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这个国家真正的希望何在?

企业家与资本的关系，是我过去30多年研究的主题。我在1984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企业家的文章，后来与盛斌合作写成《企业家》一书，到现在，我始终没有离开那篇文章和那本书所设定的主题。

下面我谈六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

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无论是资源配置，还是技术进步，都来自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应用。但非常遗憾，如果你学过经济学的话，你从经济学教科书当中得到的结论是，市场就是价格，就是通过价格不断的调整，供求达到均衡。为什么主流的经济学里面没有企业家?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主流经济学的假设。主流经济学假设这个世界是确定的，信息是完全的，偏好和技术是给定的，并且还假定所有人都是同样聪明的。如果世界是确定的，每个人都能看到未来的样子;如果信息是完全的，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做决策的知识和信息;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谁也不比谁更聪明，谁也不比谁更笨，那么，每个人都是无所不能的“企业家”。自然也就不需要企业家。实际上，世界是不确定的，判断未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收益，好多信息都没有，没有办法按计算机程序做决策，只能靠自己的判断力、想象力。而且人与人不一样，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想象力和判断力。市场是不是有效依赖于市场当中最具有智慧、最具判断力和想象力的人，要看他们怎么去做决策，这类人就是企业家。

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是均衡和稳定，而不是发展和变化。但市场经济真正的本质不是均衡，不是稳定，而是发展和变化。过去200年，西方世界最早实现了市场经济，不断有新的产品出现，不断有新的技术出现，产业结构在不断变化，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变化。所以，今天使用的产品和200年前不一样，和30年前也不一样。30年前我们没有手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10年前没有微信，现在我们都使用微信。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经济。

这种变化和发展来自创新。谁是创新的真正主体呢?企业家。但是，主流经济学的假设，以及它关注的重点，使得我们的教课书当中没有了企业家;甚至一些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也没有真正关注企业家。

举个例子，增长理论中最著名的所谓新古典增长模型，关注的是资本积累如何带来经济增长，或者说经济增长如何依赖于资本积累，但它并没有关注资本积累是如何进行的，资本积累如何推动新技术、新产业的出现。它只关心资本的数量，不关心谁在积累资本，谁在进行投资。最新的所谓内生增长理论，关注的是知识、R&D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它没有关注知识和R&D如何通过一种特定的人群，也就是企业家，来变成经济发展的源泉的。

29年前，也就是1986年，我有一篇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商品经济=价格+企业家。那时候讲的商品经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市场经济。只可惜主流经济学只关注价格，不关注企业家。

可以说，今天中国很多有关政策的争论，如经济发展应该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其实都依赖于我们怎么去理解企业家和市场的关系。如果不能真正理解市场当中企业家在怎么发挥作用，市场的有效运行和人类的技术进步如何依赖于企业家精神，我们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实际上就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只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而不理解企业家的重要性，以为政府可以代替企业家进行资本积累，我们得到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其实，资本只是企业家调动资源、实现创新的工具，离开了企业家精神，靠政府进行的积累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增长。

第二个观点，资本家的职责是选择企业家

我在1984年写了企业家的文章及其后的《企业家》一书之后，应该说，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的重要性，逐渐形成了共识，也就是说，企业家是重要的;中国改革要成功，需要企业家。

但是什么样的所有制下才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家重要，但是所有制不重要，我们需要企业家，但不需要资本家。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1986年，我写了另一篇文章，就是“企业家与所有制”。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企业家是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没有私有财产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我在牛津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我发展了一个理论，即“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试图解释资本雇佣劳动，也就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当中，资本所有者处于那么重要的地位，它与企业家精神有什么关系。我的理论有两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企业家是最容易偷懒的一批人。他们做决策时，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确定的硬性指标来监督和约束他们，如果要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唯一的办法是让他们承担风险，也就是让他们拿剩下的，不能拿固定的合同收入。普通工人拿的是合同收入，无论企业的收入是多少，只要按时上下班，也没有明显的过失，他们就有权利领取事前约定的工资。企业家不能领工资，只能在所有人该拿的拿走之后，剩下的才能归他所有，所以他的收入叫剩余收入(利润)。为什么呢?只有这样，企业家才有积极性做正确的决策。

第二，在任何社会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具有足够高的企业家才能。但是谁具有企业家才能，我们也没有硬的指标进行衡量，诸如通过考试，或者通过资格认证，来确定谁有企业家才能。为了确保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经营企业，就需要有一种机制，使得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敢说自己具有企业家精神，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敢去创业，才敢去创新。我证明，这个机制就是资本雇佣劳动。

如果任何人可以不受约束地拿别人的钱去办企业，赚了，利润是自己的;亏了，损失的是别人的;那么，将会有太多的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会来冒充企业家混进企业家的队伍。

如果一个人必须拿自己的资本去冒险的话，那他就会掂量一下：我究竟是自己去做企业呢，还是交给别人做更合适?如果他的企业家能力不够高的话，他就不会假装自己能力高。

当然，我们知道，现实当中，有很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并没有足够的资本。这就使得资本所有者取得了一种选择企业家的权力。

一个企业家有一个想法，想办企业，最后能不能成功，依赖于有没有人给你提供资金，给你提供资本，因为只有通过资本，企业家才能调动资源。给定世界的不确定和企业家才能的难以观察性，提供资本的人是要冒险的，如果选错了人，把资本交给了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企业搞砸了，资本家就亏了。反过来说，正因为资本家必须承担风险，他们才有积极性选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经营企业。所以资本家获得了这样一种所有者的职能。这个职能进一步延伸到我们现在的股份制企业。

所谓的风险投资，就是如何判断和选择企业家。自然，拿到投资的企业家必须受到投资者的监督和约束。

我的理论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它消灭了私人资本家的时候，其实也就消灭了选择企业家的机制，消灭了企业家产生的环境。所以你看到，凡是没有资本家的国家，谁来经营企业就没有了章法，管企业的人并不可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这是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实际情况。

第三个观点，政府不可能替代企业家，也不可能替代资本家

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在做计划时，靠的是政府或者说政府官员，企业的每个决策，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全是由政府官员或者说由计划机关决定的;所有生产资料全部收回国有，由政府决定如何分配。政府既替代了企业家，又替代了资本家。简单的说，计划经济的本质，就是试图由政府来替代企业家，替代资本家。

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计划经济实验都失败了。凡是用政府替代企业家，替代资本家的国家，都失败了。这就是苏东垮台的原因，也是中国要进行改革的原因，也是包括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要实行改革的原因。这里，我要顺便指出一点，好多人以为印度一直是市场经济国家，其实不是。印度独立之后，政府效仿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只是计划程度不像苏东和中国高，还留有一部分的私人企业，但是主体仍然是国家计划。到上世纪90年代，印度已经完成了八个五年计划，从90年代初开始市场化经济改革。

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政府没有办法代替企业家，没有办法代替资本家。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第一点，政府官员并没有企业家那样的经营才能。企业家是特殊人才，需要对未来做出独立判断，不能人云亦云，政府需要的是执行命令的人。企业家是不害怕犯错的人，政府需要的是不犯错误的人。企业家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政府官员则是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政府官员注重的是程序，而不是事情本身对还是不对。

这一点，观察一下政府官员的实际表现就会清楚。任何人，如果到了政府，按照政府规定的方式去做的话，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不可能具有企业家精神。

第二点，政府官员没有企业家的那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家做出错误的决策，可能就破产了，甚至要跳楼。政府官员只要遵守程序，即使决策失误，个人也不承担成本。政府官员也不像资本家那样为选错人承担责任。资本家选人选错了，他要自己承担风险，你有再多的钱，如果你这钱交给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给你管理、去给你投资，最后你可能血本无归。政府官员将国家的钱交给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做的时候，这个企业亏了，他承担任何责任吗?不承担。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在选任国有企业经理人时出现严重的任人唯亲，而不可能任人唯贤。我们现在仍然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用政府来模仿市场，用政府机构持股的方式来模仿资本所有者。这个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使得政府官员像真正的私人资本所有者那样，为自己的决策承担风险。

政府不能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也与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有关。

所有创新都是不可预见的。我们今天使用的最好的技术和新产品，20年前、30年前，没有人预见到。在往回推一点，200多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很少有人预料到蒸汽机会很重要，所以瓦特要找钱是很难的，只有罗巴克和博尔顿这样的企业家愿意冒着破产的风险资助他。200年前，当乔治.斯蒂芬森制造出蒸汽火车的时候，也没人认为火车了有什么不起，所以英国政府规定，火车的速度不可以超过马车的速度。130年前，卡尔•本茨这个人发明汽车的时候，也没有人认为汽车有什么了不起，德国地方政府规定，汽车的速度不可以超过人步行的速度。如此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创新不可能由政府规划，只有留给市场中的企业家去试错;也不可能由政府资助，只能由市场中的投资者自己去判断，也就是投资者必须是多元化的。政府要扮演企业家和投资人的角色的时候，必须按照程序化的统一的标准，但是创新没有统一标准。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世界上著名的思科公司，创立公司的夫妇俩，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创办思科公司以后，他们需要钱，却找不到钱，找了72个投资者，都不看好，没人愿意给他们投资，最后找到第73个投资者，才愿意给他们投资。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国内的马化腾，马化腾创办腾讯公司时找投资也挺难。我曾经遇到一个很有名的风险投资人，他说，现在一想起马化腾，就想扇自己两个耳光。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马化腾当时就跟他要50万美元，他愣是没有给，因为他根本不看好这个技术。马化腾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叫Naspers的南非的风险投资公司。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