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 田野：新闻专业主义2.0：理念重构

【摘要】新闻业旨在用新闻专业主义来建构职业的理想和职业规范性理论体系，但随着政治权力与商业权力日久弥深的介入和新技术对传统的渠道霸权的解构，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逐渐兴起的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主要是基于主体中心理性或者工具理性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的，其理论缺陷在网络社会背景下，似难以通过简单的修补得到实现，因此需要新的理论资源。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就是重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最可行的理论基石。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交往理性；网络社会

新闻专业主义一词，已经为人所熟知，被认为是新闻业最重要的专业理念。上世纪末，开始进入中国，并逐渐在新闻学界和业界落地生根。不过，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并未与新闻业的产生而同步出现，这一概念不过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在美国流行起来。斯切克福斯指出，甚至到20世纪初，作为新闻专业主义最重要的职业理念之一的“客观性”一词并未成为美国新闻界的重要信条；而在1923-1930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sne）年会出版的所有议程记录中，也没有见到“客观的”（objective）或“客观性”（objectivity）的用法；1924-1929年的《新闻期刊》（journalismbulletins）上同样找不到“客观性”一词。斯切克福斯查证，1924年出版的克劳福德（nelsonantrimcrawFord）著作《新闻道德》中才第一次明确给“客观报道”做界定。沃尔特李普曼在《自由与新闻》中描绘了客观报道的理想，在1922年的《公众舆论》中强调了客观的方法。（chatField＆co.minmd，2001）著名的传播学者迈克尔・舒德森也发现，“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新闻界根本就不考虑客观性问题”，（迈克尔・舒德森，2009）而客观性理念之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是因为人们发现，靠搜集事实来发现真相和实现民主是不可能的，相反事实有可能被政治家和宣传家利用，一战就是这样。因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市场社会的价值和其内在的逻辑才遭到强烈质疑，这时新闻界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领导者才意识到民主和市场带来的极端怀疑主义。直到这时客观性的理念才得以诞生，客观性成为人们认为世界的普遍而有效的标准……它最终表达的不是对事实的信任，而是声明为一个连事实都不能相信的世界设计了一个方法”。（迈克尔・舒德森，2009）李普曼和梅尔兹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假若承认了对人性的一切指责，那道德价值何在？难道我们不是在追求最好的世界？难道人性的弱点不该用诚实来匡正并获得长久的关注？既然人类是不可靠的目击者，会轻而易举走上歧路，受个人偏见左右，为社会环境主宰，难道我们不应该坚持核实新闻、加强新闻防错的意识吗？难道这不是民主哲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吗？”（lippmami＆merZjgZo）“到20世纪60年代，无论是批评者还是拥护者都承认，客观性是美国新闻界的象征，它表示这一行业摆脱了过去的煽情主义，也超越了欧洲的党派报纸”。（迈克尔・舒德森，2009）

一、新闻专业主义与工具理性

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大多数学者是基于威伦斯基的一段论述作为出发点来建构的。威伦斯基提出，一个职业转变为一个专业，需经过五个阶段：第一，开始努力成为专职或全日制的职业；第二，建立起训练学校。第三，形成专业协会。第四，赢得法律支持以能自主掌管自己的工作。第五，专业协会公布正式的道德准则。这一基于认识框架，形成了包括黄旦、潘忠党和不少学者的分析思路。如潘忠党、陆晔在文章中就指出，新闻专业主义，在19世纪末开始形成，强调传媒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的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责任。（陆晔，潘忠党，2002）在此基础上，它还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弗里德森把专业主义看作是“组织化的自治”，以防止外部干涉和控制。从.这一意义上说，专业主义就是第三种社会控制的方式，以区别于市场（消费者）控制和政治（政府/公司）控制。（Freidson，1994）也许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新闻生产理论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存在一些基本的价值前提，那就是：其一，有一个外在于新闻报道者而客观存在的新闻事实（无论是千奇百态的自然界，还是变动不居的人类社会本身）；其二，这一客观事实是可以认知的；其三，这一客观事实是可以通过符号手段来再现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不少人认为，新闻事实是被建构的）；其四，有多种不同的权力因素，以及传播者个人和他所在的媒体组织的价值立场等问题，会影响人们对新闻事实的把握与呈现；其五，人们是经由媒体所呈现的“真实”，来建构自己对世界的感知与认识；其六，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介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去消减认知的干扰因素，达成人们对客观事实的准确把握与呈现。

认真追问这些基本的前提，不难发现，关于新闻专业主义问题，人类一直纠缠于其中的正是西方哲学中关于理性问题的不同思考。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即历史是人的理性不断发展的过程。（伊曼努尔・康德，1990）他认为，人的理性是一种要把他的全部力量的使用规律和目标都远远突出到自然本能之外的能力，而且他并不知道这种能力有任何界限。那么什么是理性？理性又有什么不同的类型？新闻专业主义与理性有什么关联呢？

亚里士多德曾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他认为理性思维的规则是人类获得对客观世界的真知，即知事物之所以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笛卡尔倡导唯理论，系统阐述了理性认知方法，康德提出“历史理性”、黑格尔提出“绝对理性”等等。不过，英国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在谈到17世纪西方科学和哲学兴起的文化背景时强调，17世纪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是从基督教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的，包括笛卡尔、洛克、牛顿等理性主义巨擘都中如此。不过17-18世纪西欧崛起的理性精神在各个领域都导致了一些新思潮的出现，所有这些新思潮都推崇理性、强调规则、维护秩序、杜绝奇迹。在政治、经济、科学、审美和宗教等不同的方向上趋于分析和独立，从而使得源于基督教的意义一元论裂变为多元的价值冲突。虽然他们对理性仍有不同的看法，但相近的观念是，他们大多数都视理性为一种逻辑地认知世界、把握事物和深入进行独立探究并进行设疑、判断和选择的辩证思维能力。也就是说，理性主义最核心观念就是崇尚理性思维，运用理性思维经严密逻辑推理得到真知识。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1989：175）则列出理性概念在哲学史上出现的5种含义：理性是主体、客体相联系的中介；理性是人们借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从而获得满足的多样性的能力；理性是一种通过抽象而得到普遍规律的能力；理性是自由的思维主体借以超越现实的能力；理性是人们依照自然科学模式形成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倾向。（赫伯特・马尔库塞，1989）

韦伯（2010：136）指出，科学是理性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集中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使用为人们改造自然提供了新的生产工具，但是，“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对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马克斯・韦伯，2010）认为，除了那些老稚童，今天已经没有人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者化学能够教我们一些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马克斯・韦伯，2010）理性化的自然科学从根本上室息了“存在着世界的意义”这样的观念。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对于这些问题，科学并没有给我们答案。因为这些问题，只能诉诸终极意义进行解释，而对于终极意义，我们必须根据自己对生命所持的终极立场、或者接受，或者拒绝。

韦伯区分了四种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目的合理性行动（也称工具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情感的行动；传统的行动。韦伯认为，只有前两种类型的行动，即目的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行动才属于理性的社会行动。后两种行动属于非理性行动。他将人类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他认为，支配目的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支配价值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价值理性。其中工具理性（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马克斯・韦伯，1997）换言之，“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与工具理性相反，价值理性（价值合乎理性的）“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马克斯・韦伯，1997）

韦伯认为，人类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是人类行为从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不断转化为理性行动，尤其是理性化程度最高的目的合理性行动，是人类社会行动发展的运动方向，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诚如康德（1990：22）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所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伊曼努尔・康德，1990）而要脱离这种不成熟状＿态，需要人类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而“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伊曼努尔・康德，1990）恩格斯也发现，理性成了新的上帝，“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95）不过，韦伯不无担心地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目的合理性日益发达、价值合理性相对衰退、整个社会越来越被功利色彩所笼罩的过程。人们渴望着自由、全面的发展，可惜的是工具理性恰恰束缚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压抑了人们的感情和道德，使人们成了工具和目的的奴隶。

新闻专业主义是自由媒体市场发展的产物，是针对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等对新闻媒体的公共善的挤压提出来的。但媒体的自由市场很快成为双刃剑，一方面它使得媒体组织在经济上获得独立性，从此媒体摆脱了政党报业时期对政治权力给予经济补贴的依赖，“独立报刊实际上就是职业化报刊的基本样式。独立报刊，尤其是1896年阿道夫・奥克斯掌管《纽约时报》后所基本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黄旦，2002）；但另一方面，随着媒体商业化、集团化和托拉斯化，使得媒体越来越屈从于商业利益，商业利益集团从此主导着媒体运营，媒体产业成为一门生意。新闻业纷纷迎合受众偏好，节目的娱乐化、生活化倾向加剧。新闻业的表现，令公众不满。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支持者们提出了新闻媒体要做到客观中立，要追求真理、服务社会、主张事实与意见分离、内容与经营的分离，很快，新闻专业主义内化成为行业内在信仰。如阿道夫・奥克斯提出了高尚的新闻政策、独立公正的评论和正确详尽的新闻资料三大目标，与刺激性的黄色新闻相对抗。郭镇之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始，新闻专业主义的观念在中国新闻界开始游行，成为一种符号资源。（郭镇之，2014）虽然仍旧处于“非主流”甚至边缘状态，但《南方周末》的解释性新闻、《财经》杂志的调查性报道和cctv的《新闻调查》等节目，都鲜明地表达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她审视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介伦理与当代中国的关系、新闻专业主义引进中国后的困境、公民参与报道给中国媒介伦理带来的挑战。论文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介伦理可能促进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和政府一媒介关系的发展，但媒介改革仍面临困难和问题。

工具理性或者主体中心理性问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