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宁：保罗拉比诺和“当下人类学”进路

在人文社科领域中，人类学是最富反思性的学科。而在人类学家中，保罗•拉比诺又是相当另类的。知识创新的批判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深度影响经验研究方法的学术氛围下，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催生了对于人类学加以反思的强烈意识，人类学得以对自我的学科根基，即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以来确立的写实主义的科学民族志范式，以及田野调查进行反思。在这一思潮中，保罗•拉比诺及其名著《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1]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原有的学术根基动摇之后，人类学如何寻找新的进路，这恐怕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笔者以拉比诺在人类学领域的实践为线索，探讨反思对人类学学科的影响及反思之后的进路。

保罗•拉比诺1944年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犹太人家庭，祖上是19世纪末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孩提时代由于美国南方恶劣的政治环境(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其随母亲前往纽约生活。这座国际性大都市造就了拉比诺世界主义的价值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100％无宗教信仰、100％犹太人，与过去决裂，扎根纽约”(2008年接受采访)。拉比诺的父母都是精神分析导向的社会工作者，但他对此却毫无兴趣，甚至认为这种内向性的深度分析是极度虚伪的(hypocritical)。拉比诺成为人类学家，并在实践中从多角度寻找人类学家的认同，这和他与主流美国社会的疏离(alienated)，以及多元化的生活背景是分不开的。[2](23)拉比诺1961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哲学，期间聆听了汉娜•阿伦特、雷蒙•阿隆、汉斯•摩根索等人的讲座，韦伯(Max Weber)以来的反实证社会学传统在他的知识体系中埋下了种子。1970年他取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师从格尔茨、施耐德等多位人类学名家，并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萨特、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等思想巨擘一同构建了20世纪最具冲击力的思想之源，这是英美式的学院生活无法比拟的。法国时期的经历对拉比诺人类学视角的形成至关重要，其关注点由现代转向后现代，为随后与福柯哲学思想结缘，并成为欧美学术交流助推者奠定了基础。

拉比诺对人类学的关注点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早年师从格尔茨研究解释人类学，并与当时人类学的后现代潮流相结合，对人类学及田野工作进行反思；其次是阐释福柯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概念，并借助福柯思想，从人类学的视角做生物科技相关的实验室研究[3]；再者是近年来关注的人类学学科建设问题，试图设计一种与时代潮流相结合的“当下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一、从摩洛哥到实验室：田野与反思

西方人类学20世纪初由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确立了科学民族志范式，强调田野调查的实证性、科学性以及民族志作者呈现描述对象时的权威。二战以后，传统的科学主义受到挑战，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从认识论上动摇了人类学固有的学术根基，一场普遍而深刻的反思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对人类学的认识从单纯的学术活动，变为一种具有政治经济的动因和后果的社会实践。人类学家也对此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力图摆脱笼罩在学科之上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阴影。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可以看做是这场反思的重要推动力。拉比诺在这本书中尝试了一种新的民族志方法，将自己的田野工作本身作为民族志描述对象，坦诚地展示了自身作为人类学家的活动细节，力图挖掘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隐含的社会及权力关系。作为格尔茨的关门弟子，拉比诺首先肯定了解释学的方法，参照利科(Paul Ricoeur)，他把解释学(hermeneutics)界定为“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4](25)。但他同时强调，“尽管本书中某些段落中带有明显的心理学的色彩，但绝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解释”，“这里讨论的自我完全是公共的，它既不是笛卡尔主义者的纯粹大脑的思考，也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深层心理的自我，毋宁说它是通过文化中介、具有历史定位的自我，它在持续变化的意义世界里发现它自身”。[4](25)拉比诺采用现象学的方法，在田野调查中着重描述运动性。他认为，每一个文化角色是在其之后而不是其之前的运动中发现自己的意义，以此来强调田野调查过程中调查一方与被调查一方的互动关系。这一论点挑战了科学民族志的写作模式。一直以来，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要么扮演全知全能的上帝，对获取的知识的客观性毫不怀疑，要么把自己隐藏起来，对获取知识的途径绝口不提。事实上，人类学家只有处理好“他性”(otherness)的问题，才能真正地做到相对的开放与客观，才能与来自不同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报道人建立友谊。布迪厄为《反思》一书撰写了跋，并强调了其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另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决裂，即与关于科学工作的实证主义观念决裂，与对‘天真的’(naive)观察的自满态度决裂，与对尼采所谓的‘纯洁受孕的教义’(dogma of immaculate conception)的毫无杂念的自信决裂，与不考虑科学家，而把求知主体降到登记工具所依赖的思想决裂。它还包括另外一个从心理学来说无疑是最困难的决裂，即与克利福德•格尔茨所展现的‘精致化的实证主义’标志决裂，与格尔茨的写作风格所展现的全部诱惑决裂。”[4](155)

拉比诺在摩洛哥的田野工作是格尔茨阿拉伯文化研究项目的一部分。然而由于他们性格及学术旨趣的差异，拉比诺并没有从格尔茨那里得到太多的帮助。在《反思》一书成稿时，格尔茨甚至劝他不要出版，以免毁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拉比诺承认摩洛哥田野工作的困难性，并不否认自己其实并没有深入其中(engaged)。《反思》仅在其完成博士论文后用短短一个月时间写就。拉比诺写作的初衷部分是受《忧郁的热带》启发，该书将他带进了人类学的世界，并使他对“知觉”(perception)概念及人类学家获取知识的方式有所思考；再者是他对田野工作中遇到的麻烦、困惑及孤独感深有感触；另外，该书是他对长久以来从事学术工作萦绕在心头几个问题的思索：人类学知识究竟是何种知识？人类学家试图学习和理解的是什么?人类学学科发展未来将会进入什么维度?这些问题将成为拉比诺终生所探寻的。

1986年《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的诞生是人类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也是学科反思达到顶峰的结果，拉比诺也参与其讨论之中。这场关于“民族志诗学与政治学”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人类学“非地方化”(deparochialized)。[5]这场讨论事实上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多种欧洲思潮，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评理论在美国传播激荡的结果。更激进的思想潮流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在耶鲁、约翰•霍普金斯等知名高校流传开来，对传统的人文社科产生冲击，这也是美国社会女性主义、同性恋运动等社会风潮在学术圈的反应。尽管如此，人类学在之后的十几年中始终未能加入其中。马歇尔•萨林斯、克利福德•格尔茨等人都与这一论战保持距离，甚至一些以左翼标榜的人类学家如Laura Nader、Gerald Berreman、Eleanor Leacock以及Sherry Ortner等都对其提出批评，人类学的主流领域更倾向于保留实证主义的科学和历史观点。拉比诺与詹姆斯•克利福德的交流为他加入到写文化的争论中创造了契机。两人于巴黎结识，拥有对从福柯到德里达的法国思想的共同兴趣，并在加州伯克利合作办研讨会，席间曾邀请海德•怀特、赛义德等以批判理论见长的学者。关于写文化的讨论对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根基造成冲击，这使其得到许多负面评价。尽管如此，它还是为人类学开辟了新的领域。反思性成为衡量民族志写作的重要标准，民族志作者在文本生产中的角色被更多地思考，这催生了多声部的对话模式和多样化的写作方式。民族志视角多元化的同时也强化了学科的自我意识。同时，传统人类学对社会结构、亲属关系等领域的关注也逐渐被认同研究(identity study)、公共文化方案(public culture project)以及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所取代。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拉比诺展开了一系列实验室研究，其中就包括他的生物科学三部曲：《PCR传奇》(Making PCR)，《法国DNA》(French DNA)，《造就未来的机器》(A Machine to Make a Future)。

这种关于理性讨论的人类学范式延续了马克斯•韦伯、福柯等人社会及历史取向的分析模式，以及法国科学哲学家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关于科学史的探索。从社会角度对科学进行研究可以看做是跨学科领域的一个分支。早期的社会建构论者或多或少将其统合在对传统科学研究方式的批判上。托马斯•库恩、布鲁诺•拉图尔等人从不同角度对地方科学实践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使科学、理性、真理、社会等抽象名词“小写化”。所谓“小写化”也可以理解为多元化，即强调知识的地方性和真理的不确定性。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看来，科学发现及实验结果与其说是自然世界特征的反应，不如被理解为社会的构建物[6]；“社会”问题、“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所谓知识的真实性，不过是人为的产物，是科学共同体为争夺话语空间达成的某种共识。尽管从事相关研究的大多不是专业的人类学家，然而人类学的方法还是被广泛运用到其中，例如参与观察常常伴随着分析性的怀疑态度。如果传统人类学工作是将异域文化“日常化”，使其变得可以理解，那么科学的社会研究则是将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理性“陌生化”，通过关注实验室活动来解释科学的抽象性如何被地方实践生产出来的。

《PCR传奇》是拉比诺在西特斯生物技术公司参与观察和思考的结果。通过对PCR(聚合酶链)技术“发明”过程中多位重要人物的采访，拉比诺展示了科学技术社区内部的合作与纷争，通过实例反思了自莫顿以来对科学规范的定义，揭示社会、经济、政治、人性等多重因素在科学理性构建中的关键作用。拉比诺的实验室研究是“将西方人类学化”(Anthropologize the west)的一种尝试，将人们习以为常的晚期现代性文化变得陌生及充满异域风情，以此来揭示“现实”被科学技术实体构建的历史性及权力关系。与远赴摩洛哥寻找田野点和报道人不同的是，拉比诺将自身融入加州的生物科学公司。他的报道人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很强思辨能力和批判意识的知识精英，他对报道人的采访也是对话性的，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攫取信息，所谈内容涉及人类学、道德观及生物技术问题。与传统人类学相比，人类学家与当地人，作者与研究对象，批评者与参与者，阐释人与报道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模糊。通过“异域化”了的所谓理性的西方，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知识与真理的建构过程。[7]

同样，French DNA一书中，拉比诺描述了法国基因组实验Centre d'Etudes du Polymorphisme Humain(CEPH)与一家美国生物技术公司的合作与斗争关系。公众支持(无偿提供个人信息、DNA样本等)的基因项目被卷入了来自美国的风险资本的利益追逐之中，由此掀起了民众广泛的不安，以及关于本质价值、崇高性、爱国主义、伦理界限、身体意义的讨论，深刻揭示了基因技术发展带来的资本、科技、文化关系重组的不确定性。[8]

A Machine to Make a Future是PCR一书的后续，时间从1990年前后推移到21世纪，拉比诺和他的学生Dan-Cohen合作。他们通过参与观察对医学生物公司Celer Diagnostics一系列科学准则的生成及商业原则进行了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