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旭：浅析“网络民族主义”

我期待现存的民族国家，将会像樟脑球从固体直接挥发成气体一样，在某种世界性的网络政权统领全球政治之前，消散得无影无踪而不用经历那段稠滞阻障、无计可施的乱摊子。

――尼可拉斯•内格罗庞蒂 Nicholas Negroponte [1]

加拿大社会学家马绍尔•麦克卢恩 (Marshall McLuhan) 虽不是历史上第一个技术决定论者, 但他绝对是20世纪为传播技术革命而全球奔走宣讲的最著名发言人之一。早在1964年，他就预见到新出现的广播电子媒体和电子技术，将会极大限度地强化和扩展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人群集合的社会，在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功能，就像是“一次突然的核内爆”。而根据麦克卢恩的描述，人类征服电子技术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 “全球将只不过是一个村落”。[2] 40多年过去了， 麦克卢恩教授的 “地球村” 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

绝大多数与麦克卢恩同时代的大众传播学者，都是从社会学(比如查尔斯•库里 Charles Cooley 和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sfeld)，或是心理学(比如卡尔•霍夫兰德 Carl Hovland, 哈罗德•拉斯维尔 Harold Lasswell, 和科特•列文 Kurt Lewin) 起家, 而麦克卢恩是加拿大一个英语言文学的教授。 这一学术背景决定了他头脑中的参照系和擅用比喻的写作手法。比如，他把电报比作是“社会荷尔蒙”，广播是“部落的鼓声”，电视则是“腼腆的巨人”。但是，在麦克卢恩所有的类比中，知名度最高、影响力也最大的是他那本经典著作《理解媒体》中第一章的标题：“媒介就是信息”。[3]根据他的分析，一种媒体传播技术本身所特有的功能和形态，比这种媒体上面所登载的消息，对一个社会的心理和结构有更大的影响塑造力。正如他申明的，“传播技术的影响不是体现在舆论或者概念的层面，而是在潜移默化之中、以无可阻挡的力量改变着人们感官的合成比例和思维模式”。[4]

举例来说，16世纪从欧洲发展起来的平面印刷技术，孕育促成了民族主义、工业主义、个人主义和教育改革的兴起。按麦克卢恩的理论，以上这些社会变革，并不是直接缘起于那些印刷在书中的新思想、新理论；而是，从心理学意义上讲，印刷出版物，作为人类视觉功能的一个延伸，强化了阅读者透视比较和概括观点的能力……书籍文字的线性精准性，以及活字印刷术所保证的整齐划一的排版，是和文艺复兴时期整个文化形态和创新风格密不可分的……因为印刷出版物展现出一种可复制的精确性，从而激发出拓展人文精神的一种全新表现形态。[5]

同理，民族主义的情怀，只有当人们看到印刷出版物上标准化的、定型的、用本民族语言书写的文化符号时，才可能出现。由此看来，如果说到塑造人群整体的思维意识的功用，印刷在书中的内容，与印刷技术本身比起来，倒似乎是第二位的。所以，媒介，并不是信息传输者，而是信息本身。

当然，象麦克卢恩这样，把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的生成都归功于媒介形态的作用，而不是媒介所传递的内容，确实显得有些夸张。但是，麦克卢恩的理论倒是触动了一块传播学研究中一直被忽略的领地：传播技术对于社会和人类心理的长期影响。16世纪开始大量印刷的书籍出版物，不仅重现了先哲们的智慧、尘封的历史，而且把一种标准划一的格式，复制生产的潜力，抽象思维的超脱，烙入了人们的脑海。同样的，20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电视媒体，不仅仅将越南热带丛林里的残酷战争画面直接输送到了美国家庭的起居室里，而且也以其鲜明的动态视觉效果，重塑了人们对于战争、世界和自我的理解。顺着这个逻辑，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互联网项目的主创人之一的尼可拉斯•内格罗庞蒂教授，期待着那种“老式过时的”民族国家形态，将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庞大力量面前，灰飞烟灭。10年前，他就曾信誓旦旦地预言，“民族国家的历史角色将发生巨变；就像天花疫病被根除一样，民族主义将不再有立足之地”。[6]

如果说媒体就是信息的话，那么，网络媒体带给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的“信息”又是什么样的呢？民族主义还有继续存在的可能吗？是否民族主义的意识和运动，会象技术决定论者所声称的那样，“是一条在甲板上翻动的濒死的鱼”吗？更关键的是，那些民族主义者又是如何利用网络媒体，来传达和实现他们的理想呢？

网络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麦克卢恩式”的信息

在回顾互联网技术与民族主义的互动之前，需要简单澄清几个关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错误认知。

首先，新信息技术的创新性指的是传播技术，而不是传播内容。促进社会进步，大众喜闻乐见的知识信息，可以通过网络媒体更快、更廉价、更广泛地传播；那些肮脏丑陋的信息，象极端种族主义言论，恐怖主义煽动，变态淫虐画面，同样可以日行万里，大行其道。正如中国有句俗语说到的，“用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新纳粹主义言论和道德主义说教，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是可以转换成字节、数码的符号而已。

第二，新传播技术可以方便信息在人群中的共享和扩散，但它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信息传递者和接受者必须拥有同样的文化背景作为“信息解码器”。虽然现在的语言识别转换技术，可以在网络上实现不同文字间的自动翻译；但是，还没有任何一种技术可以把关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政治等知识，瞬间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受众的脑海里。所以，虽然说人们 “不能够不交流”，但是这种交流必须建立在同一种语言之上，并且有共同了解的文化背景作为依托。即便当人们在谈生意或学术交流时用英语作为世界语，“它也仅仅是一个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身份或族群的标志。因为一个日本银行家和一个印尼商人用英语交谈，并不意味着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已经被白种化或西化了。” [8]

第三，信息超载同信息缺失一样，都是不好的 。 通过网络传输的大量“垃圾”和“噪音” ，是整体信息质量下降的表现，而并不代表信息的充足供应。除非一个信息被有兴趣的读者接收，所谓的“海量”其实也是毫无意义的。换句话说，在网络时代，信息搜集者的内在驱动力和投入程度，要比单个信息的质量和可获取性更重要。

有了以上的认知，互联网技术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群众运动的潜在催化物，可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来，它可以承担一个信息控制中枢的职能，汇总和传递与民族主义活动有关的消息资料。在那些传统媒体被政府牢牢掌控、而民族主义团体无法自由运用媒体的国家里，互联网的这个特性尤其显著。二来，互联网可以提供给民族主义者们一个组织协调平台；如果没有互联网作为沟通渠道，这些组织和活动根本没有条件存在、运作和发展。三来，互联网可以被用作是一个造作实施武器，直接满足民族主义分子的“行动性”需求。为了说明以上的观点，三个引人注目的国际事件，分别是1999年北约的科索沃战争，上世纪90年代墨西哥的查帕斯起义，和2001年中美撞机后爆发的黑客网络大战，将分别在下文中被回顾分析。

民族主义信息的处理中心

北约在1999年对于南联盟所属科索沃地区的轰炸，被称作是“第一个被互联网广泛报道、相关各方参与甚至直接在网络上拼杀的重要国际冲突”。[9]1980年，铁腕统治前共产主义国家南斯拉夫数十年的领导人约瑟夫•铁托去世。这一事件，重新开启了历来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地区的控制阀，各民族派别之间的沉冤旧恨开始激化爆发。当地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之间就科索沃地区的争端，引入了北约的制裁和长达80多天的狂轰滥炸。虽然战争带来的依旧是悲剧和血腥，但是互联网的出现和网络媒体的介入，彻底更新了传统的战争报道和战时宣传策略，有时候甚至使那些本来极度弱势的群体，获得了宝贵的话语权和宣传武器。[10]

回头来看，在这场发生在两个民族宿敌之间的军事冲突和网络论战中，真正的受益方是双方代表民族主义利益的集团。在战争时期，网络技术作为民族主义团体信息处理中心的功用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北约轰炸之初，当所有外国记者被强行驱逐出塞族控制区以及科索沃地区之后，生活在战区的网民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彼此联络，并通过网络把最新战况传递到世界。那些实时的、未经删节、现场目击的个人报道，史无前例地把战争的进程毫无遮掩地呈现在所有感兴趣的网络读者面前。要感谢互联网的速度和覆盖面，一个普通网民的声音可以被成千上万的受众所接受、放大、并产生共鸣。其次，被米洛舍维奇政府压制的反政府团体，可以通过网络媒体来鼓吹他们反政府、但同样带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主张。有个名字叫 “Radio B92” 的塞族电台, 就是这样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 因为一直对米洛舍维奇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持反对态度，B92电台经常被南联盟政府屏蔽或干扰。作为应对，它就“将自己转化为南联盟第一家网络服务供应商，把电台的节目通过互联网递送到外部，然后由那些在黑山地区的友情电台返播回到塞族地区，或者是被美国的CNN或是英国的BBC电台转发”。[11]在整个 战争期间，B92的网站一共吸引了超过两百万的阅读下载量和每天多达700封的电子邮件。[12]再次， 虽然米洛舍维奇政府根本无法在传统媒体的宣传战中，与北约集团所控制的国际媒体声音相抗衡，“他们却发动了一场极度高效的网络宣传战；与此相比，北约方面的反应显得过时，脱离实际，甚至不堪一击”。[13] 塞族的民族主义分子常常志愿参加对政府网站的更新工作，将新消息翻译成英文，在众多的网络聊天室里为自己的政府摇旗呐喊，并呼吁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塞族同胞来共抗外辱。由此可见，对于那些最矢志不渝、最倾心奉献的团体来讲，网络科技确实使他们如虎添翼。

虽然说，民族主义并不是科索沃战争期间网络上的唯一基调，但是，如果不是互联网的存在，民族主义分子和团体是决不可能打这样一场费用低廉、卓有成效、完全可控的非对称信息战的。他们的民族主义热情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被无限放大。

民族主义团体的组织平台

1994年1月1日，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启动生效时，数千名墨西哥农民在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领导人马科斯的统领下，占领了齐亚巴斯省的部分城市地区。当墨西哥政府派出军队来镇压这场反北美贸易协定的起义运动时，由马科斯率领的“查帕提斯塔国民解放军”撤退到附近的热带雨林中，开始了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游击战。

对于查帕提斯塔运动的性质，很难作一个定论。它的宣传纲领似乎包罗万象，既有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阶级斗争学说，又有宣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本土保护主义，还加上墨西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民族主义主张。[14]但是，真正使这一运动声名远扬的是它的象征意义。 一群土生土长、原本属于低收入阶层的墨西哥农民，通过武装起义，来抗争那看似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一个全球化的最耀眼成就----互联网以及全球信息传播技术----使得查帕提斯塔运动得遂其愿。

传播学研究大师曼纽•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 在他的专著《身份的力量》中， 这样总结 这场运动的意义:“……对于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使得查帕提斯塔起义者们可以将自己的消息和主张，快速地传布世界，从而促生出同情和支持他们的力量；以此来形成世界范围的舆论压力，使墨西哥政府无法大规模诉诸武力来镇压。” [15]

有趣的是，恰恰是全球化的网络为一场反全球化的运动，提供了存在、扩张和成功的条件。互联网无可替代的操作平台功能，在查帕提斯塔起义的各个方面，都显露无遗。比如，当绝大多数国内和国际的商业媒体都拒绝为起义的解放军发布文告时，运动的同情支持者们就将文件内容传送到多个与墨西哥事务有关的网络邮件用户群、学术会议网点、和互联网名录中。这一举动在运动中期出奇制胜，成功塑造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场景，那就是“起义运动的指挥官兼发言人马科斯行走在丛林中，手拿移动电话，将一篇篇文告传送到互联网上”。[16] 而且，起义的指挥者们利用网络技术和在线社区，来寻求支持，鼓动民意，从而影响国际舆论。因为他们知道，墨西哥政府不敢冒世界民意的大不韪来大肆镇压，所以解放军的宣传组织者刻意来“呼唤网络中逐渐成型的跨国民意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