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为什么说我们正处于新“镀金时代”

《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又译为《21世纪资本论》)是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于2013年8月出版的著作。此书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成为西方学术界和媒体讨论最热烈的新书之一。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一个月之内写了4篇针对该书的评论，本文为其中最长的一篇，原载《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14年5月8日，其主要内容如下。

《21世纪的资本》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在这本书中，皮凯蒂针对不平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思考，然而他的影响远不止这些。正如皮凯蒂所说的那样，如今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由“1%”所主宰的第二个“镀金时代”，或者说是处在第二个“美好时代”的话题已成为一个共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得益于皮凯蒂的工作，他和他的数位同事在统计技术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才使得我们得以深入到历史中去追踪收入和财富的集中。

上述开创性工作的结果就是为我们理解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带来了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之前，大多数和经济差距相关的讨论多多少少忽略了那些非常富有之人。一些经济学家(更不用提政客)曾试图压制任何关于不平等的话题。即便是愿意讨论不平等的经济学家，也只是将研究重点放在穷人和工人与仅仅是较为富裕但还算不上是真正富人之间的差距上面，或者是那些收入超过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大学毕业生，或者是比较富有的顶层1/5与底层4/5之间的对比，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那些收入快速增长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银行家身上。

因此，我们得到了一个启示：现如今，著名的“1%”以及人数比“1%”还要少的人的收入才是日渐严重的不平等的真正根源。第二个启示是：看似夸张的第二个“镀金时代”的说法实则并不夸张，这在美国表现得尤其如此。在美国，流入顶层1%的国民收入份额的变化曲线是一个巨大的U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美两国的1%的收入占各自国家总收入的份额是1/5；到1950年，这一份额已减少了一半以上。但是自1980年起，1%的收入份额再次大幅上升。美国的这一份额如今已经重返一个世纪之前的水平。

当今的经济精英完全不同于19世纪的经济精英。回到19世纪，巨额财富往往都是通过继承得来的。相比之下，现代的经济精英难道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才获得地位吗？皮凯蒂告诉我们，也许并非如您所想象的那样。实际上，当前这种状态的持久性可能会比二战后的中产社会还要长。《21世纪的资本》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向人们揭示出：我们不仅已经踏上了收入水平回归19世纪的道路，而且还正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在“世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制高点并非由有才华的个人而是由家族王朝控制。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见解，正因为如此，该书才需要被仔细和审慎地研读。这是一本真正的巨著，它将宏大的历史视角和精心的数据分析融合在一起。尽管皮凯蒂嘲笑经济学研究“对数学有着幼稚的激情”，但是支撑其论述的却正是一种有力的经济学模型，它将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同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本书将改变我们思考社会以及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方式。

我们究竟对经济的不平等了解多少？又是何时才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呢？在皮凯蒂对这一领域发动横扫性革命之前，我们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的理解主要来自民意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随机抽取的家庭会被要求填写一份调查表，随后他们的回答将被归纳总结，形成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整体数据画像。此类调查的国际通用标准是美国人口普查局进行的年度调查。美联储也会每三年对财富分配做一次调查。

这两项调查是对时时都在变化的美国社会轮廓的基本指南。在它们所提供的长期数据中，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始于1980年前后。在此之前，美国社会各阶层的家庭收入都或多或少地同步于经济的整体增长。然而，在1980年之后，经济收入所得的绝大部分份额都流入了收入分配的顶层，而半数底层家庭的所得则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从历史上看，其他国家同样不善于记录公民的收入情况。但是，上述情况在近年来已经有所改善，而这要归功于“卢森堡收入研究项目”的努力。同时，随着可被用来在国家之间进行比对的调查数据的增多，又将产生进一步的重要见解，特别是，我们现已知道：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美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最严重的。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归因于政府的行为。欧洲国家也像美国一样，因为市场行为而存在着普遍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尽管其程度可能不如美国严重。但是，由于欧洲国家在通过税收和现金转移来实现再分配方面的作为远远超过了美国，因此其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并没有美国那么严重。

然而，尽管这些调查数据非常有用，但它们还存在着重大的局限性。它们往往会少算或漏报那些应被归入最顶层收入范围的收入。另外，这些数据还在历史深度方面有局限性。即便是美国的调查数据，也只能将我们带回到1947年。

让我们来看看皮凯蒂及其团队。他们已转而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信息来源：纳税记录。使用纳税记录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不过皮凯蒂等人已经发现了可以将纳税数据与其他数据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而使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信息，相对于通过调查而获得的证据来说是一种关键补充。税收数据不同于其他数据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有关精英阶层的信息。同时，基于纳税记录的测算还可以让我们更深一步地走入历史之中：美国自1913年就开始对收入征税，英国则是在1909年开始对收入征税，而法国的财富数据甚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这归功于其对地产税数据的精心收集和保存。

开发与利用这些数据并不简单，但皮凯蒂做到了。他利用这些数据中所记载的所有交易技巧，再加上一些训练有素的估算方法，为我们总结出了极端不平等在过去数个世纪中的兴衰(如表1所示)。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把当前这个时代称为新“镀金时代”或新“美好时代”并不夸张，事实正是如此。但是，这一事实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皮凯蒂将其著作命名为《21世纪的资本》，这简直就是向知识界发起直接的挑战。书名如此令人震惊，不仅仅在于它是对马克思巨著的明显引用，更在于皮凯蒂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就通过让人们想起《资本论》的方法，把自己的分析同当代大多数有关不平等的讨论划清了界限，以此表明他是在回归一个更古老的传统。

大多数不平等研究者一般会假设认为：通常被称为薪水的所得是所有劳动行为的目的所在。因此，对他们来说，来自资本的收入要么是不重要的，要么是不会令其感兴趣的。然而，皮凯蒂却指出：纵然是在今天，仍然是来自资本的收入而不是劳动所得占了收入分配的绝大部分。他还认为：在以前的“美好时代”以及不平等程度稍逊于“美好时代”的“镀金时代”，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不是工资的不平等，而是资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在他看来，我们正走在回归这种社会的道路上。尽管《21世纪的资本》是一部按照经验主义原则写就的著作，但真正支撑它的却是一种试图将经济增长同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的理论框架。在皮凯蒂看来，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史就是资本累积与推动增长的其他要素之间进行竞争的故事。在这里，所谓推动增长的其他要素主要是指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

可以肯定的是，这场竞争不可能有永远的赢家。从长远来看，资本的存量和收入的总量必须保持大致相同的速率增长。但是，如果只看其中的一段时间，两者中总有一方能在数十年中领先于另一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的累积资本的价值曾达到国民收入的6至7倍。然而，在随后的40年中，由于财富受到物理性的毁灭，加之一部分储蓄因为战争而被分流，从而使得累积资本的价值一度下降至只有国民收入的3倍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的累积又重新开始。但由于该期间处于所谓的“辉煌30年”这一壮观的经济增长期，因此，资本与收入之比仍然处在低位。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增长放慢导致资本与收入比例日渐上升，因此，资本和财富一直在以稳定的速度向“美好时代”的水平回归，而且在皮凯蒂看来，除非这一次的资本累积进程能够受制于累进税，否则最终势必再度制造出“美好时代”的那种不平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原因在于r与g的比例。其中，r代表的是资本回报率(the 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g是经济增长率(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由经济学模型可知：如果g变小，r也会变小。其具体表现就是，自1970年以来，经济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其原因在于，适龄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和技术进步的放慢可能会让这种下降延续下去。但是，皮凯蒂肯定地指出，r变小的速度慢于g变小的速度。或许，他的这一观点不一定正确，但如果假设用机器来取代人力足够容易的话，或者，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那么，增长肯定会放慢。而作为增长放慢的结果，资本与收入之比的拉大，实际上就等于r与g之比的拉大。皮凯蒂指出，这就是历史纪录对于未来情况进行的展示与启迪。

如果他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收入的再分配会远离劳动者，倾向于资本所有者。传统观点认为，我们对此不必担心。从长期来看，资本和劳动在总收入中各自所占的份额是高度稳定的。但是，如果把这个时间段再拉长一些，传统的观点就不正确了。例如，在英国，资本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不管其形式是企业利润、红利、租金还是出售所有权的所得――曾经从一战前的40%左右降至1970年前后的不到20%，并且从那以后一直在反弹，目前已经大致恢复一半水平。在美国，历史弧线的走势虽然没有英国那么清晰，但是也存在着再分配倾向于资本的现象。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自金融危机开始以来，企业的利润一直在大幅增加，而工资――这其中也包括受过良好教育者的工资――却始终停滞不前。

资本占有的份额不断上升，反过来会直接导致不平等的加剧，这是由于资本的所有权总会令劳动收入在分配中处于非常不平等的地位。但是，其影响并没有就此止步。因为，当资本回报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时，“过去往往会吞噬未来”，社会走向则将无情地被世袭财富所主导。

我们来看看这种趋势是如何在欧洲的“美好时代”发生作用的。当时，资本的所有者期望他们的投资能为其带来4%―5%的回报，而且这部分回报的税率还是最低的。与此同时，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左右。因此，富人能够轻易地把他们的收入进行再投资，以确保他们的财富和收入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从而强化他们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有时甚至为此不惜告别极度奢侈的生活。

当这些富人去世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把自己的财富再次以最低的税率传给了后代。传给下一代的财富大约能占这些人每年收入的20%―25%。绝大部分的财富，约90%左右，是通过继承而非辛辛苦苦的劳动所得。这些世袭财富被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在1910年的时候，最富有的1%人口控制了法国60%的财富，在英国，这一比例为70%。

你或许会说，当代社会并不是这个样子。然而，事实上，资本收入和世袭财富虽然已经不如“美好时代”那么重要，但仍然是加剧不平等的有力因素，并且其重要性还在日渐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