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 刘诗瑶：新媒体语境下记者职业角色的理论争辩

新媒体语境下，传统新闻业的理念、模式和具体操作方式都在发生嬗变。互联网逐步渗透到传统新闻生产中，媒介融合趋势愈演愈烈，公民新闻的实践也日益多元。在这个时代里，记者和新闻的内涵都已经被改变。大量实证研究和现实场景都提醒人们：记者对新闻的理解变了，记者在新闻生产中分工变了，记者和受众的关系变了，记者和组织的关系变了。身处转变漩涡中的记者，也因此越来越“看不清楚”自己，亟须找到明晰的角色定位。

作为研究视角的记者职业角色

从角色理论和系统互动理论出发，每个人都有其对应的角色，将个体的人放在系统的结构之下，将整个环境视为一个整体时，个人在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人与其他环境要素的互动，形成相互的影响。新闻记者亦是如此，其职业角色并不是先天存在，而是在社会分工的实践中，通过与各个要素的互动产生的。因此，界定记者的职业角色，可从记者与新闻领域中其他要素的互动关系入手，以此考察记者的职业角色内涵。

第一，记者在传统新闻业中扮演的角色，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下的新闻生产。虽然“未来新闻学”等主张有夸大技术优势之嫌，但已有实证研究表明，身处媒介巨变漩涡的中国新闻工作者群体，普遍存在焦虑情绪。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在转型期的职业角色，将直接影响他们对新闻信息的处理和报道。

第二，除了应对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之需，有关新媒体语境下记者职业角色的学术研究也处于模糊和零碎状态。以往关于记者职业角色的研究，多是从功能主义出发，关注记者应该发挥的职业功能，在“中立者”和“参与者”两极寻找职业定位，却鲜有考察记者在与新闻生产、受众和组织的互动中日益显露的角色特征。新媒体语境下，记者职业角色的定位仍然延续了历史的脉络，但却再难只用类似“中立者”、“倡导者”或“参与者”的定位来简单划分。现有的研究基本都承认“记者的职业角色认同受到了挑战，记者需重新定位角色”这一事实，但还较少探究其转变背后的作用机制和结构因素。

第三，往更深层次考量，记者职业角色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指标，具备中国新闻专业主义局域化和碎片化的特征。探讨新媒体语境下记者职业角色的转变，与其说是从传播技术层面考察，倒不如说是从微观层面探究网络权力的介入如何影响了政党、市场和专业主义三股力量之间的制衡关系。当宏观上的改变投射到具体的新闻运作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将令新闻从业者和学者重新看待新闻领域的职业功能、职业分工、职业地位和职业归属问题。正如学者指出的，“互联网这一外部科技因素的影响力可被内化到记者的职业准则中，促进新闻专业主义，并成为中国新闻改革的催化剂。”①

阅读点

新媒体语境下，记者的职业角色发生了什么变化？哪些因素迫使记者不得不重新定位职业角色？未来记者的职业角色可能呈现哪些趋势？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采用四个维度――职业功能、职业分工、职业地位和职业归属，来分别考察记者与自身、记者与生产、记者与受众、记者与组织的互动关系，以此来探讨互联网时代记者的职业角色。

职业功能之惑――我用新闻做什么？

记者关于自身社会角色的认知，基本是从传媒的角色推导出来的。例如，当取“监督者”角色时，就意味着记者把新闻当做舆论监督的工具；当取“中立者”角色时，就意味着记者用新闻客观呈现社会事实；当取“倡导者”角色时，意味着记者通过新闻影响公共议题走向。当下记者对于自身角色的认知，首先来自对新媒体语境下新闻职能的理解。记者回答“我用新闻做什么”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信息数字化背景中，记者利用互联网技术从事新闻活动，究竟是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还是权力受到了更多的限制？

第一，从技术层面思考，技术使记者更便利地介入新闻事件或引导舆论，向“倡导者”一端靠拢。互联网为新闻提供了无限的技术可能，近年来的研究指向了与消息源有关的新闻常规和实践的变化，帕弗里克就强调了记者如何使用网络工具来搜索信息或者与人联系。②从中国记者实践来看，更多的记者开始通过微博来找寻自己的消息来源，尽可能全面地搜寻事件的背景资料，从而在“技术”上有可能逼近记者想要的“真相”。同时，技术使记者可通过社会化媒体与受众产生紧密互动，记者有可能在受众的期待下，产生参与事件的冲动。如研究所发现的，“不少调查记者在微博上体现出更强的倡导色彩，他们的行为方式变得十分激进，甚至自己成为新闻事件的主角，参与、介入、影响新闻事件的发展进程。”③

第二，从专业意识层面来看，网络一方面更苛求记者的“中立者”身份，一方面却为“中立者”身份制造障碍。互联网环境带来的透明性和公开性，是对记者“客观真实中立”角色的巨大考验。相对于传统媒体的渠道而言，网络空间里新闻报道被接受的范围要大很多，而更多的同仁、专家和当事人都会看到这些报道。记者不专业的报道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难以遁形，记者能否成为真正的“中立者”，势必受到更多挑战。然而即使记者想坚守“中立者”的角色，也难免遭到网络环境的解构。有学者指出：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使网民更快捷、直接、深刻地影响着调查记者的新闻生产，汹涌的网络民意容易干扰他们的专业实践。对于当下的调查记者来说，“倡导”容易，“中立”更难。

因此，关于记者在新媒体时代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恐怕难以一言以蔽之。互联网的环境，既因技术发达为其成为“倡导者”而拓宽了空间，又因透明性对其恪守“客观真实”提出了挑战，还用网络民意消解着其“中立者”的根基。

职业分工之感――我在新闻生产中做什么？

互联网的普遍应用和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快速兴起，正深刻改变着传统报道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机制，也改变着传统记者的角色定位。当新闻生产由传统的专业组织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时，公民开始从源头上参与生产，记者在新闻生产链条上的分工和职业定位也会随之动摇。

第一，从消息来源上看，记者被迫放弃“把关人”身份，向“引导者”靠拢。在以前，记者作为绝对控制者，担任着“把关人”的角色，新闻信息是否发布、什么时间发布以及用什么方式发布，都要经过记者编辑等一系列审核。也就是说“传”总是先于“受”发生，反馈是末位环节。但是随着互联网对新闻生产常规的解构，记者丧失了“筛选”源头的权力。通过分析近几年来的热点舆情事件的传播规律，不难发现，其传播的基本路径都是：综合或专业论坛爆料――微博扩大传播面――传统大众媒体“主流化”、“仪式化”――门户网站进行转载进一步扩大到整个社会层面。记者越来越难控制消息源，新型的传播模式打破了“传者生产”一统媒介的局面，更多的“受众生产”的信息开始进入社会生活中。当记者“把关者”的身份被剥夺，记者只能向“引导者”转化。有学者认为“记者编辑的职能已经不是采集新闻，而是对浩如烟海的新闻和信息进行筛选和重新组合，使这些杂乱的信息呈现出相互联系和深刻意义，并使之转化为知识。新闻从业工作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知识生产和管理的工作。”④可以看出，这种引导者带有“意见领袖”的意味。记者的角色定位与职责便通过分工的重新调整而更加明确了。

第二，记者的采编能力被不断边缘化，同时要承担新的工作任务。在传统新闻业中，记者以采访和写稿为主要工作内容，并不会参与后期的发布。但是新媒体对这种原有的业务职责造成了冲击，传统新闻专业核心采编能力在网络新闻实践中被边缘化。记者被新闻机构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有台湾学者从“液态现代性”的角度对当代新闻工作环境的变化进行了阐释，他们认为在“速度即权力”的液态现代性社会中，新闻媒体为追求更快速的新闻讯息而不再有固定截稿时间，不仅24小时新闻频道的记者面临无时无刻的截稿压力，传统平面媒体也在与新媒体接轨，经营多媒体新闻平台要求记者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采访、上传最新讯息。⑤除此之外，记者不仅在采写上被施加更多压力，同时还可能担任更多新的工作任务。比如在一些新媒体机构，记者要开始思考产品、社区、数据和经营，他们不再仅仅是体制内的记者角色，而且还可能是一个管理者和经营者。

记者职业角色在新闻生产中遭遇的尴尬，使人联想起一个较为特殊的记者类型――网络新闻工作者。依据中国现实考察，现有新闻机构中出现的网络新闻工作者队伍，多从市场招募新手或是由传统记者或编辑“转行”、“兼职”构成。网络新闻工作者更关心的是新闻如何呈现，而不是新闻如何报道。他们也不像传统新闻人那样认可新闻媒体的服务公众、分析复杂问题和监督调查的职能。事实上，在网络新闻业中实践着的是一种混合工作模式，它可能集编辑、改写、网上搜索、更新、编程和技术于一体。⑥当传统记者“转行”或“兼职”成为网络新闻工作者时，其原有的职业分工势必要发生变化，忽视采写，重视编改。而这种职业分工的变化可能会带来对记者职业角色的重新调整。

从上述角度来论述，互联网背景下，新闻生产分工的确发生了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记者的职业角色立刻就会发生颠覆性转变，而是一个缓慢而充满变数的过程。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了网络时代的日常新闻生产，无论在获取消息源、确立新闻生产规则，还是在期待社会的认可方面，当前的新闻实践都顽强地与新闻传统保持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传统新闻实践的“结构性特征”依然在当下的新闻生产中稳定地发挥着制约作用。⑦这表明，信息技术带来的新闻生产分工确实变了，记者的分工也随之悄然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能彻底颠覆原有生产模式下“稳固”的结构性因素，才决定着新媒体是否能颠覆记者原有的、“根深蒂固”地交织在生产模式中的职业角色。因此，传统记者通过技术优势走向“反败为胜”的逆袭之路，利用网络新闻重塑专业角色，是个值得观望和期待的未知之数。

职业地位之惑――我在受众面前是谁？

首先，新媒体语境下，记者与受众的地位“趋同”。在传统新闻生产模式下，记者是掌握消息来源的“把关人”，也是令受众感知和获取周围环境信息的唯一渠道。在新闻领域记者比受众掌握着更大权力。但是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便利模糊了传受界限，造成新闻记者角色的深层焦虑感。对于受众而言，新媒体赋予人们的不仅仅是信息接近权，更是信息发布权。这种权力曾经是专业传媒机构和职业新闻人的专属权力，而如今，权力的主体不断扩大，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公众。

其次，记者地位存在低于受众的风险，甚至出现记者“讨好”受众的情景。台湾学者认为：在华人社会的士大夫传统下，以往台湾新闻记者多以“知识分子”或“读书人”身份自居，强调新闻在民主社会的监督功能与专业角色。⑧但一切都变了。媒体大亨默多克曾指出，现今年轻人接触新闻的方式已有了革命性改变，但仍有太多编辑记者与其读者脱节，年轻的受众不再想依赖如上帝般的高高在上的媒体告诉他们什么才重要，更不想要新闻内容如真理教条一般。这就说明，记者不再在讯息和知识上享有权威，甚至必须尽可能想办法吸引受众的目光，才能延续自己的职业生命。

学者间有关记者和受众地位的争论，其背后根源来自于对“公民新闻”这一新媒体产物的认可程度。认为记者早该走下“精英”神坛者，着重的是技术赋权于受众，受众因而获得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坚持认为记者地位不容撼动者，看重的是记者专业理念的不可替代性。后者犀利地质疑民众变成“公民”的可能性，从而直接动摇了公民新闻品质的可靠性，他们还坚持，即使民众将来能具备较高素养，公民们是否有时间、动机和能力完成一系列新闻生产任务？有学者通过深度访谈发现，现实中很多新闻从业者将记者比作“专业医师”，认为“感冒人人都会吃药，但社会总需要医生”；⑨同时还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