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供给侧改革和未来的投资机会

【导读】由中国基金报主办的"2016中国私募基金高峰论坛暨英华榜颁奖盛典"于2016年8月25日在深圳举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出席并发表了主题演讲《供给侧改革和未来的投资机会》。

大家好。很荣幸能参加今天的论坛。我知道这个单元还有好几位专家发言，我尽量说得简短一些，争取用二十多分钟把基本观点做粗线条的汇报。涉及的主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研究者也班门弄斧式地汇报一下我怎么看待在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背景之下的投资机遇。

首先，从第一个主题说起。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被表述为我们决策层的战略方针，它的背景是在十八大之后，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形成了决策上治国施政的一些大政方针，核心理念逐步清晰化，又有在制度安排、机制连接方面形成的从现代国家治理到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制度而打通到现代政治文明、提升到哲理层面的现代发展理念等一系列的表述。

这个线索的背景旁边，是中国经济经历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的阶段转换，在2010年回光返照式地还有一个10.4%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告别了高速增长阶段，现在的增长速度是一路下滑。我们现在看到今年，上半年两个季度都是6.7%，今年的区间目标是6.5%-7%这样的中高等速度。进入新常态条件下，中高速是“新”之所指，“常”则是要追求完成探底企稳、对接一个升级版的增长平台，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这个过程中的物价、财政收入都是要高度关注的相关变量，形成我们的制约条件，政府一方面要履行职能必须得到财力支撑，另外一方面还不得不抬高赤字率，支持全局的稳增长。

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五中全会之后，总书记在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在已经有多次口风之后，给出了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论述，话不长，但是这五句话已经环环相扣地形成了一个相关认识上的逻辑链条。

第一句话，“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表明的是什么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显然并不否定需求的意义和作用，要继续优化需求管理，但是话锋一转，二、三句表明我们现在要着力的方面，是另外一侧就是供给侧，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抓住不放。供给侧首先落在改革上，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时期一开始就确定的市场化取向到南巡确立市场经济目标模式这个转轨路径上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个改革就是邓小平说的要实现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要提供有效制度供给。现在的新意，是把这个改革直接标为是供给侧的和结构性的，有的朋友说是不是太学究气了，听着还挺陌生，挺绕嘴，我认为决策上的意图就是现在所说的这样一个制度供给，是在总书记强调几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支撑之上的、要与科学决策政策优化中政策设计打通的概念，所以，直接标明就是一个供给侧的问题，即首先是制度供给问题，而且这必然有非常明显地有别于需求侧总量特征的结构特征，是结构性的问题。说到制度，首先是制度结构问题，是利益格局怎么冲破“固化藩篱”啃硬骨头的攻坚克难改革问题，这一句话就包含了这些深刻含义。

再往下第三句话，表明这个改革还要落到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上，实际上也暗含着现中国人所说的供给侧改革是一个全局和长远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不是简单照搬美国里根经济学和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主张，跟他们不是一回事儿，我个人体会，“不是一回事”也并不是跟他们毫无关联，中国人的这些学理和政策优化显然不能拒绝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包括供给学派的积极贡献，但过去学术上评价他们的问题是系统性不足，特别他们内在的取向是新自由主义，中国人有别于他们的这些而致力于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把全局和长远结合在一起，显然是个宏大得多的问题。

第四句话，首先解决的是前面所强调的供给侧发力要落在经济可持续增长上，这又不是全新的东西，胡锦涛总书记任职期间我们已经确定要把邓小平非常精辟和正确的“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科学发展观，这就是问题导向之下要解决不可持续的威胁。而现在的新意是把这个可持续性落在与动力机制打通，要实现动力体系的转型和升级上。这也是过去已经听到的刘鹤主任在长三角、珠三角调研中给出的口风，现在落到具体的表述上了，动力体系关系到学理层面对于供需互动而形成的整个供给体系的完整认知和把握。

最后一句话，“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显然是强调我们必须延续“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的内含的超常规发展这个战略思维，努力在继续实施地方政府其实都不约而同认同的跨越式增长、弯道超车式地发展这条路径上继续实现从落后状态而经过追赶到赶超、后来居上这个现代化过程。所谓整体跃升式的发展，必然是要求贯彻超常规发展战略思维。在落后之后真正改变落后状态，常规发展是完成不了这样的现代化任务的。

合在一起，这些最基本的要义，我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清晰的逻辑链条，它体现为我们最高决策层的新思维，新的战略方针。这方面更多的学理认识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讲，我们已经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50人论坛研究群体的努力之下，形成了新供给经济学的认识框架，锁定的是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反思，在这方面必须有合乎时代要求的创新成果。我们从供需概念到经济动力机制的生成、传导，到整个动力体系这个通盘的框架上，强调要突破过去需求管理、需求侧反周期操作的局限性，要认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调控实践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范围，它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做得最有声有色、可圈可点的，是“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一系列供给管理的措施，从对花旗、两房、通用的注资，到“制造业重回美国”，“油页岩革命”、3D打印机，引揽全球的高端人才到美国服务，在特定增长点如特斯拉电动汽车，美国能源部给予它优惠低息贷款支持它突破瓶颈期，等等，这都是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上没有涉及的，但美国人做得有声有色。给通用注资实际决定了金融危机演变中间的拐点，全局从原来的下滑恐慌转到稳定预期和复苏，人家现在通过复苏过程已经告别量化宽松而继续延续着它的信息高速公路和其他产业和技术经济政策，而开始主要考虑怎么防范通胀这方面的压力，进入升息轨道了。中国的实践在这方面也有非常丰富的可以总结的经验。经济学上的反思是必须认识到必须突破原来的局限性，把主流经济学的成果提升到一个更对称的状态，要把生产力的特征和根本上由它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特征作为供给侧原点来出发，对整个经济学的框架改造提升，形成更有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为实践服务作用的新经济学的集大成的成果。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努力，特别强调中国的创新驱动和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要把生产力生产关系打通，把供给侧改革理解为就是在引领新常态的新阶段，以攻坚克难的深化改革为核心来解放生产力，实现动力机制和体制转型的系统工程。

关于供给侧的复杂问题，必须认识到过去学者有意回避它是有特定困难的，它不像需求侧“反周期”，非常清晰的一个总量指标之下的种种理论分析容易建模、容易做量化的论证，到了供给侧，模型都建不起来，论文发不出去怎么评副教授、教授，怎么评副研究员、研究员？让人望而却步，但实际生活里不可回避。我们承认，在这方面一下建立不起数量模型，但必须首先建立理论模型，供给侧复杂的要素带来的复杂的结构问题，可以先在理论模型上把它浓缩概括为五大要素：劳动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和制度与管理，各个经济体，包括中国的实践可以证明，前面三个要素在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比较容易被人们认知，比较容易体现他们特定的贡献。中国在进入新常态之前就是这样，但是进入新常态这个过程中，我们感受到原来的近乎无限供给的低廉劳动力比较优势迅速离我们远去，它曾经支撑我们走到了世界工厂、世界经济总量老二，而近些年已变为招工难、民工荒、用工贵，一方面是老百姓从低端开始，收入在增长，蓝领、粗工、壮工、农民工、保姆的工资增长平均速率，超过了总体计算的工资增长率。正面说这使他们更好地共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而负面说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的比较优势在这方面正迅速撤空，而且还伴随着中国人口结构未富先老的拖累。我国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支撑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还有巨大的空间，但是它的开发过程之中，扩大建成区的征地拆迁补偿的成本，已经抬得越来越高，一轮一轮的讨价还价，每一轮的钉子户都把这个成本抬到一个新的台阶上，现不另辟蹊径已没有出路。资本确实已经雄厚起来，但是现在却普遍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另外一方面大量的经济活动苦苦得不到应有的融资支持，两头对不上，说明我们经济生活中常规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在普遍、大量发生，前面三个要素支撑力的滑坡，必须得到对冲，科技创新作为第一生产力，制度创新作为最大红利，必须调动他们巨大的潜能和积极性。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全要素生产率其实要聚焦的就是制度创新及其所能打开的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空间，这也是中国当下攻坚克难的任务。

我们在这方面也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五中全会之前，当时有内部的研究任务，我牵头来提供当时保密的文本，现在已经过了保密期，主题就是“完善供给侧结构和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潜力与活力”，现我们认识到这个题目就是表明决策层已经谋定后动，要把供给侧的命题确立起来，成为一个战略方针。引领新常态从这里切入，新已明朗，常未实现的当下，应有三个层次的基本认识，一个就是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比如说我们“十三五”期间必须使七千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一个都不能少，否则无法交代全面小康的实现，那么必须是“精准扶贫”，这哪里是什么“需求管理”能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把中国大地上的七千万贫困人口的所有致贫因素一一分析到位以后，对症下药形成一个供给管理的组合方案。

说是扶贫，这里面的情况各有区别，有的是必须实行异地搬迁扶贫，怎么组织所有的资源找到地皮，尽快建成新村，组织干部力量到那边逐家逐户动员，故土难离也要离，到了新村以后还得回访，过去出现过住一段时间以后又跑回去了，还是不能脱贫，这个事情做到底，这才叫真正的精准扶贫，在这个对症下药的事情上做出落地的成果。另外，还有不是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不适合人类生存，但是就是必须有专家指导，种植也好，养殖也好，打开生产门路，必须耳提面命，分析土壤，分析气候，给出良种的指导等等，让他们进入致富的过程。还有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种致贫因素怎么解决？必须要有制度框架，大病统筹及应急救助制度。还有某些区片，像凉山州，几乎全是民族自治区山区为主的地方，怎么突破“要想富先修路”的基础设施瓶颈？在凉山州已经启动当地政府和民营企业太平洋建设合作的PPP项目，就是精准扶贫在那里是要尽快建成五条干道，才能解决这样的历史性问题。

诸如此类，这种案例在中国几乎俯拾皆是，比如说京津冀一体化为代表的区域发展战略，显然它是一个要经受时间，历史考验的供给管理方案，我们现在知道北京所有的管理机构两年多时间内要迁到五环之外通州的潞河镇，这是逼出来的新梁陈方案，也是必须经受时间考验和历史检验的供给管理方案。我们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有十六个重大专项，当年作为绝密的大飞机项目，现在已经进入取得适航证阶段，中国已经取得来自全世界的几百架国产大飞机的定单，没有当年供给管理方案的设计和决策，就不会有今天的突破，纠结了几十年的大飞机，现在见到了真正进入新台阶的曙光。

总体来说这个层面上强调：必须在做好需求管理同时坚持区别对待地做好供给管理，抓住供给侧的补短板，增加有效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