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操：工业化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与养老体系

工资的历史和逻辑

劳动价值论

在现实中，各要素的分配未必会按劳动价值论导向分配，有人喜欢以此为据来反对劳动价值论，这恐怕不合逻辑。现象逻辑不一定能反映本质问题。像土地、资本等要素之所以参与分配并分得多，不是因为它对价值创造做出了实质贡献，而是因为这些资源要素是有限的且被独占的。

反过来想想目前被认为是无限的或未被独占的要素，就能明白这个问题。比如，汽车跑起来需要氧气，但氧气无法独占也无法限制使用，是不需付出对价的。再比如，目前开发公海的深海资源是不需要付地租的，先开采先得，完全靠能力。去月球、火星开采资源估计也是如此。另一个例子是，地球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但发射卫星并不需要为占有轨道付代价，依然是谁先占有谁先使用，完全靠能力，而这种能力根本上讲就是劳动价值的一种体现。

而资本的能力是在市场经济中调配资源、调节经济活动，本质是为了获得利润。货币资本可以购买工业资本品（工业资本品作为凝结的劳动反映劳动价值）、雇佣劳动以形成工业资本，可以投入在商业中形成商业资本，投入在金融活动中形成金融资本。但在计划经济中，资本的这种能力就比较小了，有这种能力的主要是政治权力。

资本的逐利行为不见得有利于劳动价值的实现。前文的论述已经表明，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私人资本必须受政权的约束，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发展必须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挖掘和实现劳动价值。

接下来，先看看在市场条件下的分配是如何运作的，主导走向的因素有哪些。各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基本是博弈逻辑。博弈包括供需关系博弈、政治博弈和信息博弈。市场上是看不见的博弈之手，市场解决不了就政治解决，政治解决不了就暴力解决。

最早一批产业工人出现在工业化发源地英国，其最大的特点一是自由，二是没有生产资料。没有生产资料意味着不能自己生产生活，自由意味着可以被资产阶级雇佣。这时的工人主要从事体力机械劳动，完全处于从属地位，生活极端困苦。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工人的收入仅够维持工人阶级本身的再生产。只有在经济周期的短暂高潮下劳动短缺时，工人的待遇才能得到短暂的改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应该说一般工人的劳动价值是不太能体现出来的，能体现的主要是工程师的劳动价值。而在这段时期，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发展并坚持了劳动价值论，不能不说是一种远见卓识。

当然，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不同，马克思坚持劳动价值论有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和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基础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要千方百计地把它剔除掉）。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劳动者联合起来。可惜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各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总是和民族国家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国际主义的工人身份和国家主义的民族身份左右互搏，孰是孰非难以定论。

最终，在老牌工业强国中，工人的联合失败了，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普遍的工人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尤其二次大战之后，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和美苏冷战，为了降低社会主义的诱惑力，各主要发达工业国都提升了劳动者的待遇和福利，让其分享对外剥削的成果，导致了发达工业国和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利益的决裂。

而工会主义则造成发达工业国内部的工人分裂，因为行业工会只关心本行业工人的利益，越是在垄断竞争或自然垄断行业的工人，组织得越好，也越有博弈能力。这使得工人运动得不到广泛的同情，只能成为各种政治斗争的汪洋大海中的一朵浪花。

不过，政治运动带来的收入提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马克思说，一个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平均生产力。这个说法是对的，但只是潜在的。当一个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低于它的平均生产力，我们就说它的国内市场处于一种需求不足（也称作生产相对过剩）的状态。

比如说，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已经能够让所有的人都使用上汽车，但工资却提不上来，许多人买不了。这是因为在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中工人的工资是成本，企业都不愿意先提高工资降低自己的竞争力（除非是受劳动力市场供给偏紧的影响），所以一般而言，提高普通工人的工资需要社会舆论达成共识。但可爱的福特打破了这一点，他一面通过发明应用流水线改进效率，降低成本，一面给工人提高工资，使工人自己能够买得起自己生产的T型车（1914年把工人的日工资从2.5美元直接上涨到5美元）。福特的成功论证了在国内市场处于前述所说需求不足的情况时，提高工资能够推动国内市场消费，促成了美国1938年最低工资法的制定。

当然，提高工资会对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在工业发展、国民生活水平随之提高的国家中，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首先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而转移出去。试想，如果美国是个封闭的经济体，不能把这类产业转移出去，那么美国人买衣服之类就会贵不少；而当这类产业转移之后，美国可通过扩大中高端产业的生产而用高附加工业制成品来交换低附加值产品，使美国的工业化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提高。这也是西方推崇的比较优势学说的奥秘。但站在工业后进国的立场上，这种低端产业固化是不可接受的。

故事还有第三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生产所需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也越来越多。高素质意味着需要对劳动者有更多的投入，需要吃得更好，受更好的教育，所以劳动者收入也得到提升。相应地，产生了劳动者之间的分化。普通工人、中高级技工、工程师、技术研发人员、最后到科学家，都在工业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根据复杂劳动的程度享有不同的收入。其中有部分高级技术人员，因为掌握着企业的核心技术而能与资本分享利润。

所以，一个国家的劳动者中中高级劳动者占比越高，越像是个所谓的中产阶级社会，劳资矛盾也显得越缓和。甚至到最近资本泛滥的时代，好的技术项目找钱投资相对容易，高级技术人员面对资本的博弈能力再次提升。

近一百年的工业化发展明显地表明，一个国家在核心工业产业上的研发、生产、流通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越多，工业化的程度就越高；在研发中投入的越多，工业化越高级。也就是说，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的研发能力，而国家研发能力的建设都是由政权保障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导向的。工业化大国强国往往选择从基础科学领域把握和控制工业化的方向。但基础科学从投入到产出的周期太长，烧钱太多，没有产出的风险也较高，很少国家能承受的起，所以小国倾向于采用跟随战略，选择已初步明确有工业化价值的领域加大投入，形成产业优势。

一个国家要搞什么产业，必须要有相关的研发基础和人力资源，而对研发能力建设的投入归根到底是对人的投入。因此，工业化国家都力图建立自己的教育研发体系。优秀的人才不仅能满足现时产业的需要，而且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动力。目前最强大的工业国美国，仗着自己有钱，把世界上能招到的好学生都招过去。有钱就是任性，但这不是可以通行的方法，绝大部分国家都需要自己培养所需的人才，所以自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

有些人喜欢指责瑞典、挪威、芬兰、荷兰等国家，说他们税收过高影响竞争力，福利过好养懒人，但他们却没有想到需要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的竞争力长期名列前茅？关键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也长期名列前茅。有些国家的教育投入甚至达到了理想状态，学生有能力达到什么层次的教育就可免费或有报酬地上到什么层次。因为他们想通了一个道理：如果你能成为一名化学博士（或高级技工），而读完本科（或初高中）就因为财务原因不读了，这不仅是你自己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当然，一些不是热衷于搞教育研发而是热衷于搞福利的欧洲国家，像PIIGS（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就悲剧了。

说白了，教育支出对中低收入阶层是个沉重的负担。如果国家不能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优良、公平的教育，国家将不能得到所需的工业化优秀人才。考虑到中低收入阶层所占人口比例，这绝对是个重大的损失。对于工业化来说，教育比医疗重要，医疗比养老重要。不过从长期看，良好的教育体系对工业化的帮助最终会体现在医疗和养老水平的提高上。从这点出发，可以做个大胆的预言，一旦美国从最高处降落，美国的不公平的、对普通劳动者而言过于昂贵的教育体系和世界最昂贵的医疗体系将产生巨大的问题。

最终，工业化的发展历史将成为劳动价值论的自我实现过程。坚持劳动价值论，就是坚持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就是坚持教育立国，就是坚持研发立国。

中国故事

建国后前三十年，伴随着工业化的积累、重轻工业的发展，我国建设了力所能及的高等教研体系，但取得成就更大的是在基础教育方面。在初等教育中坚持面向工农群众，通过简化汉字、推广汉语拼音、开展扫盲运动、开办工农速成学校、文化补习学校等方式，使中国儿童入学率、成人识字率大幅度提升，使中国从一个以文盲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以识字人口为主的国家，人口素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到1978年，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4%，小学毕业生升学率达到87.7%，基本普及初等教育。

有人指责前三十年人们生活很困苦，一说起来就是一年吃不了几次肉之类的，这其实是一种过于“吃货”的观点。工业化初期中国的粮食困境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不再赘述。这里要说的是，吃只是衡量生活水平的一部分，教育和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看看现在家庭的教育支出，就知道教育是生活水平的很大一部分，而在这方面前三十年是很值得赞扬的。

在医疗保健方面，中国在城市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所）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及卫生防疫体系，在农村形成了以县医院为龙头、以公社卫生院为枢纽、以大队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通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覆盖了所有城镇职工和大多数职工家属，通过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农村人口。

虽然这一时期的医疗保障仍处于较低水平，但人民的总体健康水平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被联合国称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1978年，我国人均寿命达到68岁。2015年，印度和俄罗斯的预期寿命只有68.1岁和70.5岁，而中国已经达到75.4岁，离美国的79.7岁只差4.3岁。

改开前的基础教育体系培养的大量优秀的农村普通劳动力资源，在改开后逐步得到了充分利用。80年代，由于乡镇企业的广泛发展与外出劳动力市场的不成熟，外出农民工工资相对较高。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虽然名义工资在不断增长，但由于物价提高和劳动力市场的快速扩张，实际工资接近停滞。

本世纪初以来，由于劳动力市场日益趋紧，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都有所提高。这几年开始出现了普工招工难的情况，普工的实际待遇有所改善。但对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相比不断提高工资，加强自动化生产或进行迁移是更好的选择。所以就算招工难，普工的工资提高也是有限的。而目前相比普工，中高级技工更加短缺。应想办法把部分普工（包括部分中高职）转变为中高级技工，把中高级技工的培养纳入到中高职教育上来。提高劳动力层次不仅对劳动者有利，也对产业升级有利。

另一方面，对劳动力的保护迟迟解决不好，欠薪等损害农民工的事件层出不穷，主要原因是某些地方政府未能把握好劳资间的平衡。中国共产党应加强工会的党团组织、群众组织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