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典恩：国家意志与美国人类学理论的历史演变

【内容提要】 美国人类学研究旨趣的转变及其理论的推陈出新与美国国家意志的变迁息息相关。美国独立建国后为拓展疆域、增强国力所发动的西进运动，激发了社会各界对印第安人的调查和研究热潮，引发了种族论和进化论长达百余年的争论。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为化解国内的种族歧视和排外主义情绪，加强社会建设所组织的社会调查，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生成和发展。二战后，美国的冷战政策和反共氛围迫使新进化论者隐晦化其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学术思想，理论流派的发展受到遏制。与此同时，美国为推行霸权主义大力扶持针对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研究，并因此间接催生了注重“文化路线”的象征主义。

【关 键 词】美国/国家意志/人类学/理论演变

人类学是近代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的殖民扩张而兴起的一门以调查和研究非西方社会文化为己任的新学科。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人类学的研究旨趣与理论演变也始终同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情境密切相关。然而，中国人类学界在引介和运用西方人类学理论时往往忽视了其产生的知识背景，结果不仅造成了对理论的片面理解，而且抑制了本土人类学理论的创新。鉴于此，笔者将历时地对美国人类学理论的发展作粗略梳理，展现其与美国国家意志的互动关系，以增强学界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促进中国人类学者的理论创新意识。

美国人类学的兴起源于独立战争后联邦政府为拓展疆域，增强国力和构建国家认同而发动的西进运动中对印第安人的调查研究。其后，随着美国的国家意志从建国初期的西进扩张转变为20世纪初的社会建设，再到二战后的冷战与霸权主义，美国的主流人类学理论也相应地从种族论与进化论并驾齐驱，次第过渡为文化相对主义、新进化论和象征主义。美国人类学研究旨趣的转变及其理论的推陈出新与美国国家意志的变迁息息相关。

一、西进运动中的种族论与进化论之争

1783年，美国脱离英国殖民统治，正式成为独立而自由的国家。其疆域东起大西洋沿岸，西止密西西比河，北接五大湖区，南至佛罗里达。独立建国初期的美国面临内外交困的窘境。一方面，欧洲的英、法、西班牙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对新兴的美国虎视眈眈，而且对其满怀鄙视心理。当时在欧洲流行一种理论，认为新大陆因地质年代较晚，自然环境要比旧大陆缺乏活跃性。相对于亚欧大陆，美洲的山岭更为险峻，交通更为闭塞，动物更为低级，甚至从欧洲引进的家畜都变得更小。[1]8自然环境的“懒性”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发展成为文明国家。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多数欧洲国家拒绝为美国提供经济援助，甚至拒不承认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内部因长期遭受战火蹂躏，满目疮痍，物价飞涨，经济濒临崩溃。在此情势之下，如何构建国家，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是美国联邦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西进扩张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方法。

19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通过购买和战争等手段相继从法国、西班牙和墨西哥手中获得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等地，版图迅猛扩展数倍。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积极号召和鼓励民众向西部移民，垦殖开发。在国家西进扩张意志的激励下，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接踵越过密西西比河，涌入广袤的西部平原拓垦荒地，开采矿藏，兴建城镇。然而，西进运动虽富有成效地刺激了美国经济，拓展了版图，但却产生了新的问题。西部的草原和山麓自古以来是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狩猎场所，他们对白人的入侵极为反感，报之以顽强抵抗；而白人则视印第安人为阻碍其拓殖土地的野蛮人，对他们进行残酷杀戮，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在西进运动中如何处置印第安人是美国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为了解决印第安人问题，推进西进运动，美国政府多次派遣探险家去西部探索生态环境，调查印第安人的风土人情。例如，1803年，在购得路易斯安那后不久，时任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就派遣了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去探索这块新领土，要求他们获取所遇到的每个印第安部落的民族信息，包括历史、宗教、生计、娱乐、衣着、风俗、观念等。[2]61再如，1869年，美国国会委托探险家卫斯理•鲍威尔(Wesley Powell)对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印第安部落进行调查。鲍威尔招募了数个曾在美国中西部生活过的人作为探险队成员，这些人先前的职业也各不相同，有勘测员、艺术家、外科医生、军官、农民、记者、铁匠、中学教师、传教士、律师等。[3]23探险队重点对印第安人的语言词汇进行采集和分类，同时收集了大量的艺术和工艺品。除了美国政府组织的社会调查外，如火如荼的西进运动也激发了“美国民族学学会”(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和“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等学术机构，以及其他社会人士对印第安部落的兴趣。他们分赴各地，对印第安人的亲属结构、宗教信仰、生计模式等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美国的人类学研究也由此而开始兴起。

当时，对于印第安人与白人是否属于同一种族，印第安人的民族文化与政治组织是处于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还是印第安人的生物特征注定了其社会与文化的低劣，印第安人能否习得白人的文明而逐渐融入美国社会等问题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印第安人与白人属于不同的种族。美国著名的颅相学者查尔斯•考德威尔(Charles Caldwell)认为，头脑是由决定个人性情、思维与行为的组织所构成，这些组织功能的强弱由颅骨是否突出所决定。每个种族的文化特征都可通过其颅骨的形状来判断。[4]59美国印第安人研究的权威人士塞缪尔•莫顿(Samuel Morton)在考德威尔种族理论的基础上对已进入“文明社会”的白人和从事农业生产，处于“半文明”状态的墨西哥印第安人，以及依然以狩猎为生、处于“野蛮”状态的北美印第安人做了比较研究，发现三者颅骨和脑容量的大小呈递减态势。他由此断言，种族风俗习惯的不同是先天生成，而非后天习得。美国印第安人未能形成文明社会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太小，缺乏心智能力。[5]220曾是美国印第安政策主要制定者的刘易斯•卡斯(Lewis Cass)认为，印第安人的体质和心智均无法改变，他们既自己缺乏创造文明的能力，也拒绝向别人学习。[6]既然印第安人是天生次等、心智低级的种族，那么白人从他们手中夺取土地理所当然，因为“天生高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注定能够给美洲大陆带来精致的管理和繁荣的经济”。[7]2再者，印第安人对其狩猎场所实际上并无土地所有权，因为他们的狩猎与游牧活动没有对土地产生任何影响。换言之，他们并未为土地付出任何劳动。相反，白人农民通过艰辛劳作将荒芜的土地开垦成农田，自然对其拥有所有权。[8]故而，采用强制手段将印第安人从原本就不属于他们所有的土地上赶走无可厚非。

另一种观点认为，印第安人与白人本质上属于同一种族。杰斐逊认为，人类天生拥有相同的道德观念、理解能力和生理需求。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生活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印第安人与白人在心智上并无差异，他们的肤色与生活在地中海地区的欧洲人甚为相似，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也与罗马帝国时期阿尔卑斯山北部的欧洲人很相近。印第安人与白人的真正区别在于前者狩猎与游牧，而后者从事农业生产。如果印第安人采用农业生产，他们的文化就能够逐渐赶上相对较为高级的白人文化。[1]9杰斐逊鼓励印第安人放弃狩猎与游牧，实行农业生产，并提倡白人与印第安人通婚，以减少双方的冲突，化解“野蛮人”与“文明人”之间的隔阂。杰斐逊的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也认为人类确实属于同一种族。印第安人的外表特征、道德情感与白人截然不同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而非生物机能的不同。他反对消灭印第安人，提倡购买他们的土地，并建议联邦政府创设印第安人保留区，强迫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对他们加强教育，以提高其文明水平。[9]154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刘易斯•摩尔根(Lewis Morgan)通过对比民族志资料发现，北美印第安人不仅内部各个部落亲属组织的基本特征相同，而且与南亚的土著部落有相似的亲属结构。他由此推断北美印第安人有共同的起源，而人类也应是同一种族。人类社会与文化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他依据进化论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并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标志性的发明与发现，如蒙昧时代的用火和弓箭，野蛮时代的陶器、农业和畜牧业，文明时代的文字。摩尔根认为，人类社会是顺序相承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现时各个种族的社会文化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他强烈抨击针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多次呼吁美国政府在密西西比河以西为印第安人设立保留地，以延续其民族命脉。[1]26-30

西进运动中关于印第安人处置问题所引发的种族论和进化论之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文化相对主义兴起后才逐渐平息。在逾百年的时间内，种族论者和进化论者围绕着种族是否有优劣之分，人类社会文化是随着技术的革新不断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发展，还是种族的生物特征决定了其社会文化的优劣等问题争论不休，彼此都无法彻底战胜对方，两者处于势均力敌、并驾齐驱的态势。不过，无论种族论者还是进化论者都认为白人的社会文化最为优越，欧洲文明居于世界文明的顶端。

二、社会建设与文化相对主义

美国在西进扩张中虽使其领土在短短五十余年内骤增数倍，但多为渺无人烟的荒地，尚需开发利用。与此同时，美国的工商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与日俱增。然而，美国人口稀少，根本无法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对移民采取来者不拒的政策，希冀借此解决劳动力奇缺问题。据统计，1860-1900年美国人口从3100万增加到7600万，其中有1400万是从海外涌入美国的移民。这些“新移民”多来自东欧、南欧、亚洲和拉丁美洲，他们与早年从西欧和北欧来的“老移民”在语言文化、经济生活、教育背景、宗教信仰，甚至体质特征上都存在较大差异。“新移民”到达美国后大多聚居在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大城市的本民族生活区，从事既脏又累的活计，未能及时而顺利地融入美国社会。这些民族聚居区俨然像个大城市里的小城镇，被称为“飞地”。[10]157

随着数以万计的外国移民，特别是有色人种的大规模涌入，很多本土美国人开始警觉和担忧起来，害怕日益增多的外来移民会改变美国的白人主导地位，降低国民素质，危及社会稳定。他们成立了“美国保护协会”、“移民限制联盟”等各种反移民组织，通过大众传媒宣扬移民的危害，呼吁政府限制移民入境。在种族歧视者和排外主义者的不断鼓动下，美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宽松的移民政策，开始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1882年国会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入境、入籍；1917年国会通过“文化测验法案”，要求成年的外国移民必须能够阅读一段英文或其他文字。尽管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外国移民入境的限制，但国内的种族歧视、排外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仍旧日益高涨，以致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文化相对主义理论便是在此种社会政治情境下产生的。

文化相对主义的创始人是弗郎兹•博厄斯(Franz Boas)。18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