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摘 要：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手段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然而，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印度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也不独特，甚至它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

关键词：中国模式；独特性；印度；巴西

一、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

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即使在2009年金融危机全球蔓延之际，中国仍然成功实现了GDP增长率“保八”的既定目标。中国国内旋即有一批官员和学者开始响应由《TIMES》杂志前编辑乔舒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曾提出的“北京共识”[1]，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在此有必要首先明确“中国模式”的基本概念。泛指的“中国模式”包括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 “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这几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要全面地探讨“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2]。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但就全球视角下对部分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发展路径选择以及政治制度选择等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尤其是对与当前中国具有相似发展历程和发展程度的印度、巴西等国家进行考察，均可发现所谓的“中国模式”无论从成功经验或发展欠缺的角度，或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都并不独特。

就成功的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学界早已对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原因达成共识，亦即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预下）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入。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成功的原因也大致可以归纳为这么三个方面：第一，是社会投资。比如推广基础教育、消灭血吸虫、消灭赤脚医生、建设农田水利等。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公共教育和卫生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这些投入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第二，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市场化的成效，本质上与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区别。第三，从政治上来看，中国推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利，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

就发展的欠缺方面来讲，其不足之处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或许以“中国模式”的一个典型区域实践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备受国内很多学者赞许的“上海模式”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实际上，“上海模式”也是一种“国进民退”政策的延伸，即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外商投资获得过度发展，中小企业生存空间人为压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奉行着“牺牲内资，扶持外资”的政策。更严重的是，被政府奉为圭臬的“GDP中心论”为加强国家主导、发展城市、牺牲农村、支持大企业、牺牲小企业的行为提供了顽强的理论基础，最终导致居民个人收入增幅极其有限，中国的GDP和人民的福祉相距甚远。而在曾经的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困扰着众多国家，最终陷入经济增长的泥淖。以巴西为例，巴西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巴西的“强迫工业症”造就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数量普遍过低，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拉美国家曾经的发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困境。

可见，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并不存在的。无论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还是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这些都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

二、20世纪60~80年代的巴西经济发展历程与启示

巴西在20世纪60~80年代的经济发展历程可谓曲折。 1964~1988年的巴西正是军政府执政时期。其时，巴西军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指导思想，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一直保持着飞速增长，尤其在1968~1974年这7年间，巴西GDP年均增长11.4%，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

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奇迹”的取得是基于这样一些措施：政府施行全面的高税收政策；政府高度重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实行以投资促增长的政策，尤其重视对工业园区建设、基本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的投入；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大量征收土地，实现强迫的“工业化”；巴西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对外资的偏好政策等等。与GDP高速增长形成反差的是，巴西政府在公共教育、卫生医疗等配套设施投入等方面却严重不足；国民财富收入的分配机制僵化，导 致 社 会 的 财 富 收 入 差 距 日 益 拉 大。以1990，1995和2005年的巴西经济数据统计分析，当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634，0.602，0.568，均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巴西的“强迫工业化”造就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后来成了城市里贫民区的居民；巴西政府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地干涉经济的做法，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另一方面也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巴西近30多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加上政府产业政策偏向于资金密集的大企业，导致就业率低，结果使得没有工作的低素质人口成为犯罪人口，巴西杀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高达美国的5倍。

国家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使巴西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给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留下了后患。历史表明，这些问题的确给巴西经济进一步发展制造了严重障碍。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奇迹年代”的随后即为“丢失的十年”；对比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两倍多，到2010年却不到中国台湾和韩国的1/4；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进入高度通胀时期，金融危机屡次爆发，经济发展速度也缓慢难行，结果导致政治上也不稳定，从而更不利于经济发展。

巴西的经济发展历程与目前中国选择的发展方式有很多共同之处。一样的选择政府主导、一样的推行外资优先、一样的GDP崇拜，一样的经济高速增长，当然也一样的收入分配不均，一样的土地配置问题。以国有企业的发展为例，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国进民退”政策及偏重外资而轻视民营资本的观念，都是所谓的“中国特色”。通过对巴西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国有企业发展思路和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肯定“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不是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奇迹，因为这一切都在60、70年代的巴西发生过。再以收入分配为例，有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国家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却恰是由于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而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因此很快稳定并下降至合理水平。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若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此外，彼时巴西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非常严重，而直到今天也未能得到解决。所以，中国可参照2003年以来的巴西改革经验，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将国有企业的垄断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弱国有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只有国家的普通国民具备了较强的消费能力，才能使这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实现良好的循环。 “三架马车”的经济增长模式，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消费，政府的消费数量较小且失其公，而国际市场的消费受到的干扰因素极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重新审视和定位普通国民的消费能力，这在一个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肯定地说，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也不独特，甚至它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因此，具备相似发展经历和发展阶段的中国更应该分析、总结并吸取巴西的经验和教训，采取更合理、更有效、更平衡的发展方式，既鼓励效率同时要兼顾公平，立足当前更应规划未来，而不应该付出大量的时间、资源和社会成本再重复巴西的曲折发展之路。

三、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态势比较

据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显示，1978~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为9.73%，印度仅为5.37%；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印度的几倍，而且出口远远高于印度；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和比重相对印度而言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不断减少。基于这样的事实，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将印度甩在了身后，落后的原因就是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落后于中国。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经济腾飞根本不是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而是“软件设施”，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所导致。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础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其他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有可能超越现在的中国。就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言，在中国经济最初的起飞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对早期中国经济发展投资领域更为准确的概况应该是：先有了经济增长，然后才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而不是先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才带动了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可从近年来印度的发展轨迹得到实证。目前，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已经从原来的4%-5%慢慢提高到了8%以上。这些成绩是在并没有依靠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实现的。但是，一旦印度经济步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有理由相信外商直接投资会大量流入这个国家。因为经济增长本身将会产生新的资源，并带来投资机会。而一个国家有了新的资源，就可以将其配置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去。对比中国和印度，有些细节值得注意。第一个重要的细节是，中印两国之间的增长差距在缩小。平均而言，1978~1997年，中国的增长速度比印度快近两倍，但在1998~2004年，中国的增长速度只比印度快50%；第二个重要的细节是，虽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都比印度快，但前者的增长幅度要远远大于后者。 1978~2004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约为印度的2.5倍，但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却只为印度的1.8倍。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中国远比印度富裕的感官差别。单纯就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之所以比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长快，很大程度是出于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