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 毕彩云：严复的政体观：以孟德斯鸠《法意》为中心」正文
摘要：比照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纳琴特英译本，严复关于政体三分法的译述不一，但总括以"民主"与"君主"两类。对三种政体所表现的精神，严复则译述为"民主以德"、"君主以礼"以及"专制以刑"，然而对"德"、"礼"与"刑"的理解又是多样的。这就表明严复的翻译并不拘泥于原文，而是渗透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基于此，他还认为孟德斯鸠的政体学说是纲领性的论点，是趋于理想范型的；必须放置在古今流变的历史背景下来审视孟德斯鸠的政体学说；孟德斯鸠的政体学说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民主不过是一理想政体。
关键词：严复；孟德斯鸠；法意；政体
严复对政体的全面而深入了解，应是在他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之时。在《法意》的正文之前，附有其模仿太史公风格写的《孟德斯鸠列传》。在最后一段的评语中，他说：
吾读《法意》，见孟德斯鸠粗分政制大抵为三：曰民主，曰君主，曰专制。其说盖原于雅理斯多德。吾土缙绅之士以为异闻，虑叛古不欲道。虽然，司马迁《殷本纪》言伊尹从汤言"九主之事"，注家引刘向《别录》言："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是何别异之众耶？向称博极群书，其言不宜无本，而三制九主，若显然可比附者，然则孟之说非创闻也，特古有之，而后失其传云尔。
称孟氏政制三分之说"原于雅理斯多德"，是为不谬。中国士大夫因刘向有"九主"之说，以为孟氏之说是"叛古"的"异闻"，显然是比附之举 。认为孟氏之说"非创闻也，特古有之，而后失其传"，言外之意是孟氏把这失传的学说重现于世。而严复本人，又是将孟氏政体学说全面输入中国之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显见其对政体的理解。
一
关于孟氏"治制之形质"也就是政体之形式，纳琴特是这样翻译的："There are three species of government: republican, monarchical, and despotic.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ir nature, it is sufficient to recollect the common notion, which supposes three definitions, or rather three facts: that a republican government is that in which the body, or only a part of the people, is possessed of the supreme power; monarchy, that in which a single person governs by fixed and established laws; a despotic government, that in which a single person directs everything by his own will and caprice. 严复的译文是：
治国政府，其形质有三：曰公治，曰君主，曰专制。欲知三者之为异，举其通行之义足矣。盖通行之义，其中函三界说，而皆本于事实者，其义曰：公治者，国中无上主权，主于全体或一部分之国民者也；君主者，治以一君矣，而其为治也，以有恒旧立之法度；专制者，治以一君，而一切出于独行之己意。
就政体的表现形式来说，有"公治"、"君主"与"专制"三种。而在《孟德斯鸠列传》中，严复以"民主"、"君主"与"专制"称之。他的译法有无矛盾？在《社会通诠》中，他把德谟括拉寺democracy译为"民主"，或者与Politics相通，又与"公治"对应。如果他信服甄克思看法的话，我们对严复前后的不同译法就可以理解了。事实上，他确实比较推崇甄克思的这本政治简史。此外，笔者认为还与孟氏对republican的分类有关。从孟氏有关republican的定义来说，它可以分为"国中无上主权，主于全体"与"国中无上主权"主于"一部分之国民"。也就是孟氏说的"公治之制，更分二别：曰庶建，曰贤政。庶建乃真民主，以通国全体之民，操其无上主权者也。贤政者，以一部分之国民，操其无上主权者也。" 其中"庶建"对应的是democracy，严复很多时候译为"民主"，而"贤政"对应的是aristocracy。也就是说，republican包括有democracy（民主）。因此，严复说孟氏的政体又分为民主、君主与专制，大体上也是说得通的。奇怪的是，严复这里为何不把republican直接译为"共和"？其实他在《社会通诠》中对"共和"已经有所知悉了。这个问题姑且悬置。当严复在译至"Aristocratic families ought therefore, as much as possible, to level themselves in appearance with the people. The more an aristocracy borders on democracy, the nearer it approaches perfection: and, in proportion as it draws towards monarchy, the more is it imperfect. But the most imperfect of all is that in which the part of the people that obeys is in a state of civil servitude to those who command, as the aristocracy of Poland, where the peasants are slaves to the nobility." 时，他就忍不住发表了自己对孟氏政体三分法的看法：
五洲治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是已。君主之国权，由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民主有二：别用其平等，则为庶建，真民主也；用其贵贵贤贤，则曰贤政。要之，是二者于亚洲皆不少概见者也，东译姑以为共和。然共和见于周，乃帝未出震之时，大臣居摄之号，此与泰西公治之制，其实无一似者也。尝谓古民主之治，特利用于小国之间，若夫广土众民，非政由一君必不可。若今世美洲之合众国，欧洲之法兰西，昔造于十八世纪之末，文明大进之秋，前此所必不能者也。……夫五洲治制，皆宗法社会之所变化者也，顾东亚则以宗子而成继天立极之至尊，西欧则于游牧之时已著民族之平等，此其所以然之故，又不能不求于地势与所行宗教间也。
严复以"君主"与"民主"来概括世界"治制"，那孟氏所言的"专制"如何处理呢？在这里没有说明。他认为"民主"包括两种：庶建或真民主与贤政。前一个"民主"，严复明显对译的是republican。也就是说，democracy 与aristocracy从宽泛的意义上说，都可以称得上"民主"或"公治"。他在这里还解释了为何不把republican译为"共和"以及这种译法起自何处。
最为要紧的是，严复在这里透露了他观察与分析世界政体的理由。简而言之，"五洲治制，皆宗法社会之所变化者也"。除此之外，还要考察"地势与所行宗教"。前者受甄克思影响，后者明显受孟氏影响。这也可以说，严复之所以把世界政体分为两大类，是综合甄克思与孟氏思想的结果。
既然如此，严复为何不把孟氏所说的"专制"考虑在内呢？当他译完"From the nature of despotic power it follows that the single person, invested with this power, commits the execution of it also to a single person. A man whom his senses continually inform that he himself is everything and that his subjects are nothing, is naturally lazy, voluptuous, and ignorant. In consequence of this, he neglects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affairs. But were he to commit the administration to many, there would be continual disputes among them; each would form intrigues to be his first slave; and he would be obliged to take the reins into his own hands. It is, therefore, more natural for him to resign it to a vizir, and to invest him with the same power as himself. The creation of a vizir is a fundamental law of this government." 后，使他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专制：
此节所论，恨不令申不害、李斯见之。上蔡欲专秦之权，为之维齐，乃有督责书之上。不意后之为维齐者，又乃赵高而非己也。或曰："如孟氏之说，则专制云者，无法之君主也。顾申、韩、商、李皆法家，其言督责也，亦劝其君以任法。然则秦固有法，而自今观之，若为专制之尤者。岂孟氏之说非欤？抑秦之治，固不可云专制欤？"则应之曰："此以法字之有歧义，致以累论者之思想也。孟氏之所谓法，治国之经制也。其立也，虽不必参用民权，顾既立之余，则上下所为，皆有所束。若夫督责书所谓法者，直刑而已，所以驱迫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则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夫如是，虽有法，亦适成专制而已矣。且学者须知孟氏为十七期此学开山，故其说多漏义。即所立三制界说，亦不皆完全。读其书，掇其菁英焉可耳，勿遂视为定论也。"
严复此处言论表明他不同意孟氏有关专制的界说。按照孟氏的说法，君主是有法之君主，专制就是无法之君主。中国历史上的秦二世既用了宰相又推崇法家，那么秦朝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如果都不是的话，孟氏之说岂不为非？如果孟氏之说成立，那他所说"专制"只是不适合中国？经过严复的设问与应答，我们发现，他与孟氏认识差异的关键点在于对"法"的理解：孟氏认为"法"是"治国之经制"，一经设立，举国上下受其约束；秦朝的"督责书"也可以称为"法"，其实质是"刑"，它只对臣民有用，国君可以"超乎法之上"。这样的话，秦朝有法也是专制。那孟氏之说就有"漏义"，当然不可"视为定论"。
其实，严复的辨析未必有效。他从表面上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即关于"法"的理解。实质上，孟氏对"法"的言说，不能仅仅定位在"治国之经制"上。必须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中西方对法文化甚至法哲学的深层理解。"法"与"刑"的关系，可以演化出两种文化样式：法治与人治。严复自然没有认识到这一层。从他把路易十六视为中国式的暴君即可知。此外，有"法制"并不意味着"法治"，这一点严复当然也没有想过。应该说，东西方的君主，不管是仁慈还是残暴，都希望其统治是有效与有秩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