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兵：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与传媒的宣泄功能

【内容提要】我国已进入突发公共事件高发期，其原因同社会结构调整、腐败滋生、法律供给不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以及缺乏舆论表达足够空间有关。主张加大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公开与新闻报道力度。大众传媒是能够满足人们宣泄需求的有效载体和手段，充分实施传媒的宣泄功能有助于减少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频度。为实现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公开与信息调控的平衡，政府、传媒和新闻工作者要做一系列工作，同时要抓紧制定传媒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规制和行为准则。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 信息公开 宣泄功能

近几年，突发公共事件频频发生，传媒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公开报道也日见密集。如何通过传媒的信息公开揭示事件真相，以保障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的实现；如何借助传媒的情感宣泄功能令民众内心的不满或对立情绪得到释放，以达到标本兼治地化解导致突发公共事件尤其是突发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是放在新闻业界和新闻学术界面前的一项新的重要课题。

一、进入高发状态的突发公共事件

未能预测或难以预测而突然发生的事件谓之"突发事件"。对社会公众有直接影响或对公共社会有广泛联系的突发事件谓之"突发公共事件"。当事人为人数众多的民众，且这些民众有强烈的利益诉求的突发公共事件谓之"突发群体性事件"。

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突发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状态。据2005年《社会蓝皮书》记载，从1993年到2003年十年间，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数量由每年1万起增加到每年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起初的约73万增加到307万。而据公安部公布的数据，2005年发生的突发群体性事件有7万余起。到2007年，突发群体性事件已超过8万起。至于一般的突发公共事件则已不胜例举。仅以2008年为例，这一年发生的令全球广泛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举其要者就有：一月南方严重雨雪冰冻，三月拉萨街头打砸抢烧事件，五月四川汶川大地震，九月三鹿问题奶粉，跟着是山西垮坝事件、世界金融风暴……

这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和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最清晰地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概念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的。他在那本书中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①按贝克的看法，突发公共事件尤其是突发群体性事件增多，应该是风险社会的"常态"。我们应以平常心态看待这种"常态"，又应以非常工作处置好这种"常态"。

剖析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原因，不少同环境问题相关。环境问题指由于自然原因或人类活动，致使环境质量下降或生态系统失调，对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健康和生命安全产生有害影响的现象。②一般说，环境问题可分为两类：原生环境问题和次生环境问题。原生环境问题由自然力造成，如地震、洪水、干旱、滑坡等灾害。1998年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特大洪水，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所导致的重大突发事件，就是由自然力造成的。次生环境问题是由人类活动所引起。它又可细分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两种。环境污染指由于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有害物质（化学及放射性物质、病原体、噪声、废气、废水、废渣等），引起环境质量下降，危害人类健康，影响生物正常生存发展的现象。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在全国不少地区泛滥，是这种原因导致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07年厦门发生的PX项目危机，也是由于市民对PX项目可能导致的对环境严重破坏的恐惧而爆发的群体性抗议事件。生态环境破坏指生态环境由于人为的直接作用遭致破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各地都在大干快上，争资源，抢机遇，加上对科学协调发展的忽视和调控法制的缺位，人为的掠夺性开发导致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乱砍滥伐引起森林植被的破坏，过度放牧致使草原沙化，就是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的突出例子。这些年一些地区暴发的械斗群殴等突发群体性事件，就是为争夺草场、耕地等资源而引发的。

突发公共事件尤其是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更多的同制度设计不合理，社会矛盾长年得不到解决，群情激昂，矛盾激化，一些当事人铤而走险直接相关。国际上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当人均CDP超过1000美元之后，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可能呈现一些新的发展态势，出现新的矛盾。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以来的经验也表明，目前正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最突出的时期。究其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③

第一，中国社会正处于结构性调整之中。调整得好，一个适合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运行规律的新结构将有助于引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满足城乡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调整得不好，过去长期存在而未能妥善解决的城乡矛盾、东西部差距、社会保障和就业、分配不公等问题都可能成为"定时炸弹"而随时爆发，如处置不当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第二，腐败滋生，对公职腐败缺乏有力的制约机制。有专家指出，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在于金钱方面的腐败，主要在于权力腐败。在观念、意识和权力行使中，缺乏公正公平，最易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愤怒。我国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由于计划经济往往同权力经济联系在一起，因此转型中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权力资本化。权力资本化是当前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权力资本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公职腐败，当前公职腐败的严重性是它的普遍性，而普遍的公职腐败必然大大削弱国家的管制权力，同时又大大恶化公众同政府的亲和关系。社会生活表明，当民众同政府关系是融洽的、亲和的，许多问题都好解决，都好商量，大问题都可能化解为小问题；当民众同政府关系是对立的、紧张的，群众牢骚满腹，怨声载道，事情就不好办，小问题也会变成大问题。

第三，法律供给不足，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有效调节公民与政府、官方与民间的矛盾与冲突。一些领导人用阶级斗争看问题的旧思维没有改变，处理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众性事件没有经验，不懂得慎用警力，激化了矛盾，加剧了冲突。有专家把群体性事件分为维权、社会纠纷、社会泄愤、聚众犯罪等类型，其中以维权为目的的群体性事件居多，这类事件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二是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三是反应性大于进攻性；四是目的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常常共存。针对这些特点，政府和主管部门应抓紧设计和推出相应的法律规范，用法律武器调节和处置矛盾和冲突，而不能凭一时感情，凭过去的经验，更不能用以前的旧观念和老办法去激化、恶化矛盾。这些法律规范，还应尽可能为群众表达舆论诉求，争取利益目标提供较大的空间。相关的法律还应作出刚性规定，对于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只要不冲击党政机关和公、检、法机构，不准出动警力。

第四，政治体制改革无限期滞后，社会对立和社会纠纷长期得不到切实解决，是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又一个原因。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对当事人来说，主要由于社会不公平，政府对老百姓的一些正当要求不作分析就随意扣帽子，动辄就是"群众闹事"、"聚众作乱"。现在发生的一些仇官、仇政情绪，实际上是民众对干部特权和社会不公的不满，并不是反国家和反政府。官民结仇，官员应该深刻反思。有些社会对立情绪，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关键是要把敌意减少到最低程度，使对立转化为运用法律武器和民主程序对官员的监督，通过非暴力手段达到社会和谐。而要消除社会对立，一要克服特权，克服制度性歧视；二要推进民主，特别是民主选举；三要实行公民自治，加强非政府组织力量；四要实行司法公正，提升执法者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不管难度有多大，阻力有多重，都要坚定不移地排除万难，义无反顾地把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到底。

第五，对突发公共事件、群体性事件的信息公开不够，大众传媒没有提供民众舆论表达的足够空间，媒体的情感宣泄功能未能受到重视并在社会生活中付诸实施。这一点是本文重点，将在以后详加讨论。

由于以上五个方面情况的存在，而从根本上克服和改变这些情况尚需有一系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上的改变。由于这些情况的长期存在，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在不短的时间内将会处于高发状态。不仅如此，由于有的情况还可能有所强化，发生重大的、特别重大的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能。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二、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公开的意义

胡锦涛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他以这一年新闻传媒对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为例，详尽地陈述了对突发公共事件实行信息公开的好处。他说："在这次抗震救灾斗争中，我们及时公布震情和抗震救灾情况，深入宣传抗震救灾的伟大精神，为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好评。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④

将信息的信息源传输给用户的过程谓之"信息传递"。传递性是信息的基本属性之一。没有传递就不成其为信息。从人类利用信息以实现其预期目的的活动全过程考察，构成信息价值最重要的因素是信息的实用性和效益性。一般情况下，信息--特别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公共信息，只有令信息公开而无障碍地传递，才能实现信息的实用性和效益性。因此，"信息公开"成为信息传递过程中首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前提。

信息公开是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2003年非典事件的最大教训，不正是信息封锁吗？!从2002年11月中旬广东发现首例病案到2003年3月底，中国传媒对"非典"基本处于失语状态。起初奉令不报，继而"淡化处理"，这个阶段长达四个多月。传媒捂盖子式的传播行为松懈了人们的警觉，转移了大家的视线，丧失了防治非典的宝贵时间和有利时机。4月1日至20日是半捂半报阶段，事态已经扩大，国外舆论沸扬，但国内传媒对严重状态仍只字不提，还扬言："口罩可戴可不戴"，在中国旅游"很安全"，外国"猫"剧团在上海照样玩"新天地"，吃"绿波廊"。这个阶段正是香港、北京病例转多趋紧的时期。4月21日，中央宣布罢免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表明捂盖子"没有好下场"，全国才开始较充分地报道事态全貌，疫情改为一天一报，掀开了客观、全面、及时、真实报道非典的新阶段。中国传媒一反过去五个月的沉闷，全方位介入这一全球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不断地突破过去几十年形成的种种限制与束缚，实行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进程同步报道。如果说，人们初步战胜非典是一个伟大胜利的话，那么从4月21日开始中国传媒公开报道这一公共卫生事件所具备的开放心态和所采取的开明举措，则是中国新闻界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大进步。

可惜，这一阶段也就延续了一个月光景。很快这种景观就让一些程式化、非理性的镜头取而代之，刻意塑造和极力渲染又成为传媒非典报道的主调。

五年前的非典事件报道所走过的"之"字形历程，说明传媒在公共生活尤其是突发公共事件中一旦缺位是多么可怕。在当代，人们主要通过大众传媒知晓和把握外界变动的信息。换言之，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人们有被广泛告知的需求和权利。人们关注传媒，以期通过传媒获取同他们生存发展相关的各种信息。我们批评传媒缺位，指的就是传媒失却社会责任，隐匿非典病例真实信息不报，当公众迫切需要闻知非典信息的时候传媒失语，传媒背离了它所应扮演的沟通社会的角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