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选择性新自由主义的困境

自二十世纪70年代末始，中国开始了市场化转型。改革开放不仅将市场关系植入了媒体传播产业和文化领域，而且使之成为与跨国资本及其相伴的消费文化接轨的载体。然而，这一过程不但孕育了新的政治经济矛盾以及社会文化与生态危机，而且使传统的社会主义许诺产生了新的政治功效与道义感召力；由此催生的精英和大众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融合、妥协和争执，形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独特的传播与文化政治图景。

很多学者都曾经论及中国政府对大众媒体、互联网甚至短信服务中的言论实行审查和监控，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强权和市场理性的奇特熔合。然而，正如王爱华（Aihwa Ong）通过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案例研究所警示，不要让政治压迫的议题遮蔽对国家权力作更细致入微的分析[1]。这种分析不仅承认国家在中国经济和全球化进程中扮演宏观管理的积极角色，而且促使我们关注「国家统治方式的重构和意识形态实践的整体变迁」[2]。

借鉴当代社会理论有关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本文考察中国国家如何通过选择性地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来重新构建它在媒体传播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规则[3]。这涉及分析中国在尝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如何操作「作为例外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和「新自由主义的例外」（exceptions to neoliberalism）这一对共生策略[4]。在此，新自由主义不仅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即市场化、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等，而且是在一个更宽广和更深刻的层面上依靠市场知识和算计来驯化主体，从而将国家的行为重塑成非政治和非意识形态的一种「政治理性」或「治理术」[5]。

「作为例外的新自由主义」使得国家可以有弹性地行使主权，使特定的人群和地区受制于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从而达到与全球市场互动的目的；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的例外」在政治决策中的运用又可以将特定人群、地区或部门排除于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和选择之外，以保护某些群体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或者拒绝向另一些群体提供任何形式的保护（例如流动人口在都市没有基本的公民权益保障，媒体雇用大量不能享受正式职员待遇的一线编采人员等）。在分析中国传播政策和政治运转的过程中，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国家内部会因公民权分配、市场机会不均等以及全民平等与正义的社会主义传统理念的影响等因素，而被选择性地采纳和排除，不仅避免了任何线性的、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而且可以使分析更具有多面性和包容性，从而认识到这是一个充满变数和激烈纷争的动态过程。

本文从广义的传播与文化意识形态角度回顾改革时期中国国家转型的动态过程，并将特别关注1989年以后，中国国家如何一面接纳新自由主义发展的新政治；一面处理阶级分化、意识形态和社会论争，同时传承它的社会主义历史遗产。

一、传播业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国内视角

1989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政治经济张力和社会矛盾总爆发，加上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相汇集而带来的深重政治危机，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体验了一次濒临绝境的经历。然而，与苏联不同，中共政权不仅在危机后得以幸存，而且通过进一步拥抱市场原则并扩展其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联系而巩固了权力。

中国传播领域的发展是这一转变的关键部分。在制度层面，这些发展包括大众媒体、电讯和互联网等领域的政治经济转型。这些转型在强化政治控制和国家管理的同时，逐渐加深了商品化程度。在媒体领域，伴随80年代初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对商业广播模式的引进、90年代初商业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上海浦东的建立，以及1994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成立，市场理性开始被普遍采纳。这些市场策略进而渐渐地向其他媒体领域蔓延，促进了中国媒体业对创新意识、企业家精神和生产领域相对自主性的提倡，同时使媒体更多地顾及大众品味、民生热点和感性话题[6]。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公开提出，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推进整个媒体和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不仅将媒体和文化产业作为国家整体发展的新领域，而且将其提升到增强「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即「软实力」）的战略高度。依照以上的概念框架，媒体市场化和文化产业重组可以被看作是「作为例外的新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例外」的双重策略的逐步运用与推进。

除了制度层面的变迁之外，中国的国家转型还包括了显著的文化、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的变革。中国在改革伊始就毅然地弃了文革时代的阶级话语，但是仍然维持一种狭隘却十分有效的身份政治，那就是民族主义。中国官方媒体曾经扮演过培养大众阶级意识的历史性角色，但这一角色在改革年代被彻底放弃，取而代之的是竭力提升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仅意在统合阶级分化日益加深的民众，同时也体现了在民族国家建设的名义下，吸引海外华人资金和人力资源的诉求。在这种民族主义话语中，国家的职责是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愿。

与其他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国家一样，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致力于为本国在「全球资本秩序中谋得一席之地的同时，竭力延缓资本和民众之间的紧张冲突」[7]。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中国在将文化商业化和世俗化的同时，倡导传统文化的复兴。其最明显的表现是由国家领导的复兴儒学及其他「中华文明」传统文化符号、活动、机构和话语的运动。更为明显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及其官方媒体曾经将阶级认同置于亲族纽带之上，甚至曾以公社取代家庭作为经济生产和消费单位；而现在却积极地提倡将家庭作为关爱、互助和可依靠的温室， 意在藉其缓解市场转型的困苦、压力和社会错位。从提倡家庭成员互爱互助的小品，到催促忙于工作赚钱的人们「常回家看看」的抒情歌曲，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是传达这一主题的最重要途径[8]。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转型中，最明显的意识形态维度是对其文化霸权（hegemony）的不断重新表述。尽管当今中国政府被讽刺为将合法性「全部建立在施政绩效上」，「全然放弃鼓吹任何价值标准」[9]，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一政党通过领导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社会革命而取得政权的历史事实。虽然它以发展的名义推行改革，但并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的宣称。正如刘康所言：「中国式现代性的精髓就在于其革命理想霸权的树立，或者说为确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和一个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必备要素而将文化和意识形态放在首要地位的过程」[10]。

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有选择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策略带来了愈发激烈的社会矛盾，这逐渐迫使中共刻意重新描述其意识形态，以便与公众有所共鸣并得到接纳。从「四项基本原则」到「三个代表」，再到「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政治口号构成了中共意识形态霸权的基本框架，并设定了精英和大众论争的参照。不管商业化程度如何，中国的媒体仍然是这些新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虽然我们不能仅仅依据表面价值来判断这些新概念，但也不能将它们简单地视为空洞的符号。

更加奇特的是，中国国家在引入市场力量的同时，也通过将自己定位为混乱和具破坏性的市场的监管者和善意的「调度者」而巩固了统治根基[11]。这其中包括国家在传播和文化领域的规范性权力。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管理的发展最能印证这个过程。例如，黑网吧的安全性问题以及对色情和网络赌博的道德恐慌， 为国家强化其权力的规范性基础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因此，尽管市场化使媒体机构获得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机会，从而使其具备宣称相对于国家的一定自主性的能力，但是，正如博兰尼（Karl Polanyi）所论，市场化对社会有破坏性和两极分化的效应[12]。这为国家扩大其监管市场的功能以及重整其规范性权力基础提供了根基。在回应日益高涨的要求国家（重新）承担其在市场化扩张中所放弃的社会再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功能的民众呼声中，国家逐步把自己定位于「公益政权」，从而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从对党政官员领导全国抗击「沙士」（SARS）的动情报导，到温家宝总理帮一名村妇讨要拖欠其丈夫的工资的戏剧化呈现，媒体对国家作为「公益政权」这一积极角色的重新强调，在民众中引起了深刻的共鸣。因此，在1989年后形成的高压政治环境中悖论式地「解放」了市场力量之后，中国政府不得不回应一个被激活了的社会自我保护的政治要求，从而强化自身的社会与道义合法性。而这正是博兰尼所说的「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在当代中国的演绎[13]。

与此相关，中国的许多民众并没有将自己当作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论通常假定的基于合同关系的、法定的和抽象的劳动主体」，或是一个自由市民社会中的权利主体，而是按照传统毛泽东式的定义，即「互相之间没有厉害冲突，并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大众，来界定自己的政治身份[14]。因此，他们要求国家保护的道义呼声导致国家加强了它的领导能力和统治责任。因而，尽管自由主义话语把社会抗争理解为自由主义政治中的「维权」，但这些运动的目标不是建立市场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而是促使中共履行其革命许诺，以抗衡外国资本、私人利益和地方权力[15]。

二、传播业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全球视角

中国的国家重构，传播产业的转型和国家意识形态、文化与道德规范的重塑，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全球政治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界定新的全球秩序的争论中，很多论述都强调资本跨国流动和传播通讯网络在瓦解民族国家权力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分析国家权力如何重构和转型应该比分析国家权力的纯粹增加和减少更有意义。

中国国家对传播产业进行的改造和重新管制，在很多方面都很明显地表现出为适应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秩序而进行调整的努力。例如，国家通过将媒体产业变为全球消费文化和消费符号的载体，并通过先沿海、后全国的方式优先发展电讯网络，使跨国资本不仅能够在中国培育中产阶级消费市场，更重要的是使之与巨大的劳动力市场结合。从1980年与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nternational Data Group, IDG）建立首次中美合资项目，发行信息技术出版物以服务中国日渐崛起的数字精英，到1997年收复香港主权之前，允许有默多克（Rupert Murdoch）投资的香港凤凰视覆盖中国大陆的「三高」（高薪、高教育水平和高官衔）观众，「作为例外的新自由主义」为国内外的媒体生产和消费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包容和排斥的政策模式，并藉此促进了跨国精英阶层的形成[16]。

就中国国家如何通过传播和文化产业融入全球体系的许多问题，本文仅把分析重点放在这一背景下的审查制度之上。例如，对中国大众反美和反日民族主义情绪的抑制策略，是中国适应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题中之意。为了创造良好的吸引外资的氛围，同时为自身经济发展赢得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在外交上长期遵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原则。但这一政策也引发了一些知识界人士和大众的民族主义者对中共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在「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甚至是对美国主导的不平等全球秩序的支持。9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的《中国可以说不》等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书籍和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爆发的网络民族主义，都是这种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大众情绪的明显表露。

因此，尽管将中国民族主义看作中共权力精英有目的的宣传手段这种被中国自由知识界普遍认同的主流西方观点并没有错，但是「它并不全面」，而且有「轻视中国人民及其民族感情在民族主义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嫌[17]。虽然绝大部分大众民族主义的声音迎合了威权政治的需要，而且忽视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在知识界和大众的各种民族主义声音中，对全球资本和阶级统治的批判仍然存在。

在处理这些民族主义声音的过程中，中国的媒体审查制度不仅控制了国内的异见，而且过滤了媒体报导的过激评论和大众的反美和反日言论，包括禁止媒体刊播一些重要的新闻事实，以避免引发民众对中日、中美外交政策进行抗议。例如，中国禁止媒体报导1999年民众到美国大使馆抗议造成的损害而向美国赔款287万美元的新闻事件[18]，而2002年1月在美国波音飞机公司准备交付江泽民使用的波音767专机上发现窃听器的「飞机窃听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