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乱局与解局

摘要：国首先应将主要的外交和政治经济资源放在中日韩自贸区上，并以此为基础促成RCEP在较高标准的基础上达成。其次，积极准备加入TPP，而中日韩自贸区能为中国准备相当有分量的筹码。最后，主导力推在TPP和RCEP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亚太自贸区。

2015年10月5日，美国等12个国家宣布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这一所谓的“面向21世纪的综合性高标准”协定，由于排除中国的参与，将已然推行若干年的亚洲经济一体化带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亚洲经济一体化，泛指以东北亚和东南亚为基础的亚洲经济融合。南亚个别国家有适度涉及(如印度)，但仍围绕东亚来进行。亚洲本是一个非常分化的区域，各国各地区在政治经济制度、历史发展阶段、文化、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国家外交风格和结盟倾向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不同，除了小范围区块之外，整个亚洲几乎没有什么同质性。如果以地理上的亚洲(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亚)再加上临近的岛屿国家而构成通常所说的“亚太地区”(Asia Pacifica)，同质性更少。当然，所谓亚太地区，基本上是指地理上的亚洲了。

但亚洲确实已经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和财富聚集地。亚洲的经济增长率早已经高过其他地区，国际贸易和投资总量，尤其是制造业，也已经超过其他地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最新报告，亚太地区货物贸易占到世界三分之一以上;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亚太经济已经占到全球GDP产出的40%。此外，国际咨询公司BCG的调查显示，亚洲的私人财富拥有量已经超过欧洲，到2019年，亚洲的私人财富可达到75万亿美元，而同期北美的私人财富预估是63万亿美元，亚洲在富裕程度上也可超过欧美。

同时，地缘政治权力也向亚太逐步转移，具体表现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美国力量向亚洲的“再平衡”。在这个大背景下，亚洲经济一体化，就绝对不仅仅是个普通的经济问题，而是牵涉到亚洲及国际大格局的变化，甚至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改变。

亚洲经济一体化：缘起与模式演变

国际贸易理论将经济一体化分为几个阶段。最基本的是优惠贸易安排(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两国在原来彼此没有特殊贸易互惠的基础上，给彼此一些有限的互惠。中国目前和印度所谈的贸易协定，充其量只是一个优惠贸易安排，但印度方面仍有很大阻力。

稍微有意义的一体化安排是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其中成员国废除或降低彼此之间的产品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实现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自由贸易协定，包括TPP，都是这种形式。下一步是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成员国不仅取消彼此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实行共同的对外关税。再高一级的则是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成员国之间还要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包括货物、服务、资金和人员。更高一级的一体化是经济同盟(economic union)，需要成员国之间还要实现经济政策上的整合和协调一致。

最高级的一体化是完全一体化(complete economic integration)，成员国在货币、财政、经济政策、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等方面的一体化，并建立超国家的立法、行政和执行机构。这实际上就是迈向一个统一国家的景象。

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一体化，战后最早开端于欧共体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体化运动，此后逐渐推进，终于成就今天的欧洲联盟，是人类历史上所能达到的国家间政治经济加社会同盟的最高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个超国家实体;第二轮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源于北美，体现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三轮在2000年以后展开，这次由亚洲扮演主角。毋庸讳言，亚洲的一体化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动静一直不小，属于区域主义的是非之地。

回顾历史，可以说亚洲经济一体化运动开端于1992年达成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SEAN Free Trade Area，简称AFTA)。AFTA最初只包括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六国，后来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相继加入，现在已经囊括东盟十国。这是东盟试图在经济一体化方面有所建树的初步努力。1967年建立的东盟，本意是成立一个松散的地区政治组织，在西方的卵翼下，将东南亚国家团结起来以抵抗来自北方(中国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所以几十年来并没有着意于经济合作。冷战之后，东盟的政治功能色彩有所弱化，其成员国开始从经济合作方面寻求这个地区组织继续存在的意义，经济一体化提上日程。

AFTA的文本成果是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共同有效优惠关税”系统(Common Effective Preferential Tariff，简称CEPT)――各国对产自其他东盟国家的货物，征收0-5%的关税。但是，这个系统允许大量例外，再加上东盟绝大多数国家相对较低的治理能力、官僚作风和腐败，使得贸易商很少愿意利用其所谓的优惠措施。可以说，AFTA是一个文本上的一体化尝试，实际效果甚小。但另一方面，AFTA至少在精神上团结了东南亚国家，有助于东盟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尽管AFTA实际效果上名存实亡，但域外国家却因此强化了东盟是一个共同体的印象，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个印象是以后亚洲一体化运动的概念基础。

新一轮的亚洲经济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客观上推动的。自80年代开始，中国一直希望被世界经济体系完全接纳，将重点放在多边机构，谋求“复关”(即恢复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合法席位)和后来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上。中国政策的转向发生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夜。

2000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10+1)峰会上，时任中国总理朱基提出要和东盟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据后来若干参加者回忆，这个提议当时让参会的东盟领导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应对。但这是一个难以拒绝的提议，因为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的利益是巨大而明显的，且在随后的可行性研究和谈判中，中方慷慨表示可以让利，让东盟得到60%的总体利益，甚至同意建立一个“早期收获系统”，许可东盟国家在协议正式签订之前先享受利益。

此后进展很快，2002年双方正式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立，是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贸区。今天看来，当时国家领导人决定通过稍微让利的方式取得东盟国家信任，为中国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谋得了关键的一席。

东盟当然从来都没有丧失警惕性，也决不愿只和某一个区域大国建立自贸协定关系，而是希望将尽可能多的大国拉进亚洲一体化的舞台。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后，东盟相继与日本、韩国、印度、欧盟等签订了类似协定，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东盟+1”自贸协定模式。当然，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是中国-东盟自贸协议所引发的。

日本在亚洲一体化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日本签订双边自贸协定起步比中国稍晚，但步伐显然更快。2002年，外务省设立专司自贸协定的机构，并先后与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许多国家签订了自贸协定，也包括东盟-日本自贸协定。日本政府还特别注重规则制定方面的主导作用，搞出日本版本的“经济伙伴协定”，以其“全面性、灵活性、选择性”而自豪。

既然目标是亚洲经济一体化，如何将这些碎片化的自贸协定整合起来，让更多国家参与在一个泛亚洲(或其主要区域)大协定中，是推动一体化必须面对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十几年在理论和政策层面出现了以下几个模式：

第一是“10+3”模式，即东盟十国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成立一个东亚自贸区(EAFTA)，实现东亚(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的经济一体化。这是中国自2003年来一直主张的模式。对中国而言，这个模式有几个优点。一是规模较小，风险也因之较小。二是可以将某些域外国家(主要是美国)甚至是某些形迹可疑的亚洲国家(如印度和澳大利亚)排除在外。再者，中国相信，随着自己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力上升，迟早可以在这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居于主导地位。

第二个模式是“10+6”，这是日本所倡议、东盟也比较倾向的模式，即在10+3基础上再加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盟国家向来与这三个国家交好且经济联系密切，它们的加入也确实能带来更大的市场和贸易量。事实上韩国也一度颇为欣赏这个模式。

第三个是曾昙花一现但后来又被重提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简称FTAAP)概念。创建FTAAP的想法最初来自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该理事会2004年和2005年反复劝说APEC领导人考虑建立FTAAP，但当时参会的各国领导人并不太感兴趣，只是指令有关官员继续研究。

中国一直追求的是10+3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模式，并一度大力推动。2005年东亚各国开始对10+3模式展开可行性研究，提出了大量具体和可操作性的建议，但其他各国一直回应冷淡。自2005年开始，中国几乎在每一次10+3经济部长会议和其他会议上都兜售这一模式。如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2006年在第九次10+3经济部长会议上表示，“东盟及日本、韩国是中国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中国十分重视10+3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并支持这个机制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主要渠道”，十分清楚地说明中国非此莫属的立场，并基本排除了对10+6模式和FTAAP模式的可接受性。但中国的努力一直劳而无功，始终不能推动其他国家同意展开正式谈判。

相对而言，美国对FTAAP更有兴趣，曾经作为非正式的政策提出，但这一想法在中国受到怀疑，认为是美国企图在亚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进行捣乱的“阴谋”。亚洲其他国家，包括东盟和日本，倾向于10+6模式，对中国热衷的10+3和美国若有若无提出的FTAAP都不算特别热心。

美国介入亚洲经济一体化：从FTAAT到TPP

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开展是与美国9•11后全力反恐在同时期进行的。换言之，美国在其将近十年的反恐战争时期，并无多少余力参加到亚洲的区域主义之中。这并不表示美国对亚洲的一体化视而不见或者浑然不在意。事实上，美国自认为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在亚洲也始终有着巨大而显著的存在，不会坐视排除美国的一体化。但是因为美国主要的外交和军事资源被用于反恐，对参与这一过程颇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毫无疑问，美国决策者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2006年，美国转而支持FTAAP，试图以泛亚太自贸区的另类框架重起炉灶，在美国的主导下将亚太所有的国家都囊括进FTAAP这个框架。这是第一次有一个世界贸易大国正式支持FTAAP的提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国际贸易经济学家C. 弗雷德•伯格斯滕于2006年8月16日在《金融时报》撰文，称鉴于多哈回合止步不前，“创建亚太自贸区时机已到”。伯格斯滕有很深的官方背景，1977年-1981年曾担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在此之前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他后来在APEC工作，负责该组织的贸易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