人人相欺，只有每个人享有的"自由取决于法律、习俗或他们的感情"时，才是"好的自由"[20]。因此，严复十分强调对中国文化传统、历史经验与生活常识、风俗人心的尊重。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一定是可信与可靠的吗？换言之，政府对社会成员享有的自由会不会造成伤害呢？"政治学所论者，一群人民，为政府所管辖，惟管辖而过，于是反抗之，自由主义生焉"[21]，"自由云者，作事由我之谓也。今聚群民而成国家，以国家与自由反对也"[22]。依据这些言论，严复对政府（或国家）与自由的紧张关系是有警觉的。在笔者看来，严复之所以有这样的隐忧，是与他对君主专制的痛斥有关的，因为正是在"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的专制君主统治下，社会成员"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23]，哪里还有自由！既然，政府有对社会成员的"自繇"造成威胁的可能，就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认真斟酌政府与自由的关系，"使相济而不相妨"[24]。

实际上，只有真正认识到政府可能对"自繇"形成的威胁，才可能合理安排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规则与制度，也才会为个体自由发展提供可能的空间。进一步说，个体在自由的有限性下才可能充分发挥其自主性。这种自主性，首先表现为每个人自己有判断善恶并对善恶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即"善恶由己"；其次，每个人都可以"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不为古人所欺"和"不为权势所屈"[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