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

本文所述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有两个含义：第一，改革前后作为两大阶段相比，改革之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进入了新的阶段；第二，与改革后这一阶段已经发生的四次周期波动相比，即将来临的一轮周期波动又是新的小阶段。本文分别论述这两个新阶段的特点。

一、 改革前后波动状态的五大变化

1952年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后，从1953年起进入工业化历程，由此开始了经济的周期波动。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以经济增长率波动为主要考察对象，按照“谷―谷”法划分，从1953―1995年这43年中，共经历了九个周期。表1列出了各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对表1有几点说明：（1）表1中的经济增长率数据，1953―1977年为国民收入增长率（当时还没有GDP统计），1978―1995年为GDP增长率。在同一个年份里，国民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相差较小，一般为1个百分点左右。在两个时段分别使用国民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并不影响有关分析。（2）第6个周期是1977―1981年。1977、1978年属于改革前，1979―1981年属于改革后。由于该周期的波谷年份位于改革后，所以，将这个周期作为改革后的第1个周期。（3）改革后的第4个周期，从1991年开始，到1995年已历时5年，但尚未完成。我们暂且以1995年作为本轮周期的低谷年份。下面从五个方面来考察改革前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变化。

1.波动的幅度。波动的幅度或振幅，是指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离差。计算波动幅度的方法中最简便、直观的方法是计算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波峰与波谷的落差。各周期的峰谷落差列于表2第2列。有的周期，如第2、3个周期，经济负增长的波谷年份不只一年，在计算峰谷落差时，波谷取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年份。改革前的五个周期，除第1个周期的振幅为9.6个百分点外，其余均在10个百分点以上。改革后的四个周期，振幅均在8个百分点以下。改革前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个百分点，改革后平均为6.2个百分点，下降了17.2个百分点。改革前后相比，波动幅度的下降极为显著。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

2.波动的高度。波动的高度或峰位，是指每个周期内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各周期的波动高度列于表2第3列。改革前五个周期的高度平均为16.9%，改革后平均为13.2%，下降了3.7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减少了盲目扩张性。

3.波动的深度。波动的深度或谷度，是指每个周期内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各周期的波动深度列于表2第4列。改革前五个周期的深度平均为－5.8%，改革后平均为7%，上升了12.8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有了较强的抗衰退力。

表1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波动

注：1953―1977年为国民收入增长率，1978―1995年为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中国统计摘要》（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4.波动的平均位势。波动的平均位势或波位，是指每个周期内各年度平均的经济增长率。各周期内的年均递增增长率列于表2第5列。改革前五个周期的波位平均为5.7%，改革后平均为9.9%，上升了4.2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5.波动的扩张长度。波动的扩张长度，是指每个周期内扩张期的时间长度。改革前后各周期扩张长度的变化，以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来考察看得最为明显。各周期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扩张长度列于表2最后一列。改革前各周期的扩张长度平均为1.8年，改革后平均为2.8年，延长了1年。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在扩张期有了更强的持续性。

根据以上分析，改革前波动状态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振幅大、峰位高、谷位深、平均位势低、扩张长度短。改革后波动状态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振幅减小、峰位下降、谷位上升、平均位势提高、扩张长度延长。改革前后波动状态的变化可以更加简洁地概括为：由“大起大落”型转向“高位―平缓”型。这些变化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在改革之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表2改革前后波动状态的五大变化

二、改革前后波动状态变化的原因

经济的周期波动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内生波动。即由经济体系内在结构所产生的基本波。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决定着波动的周期性，还决定着波动的基本状态，即决定着一定时期内的波幅、波高、波深、波位和波长等。二是外生波动。它是由经济体系之外的冲击作用于内生波动而产生的叠加波。外在冲击并不决定波动的周期性，而是对每一具体周期的波幅、波高、波深、波位和波长等产生影响，使基本波发生变形。政府的宏观调控就是一种重要的外在冲击因素。由此，改革之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在状态特征上所发生的变化，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原因：一类是经济结构的内在变化，另一类是宏观调控作为外在冲击的改善。

1.宏观调控的改善。改革以来，宏观调控的改善表现在许多方面。这里着重指出对经济周期波动的状态特征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三个方面：

（1）宏观调控指导思想的变化。改革前，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总特点是“大起大落”。“大起大落”的要害是“大起”。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给我们最为深刻的经验教训是：控制峰位，防止大起，削峰填谷，熨平波动。只要控制住了峰位，整个波动幅度的缩小就有了保证。改革后，宏观调控注重了峰位的控制。虽然峰位仍偏高，但与改革前相比，已得到一定控制。改革前，特别是在第2、3、4个周期，峰位在17―23%这个高区段内。改革后的四个周期，峰位处于11―15%的区段内。

（2）宏观调控职能的变化。改革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既是宏观调控的主体又是调控的客体。因此，在经济周期波动的整个扩张阶段，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是单一的“顺周期”推进。这样，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各部门到各企业，在扩张中，都是齐步走、一窝蜂地大干快上，很容易使波动的峰顶“高耸入云”，直到难以为继才被迫终止。改革后，经济活动的主体趋向多元化，中央政府成为宏观调控的主体，而地方政府、各部门、各企业成为调控的客体。这样，在经济周期波动中，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加进了“逆周期”调节。当经济的扩张达到一定程度时，中央政府就可以主动、适时适度地采取逆向的紧缩措施，防止盲目扩张。

（3）宏观调控信号机制的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是政府统一制定的，主要是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当经济过热时，价格并不随之上升。经济运行的失衡不以价格上升反映出来，只表现为物资短缺。而物资短缺，是一种“软”信号。特别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物资短缺是一种常态，并不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改革后，随着价格放开，过去潜在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使物资短缺表现为价格上升。经济过热，物价迅速上涨。价格信号代替数量短缺信号传递着经济失衡的信息。价格作为经济运行状况的晴雨表和资源配置的方向器开始发挥作用。这就有利于中央政府根据价格信号，及时、正确地实施宏观调控政策。

2.经济结构内生稳定作用的增强。改革以来，我国经济自身结构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这里着重指出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显著影响的四个方面：

（1）经济总规模的扩大。按不变价的工业总产值，1952年，仅为349亿元；到改革开始前的1978年，扩大为5790亿元，是1952年的17倍；到1995年扩大为64，745亿元，是1952年的186倍。经济总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每个百分点升降的经济绝对含量的扩大。1952年时工业总产值每个百分点的含量仅为3.5亿元，1978年时为58亿元，1995年时为647亿元。

（2）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波动的特点是：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波动幅度最大。第一产业或农业波动幅度较小，但不稳定。在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和轻工业生产主要以农产品为原料时，其波动对整个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第三产业波动幅度较小，且较稳定。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波动的特点是：轻工业生产的波动幅度小于重工业，但在轻工业生产主要以农产品为原料时，受农业生产不稳定的影响，波动稍大。重工业则与波动幅度很大的投资紧密相连。

改革前，我国三次产业的状况是：第一产业比重虽呈下降之势，但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迅速上升；第三产业比重呈下降趋势。在国民收入中，三次产业的比重，1952年时分别为：57.7%，23.1%，19.2%。1978年时，分别为：32.8%，53.6%，13.7%。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24.9%个百分点，但仍占国民收入的1／3；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了30.5个百分点，已占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第三产业比重下降了5.5个百分点。在工业内部，1953―1960年，重工业比重迅速上升；1961―1979年，除个别年份外，重工业比重均较大地高于轻工业。以1971―1979年这段时间来说，重工业比重大体在56%水平上，轻工业比重大体在44%水平上，二者相差12个百分点。而且，改革前，轻工业生产主要是以农产品为原料。三次产业和轻重工业的这种结构状况，是改革前经济波动剧烈的重要内在因素之一。

改革后，第一产业比重继续呈下降之势，其占GDP的比重由1979年的31.2%，下降到1995年的19.6%，下降了11.6个百分点，即由占GDP的1／3，降到1／5；第二产业比重基本稳定，其占GDP的比重，1979年为47.4%，1995年为49.1%，仅上升了1.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迅速，其占GDP的比重由1979年的21.4%，上升到1995年的31.3%，上升了9.9个百分点，即由占GDP的1／5，上升到1／3。在工业内部，重工业比重有所下降，轻工业比重有了上升，两者较为接近。以1980―1995年这段时间来看，重工业比重大体在52%，轻工业比重大体在48%，两者仅相差4个百分点。[①a]

（3）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改革以来，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的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77.6%，降至1995年的30.9%；非国有企业的产值比重则由1978年的22.4%，升至1995年的69.1%。非国有企业受国家行政干预少，预算约束较强，对市场供求变化反应灵敏。在周期波动的扩张阶段，非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增长力；在周期波动的收缩阶段，它们又具有很强的抗衰退力。比如，在改革后的第3个周期的收缩期――1989、1990年，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增长率仅为3.9%和3%，而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增长率则为13.6%和12.7%。非国有企业已成为我国工业生产的主要增长源和工业波动中的主振波。[②a]

（4）外贸依存度的变化。改革以来，我国进出口规模迅速扩大，外贸依存度显著上升。我国外贸依存度（以人民币当年价计算的进出口总额占人民币当年价GDP的比重），1978年仅为10%，1995年上升为41%。改革以来，进口增长率有三次高峰：1985、1988、1992―1993年，分别为54.1%、27.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