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论“东亚模式”的兴衰与中国经济跨世纪的增长

一、把握中国经济走势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1.不能就国内论国内

1997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自1993年下半年进入回落阶段以来的第五年。该年，GDP增长8.8%，其中，净出口增长即国外需求增长的贡献大约占到2点几个百分点。外需增长的贡献如此之高，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的。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难以回升，而将是继续下滑的第六年（确保8%的增长目标），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使外需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1997、1998年的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更加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研究与把握中国经济形势问题，就不能仅就国内论国内了，而必须密切结合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2.不能就当前论当前

1998年，为克服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央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在1997年GDP增长率8.8%中，国内需求的拉动大约占到6个百分点左右。内需的拉动偏低。1998年，假设外需的拉动作用为零，那么，要实现GDP增长8%的目标，内需的拉动就要比1997年增加2个百分点。这主要靠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当年价比上年增长10%，这就需要1998年提高到15%左右。也就是说，用投资增加5个百分点，来拉动GDP多增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有其本身的特点，这就是由工程建设的周期性所产生的投资增量问题。第一年的新开工程，将在第二、三年形成投资高峰。今年投资力度的加大，将会带来后续两三年更多的资金投入。因此，为防止投资过度而引发后续年份的大起大落，我们还不能盲目地进行扩张。但是，如果投资力度不够，经济增长率将会继续下滑。泰国、日本都是在这一轮经济增长率迅速达到高峰后，又长时间地下滑中陷入金融危机的。泰国于1988年达到这一轮经济增长率的高峰后，从1989～1997年，经济增长率下滑了9年。日本于1988年达到这一轮经济增长率的高峰后，也下滑了9年。因此，在经济增长中，既不能盲目地大起，也不能长时间地下滑。就每一轮波动来说，盲目大起与长时间下滑都会对经济的稳定增长带来危害。这就要求我们，在宏观调控中不能仅就当前论当前、仅就当年论当年，而要把短期调控，无论是上调还是下调，置于中长期的稳定增长之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我们也经历了1986年不成功的“软着陆”、1989～1990年急刹车式的“硬着陆”和1993年以来成功的“软着陆”。如果说从1993年年中开始，我们面临着如何使中国经济从“过热”中摆脱出来，使经济增长率平稳地回落，从而成功地实现“软着陆”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又面临着一种新的情况，那就是如何使中国经济在跨世纪的增长中（本文所说“跨世纪”的增长，是指从现在起的5～10年），克服经济增长率的下滑趋势，成功地实现经济增长率的平稳回升，并使景气上升期得以延长。这就是说，我们要画好跨世纪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既不是我国过去那种大起大落的转迹，也不是泰国和日本那种持续下滑的轨迹，而应是稳健上升、适度波动的轨迹。

3.不能就经济论经济

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新形势下，一国的安全问题，不仅是防范与抵御外部的军事入侵、保障国家的军事安全的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防范与抵御国际经济冲击、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更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一国的经济安全，又直接关系到其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所以，我们在讨论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时，不能仅就经济论经济，而要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考虑。

二、“东亚模式”问题与中日泰经济波动比较

1.“东亚模式”的兴衰

以上三个问题都与东亚金融危机有关。东亚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宝贵的借鉴教训。过去，我国也曾学习过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以下简称“东亚模式”）。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和世界舆论界对“东亚模式”形成了两种看法。一种是予以否定，认为东亚金融危机本身就是“东亚模式”的危机与终结。另一种观点仍持肯定态度，认为“东亚模式”仍具生命力，东亚金融危机为“东亚模式”敲响的是警钟，而不是丧钟。这两种观点都有其一定的道理，而所强调的侧重面不同。笔者认为，“东亚模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具有动态的内涵。实际上，从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40余年的历史跨度上，“东亚模式”经历了一个兴衰的过程，包括由兴起（50～60年代），到延续（70年代），到扩展（80年代），然后到不成功的调整（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上半期），再到衰败（1997年）这5个阶段。东亚金融危机对“东亚模式”来说，是一次强调整。“东亚模式”衰而未死，败而未亡。经过这次强调整，“东亚模式”将会以新的面目重振雄风。但这次强调整不是短期的事，恐怕要持续5～10年。因此，东亚金融危机可以说是旧东亚模式的终结和新东亚模式的继起。而新东亚模式将会是对旧东亚模式的扬弃，保留和发扬其中有价值的成份，抛弃其中所存在的严重弊端。我们这里以日本和泰国为代表，对“东亚模式”的兴衰作一探索，这对我们讨论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和跨世纪的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2.中日泰三国经济波动的比较

我们先来考察和对比一下中、日、泰三国最近一轮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情况。图1绘出了它们的波动曲线（数据见表1（注：表1、图1和后面图2、图6中泰国与日本经济增长率的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83、1997年，《国际金融统计月报》1998年2月。1997年，泰国为预计数；日本为经济企画厅1998年6月12日国民经济统计速报数据，引自《人民日报》1998年6月15日。中国经济增长率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8年。））。其中，泰国1986～1997年（共12年）的波动曲线用左坐标表示；中国1990～1997年（共8年）的波动曲线向前移动了4年，以与泰国的曲线进行拟合，亦以左坐标表示；日本1986～1997年（共12年）的波动曲线向上进行了移位，以右坐标表示。图1显示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泰两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转迹在8年内极为相似（中国1990～1997年曲线和泰国1986～1993年曲线），中日两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轨迹在6年内极为相似（中国1990～1995年曲线和日本1986～1991年曲线）。从图1和表1看到，泰国经济增长率进入这一轮回升后，迅速上升到了波峰(13.3%)，然后从1989～1997年连续下滑了9年。在下滑的开头两年（1989、1990年），保持了11%～12%的增长；在随后的连续5年中（1991～1995年），维持在8%左右的水平上；1996年，进一步下滑至6.7%；1997年爆发了金融危机，经济增长率猛跌到-0.6%。日本经济增长率进入这一轮回升后，也是迅速上升到了波峰(6.2%)，然后开始下滑。在下滑的头3年（1989～1991年），保持了4%左右的增长；随后，连续4年（1992～1995年）徘徊在1%左右的低水平上；1996年略有回升；1997年就陷入了战后以来日本最严重的衰退之中，经济增长率下跌至-0.7%。中国经济增长率进入这一轮回升后，也是迅速上升到了波峰(14.2%)，然后逐年下滑，到1997年，已下滑了5年。

中、日、泰的这一轮波动曲线，在波峰前后的一些年份里极为相似，说明三国经济增长率有着共同的波动经历，存在着共性的问题。然而，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泰国首当其冲，日本殿后，中国幸免于难，这其中又有着重大的区别。我们首先具体分析日本的情况。

3.日本“不成功的调整”

“东亚模式”的三个主要特征是：外向型、高增长型、政府主导型。这三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的。日本作为“东亚模式”的领头者，其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经历了“兴起→延续→扩展→不成功的调整→衰败”五个过程（图2给出日本1953～1997年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并标明了这五个阶段）。其前期的“兴起”和“延续”两个阶段，可以说是成功的；“扩展”阶段逐步显现出问题。1985年，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对经济增长模式开始进行战略调整，由“外向型”转为“内需主导型”。但这是一次不成功的调整。那么，为什么说在“兴起”和“延续”两个阶段是成功的？而后来为什么又要对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进行调整？而这个调整为什么又是不成功的调整？

在“兴起”阶段（1955～1970年，共17年），日本经济进入战后的高速增长期。其中，前6年（1955～1959年），GDP年均增长6.3%；后11年（1960～1970年），年均增长11.4%（在这11年中，除1962年增长7%以外，其余10年经济增长率均在10%以上）。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东亚奇迹”。1968年，日本GNP超过了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第二个经济大国。在这个过程中，遵循了“贸易立国”的方针。进出口贸易对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但这时，日本的出口竞争力还不强，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进口的迅速增长，时常出现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1956～1967年的12年中，就有7年为经常项目赤字。

在“延续”阶段（1971～1980年，共10年），日本经济经受着两次石油危机的考验。这一时期，整个西方经济因60年代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刺激政策所产生的后遗症和1973～1975、1978～1981年两次石油危机的严重冲击相交织，而处于滞胀和动荡的时期（在美国持续到1982年）。日本的经济增长虽然也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但所受的影响比美国小。同时，亚洲“四小龙”所受的影响也比美国小。这显示出“东亚模式”的优越性。1971～1980年，日本经济年均递增率为4.5%。而美国在这一期间（1970～1982年）仅为2.4%。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从1968年起，日本的经常项目已转为连续顺差（1968～1972年连续5年均为顺差，见图3（注：图3与图5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83、1997年。））。这一连续顺差的局面被第一次石油危机所打断。之后，1976～1978年又出现连续顺差，又被第二次石油危机所打断。

在“扩展”阶段（1981～1985年，共5年），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出口大增。这一期间，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日本处于攻势，而欧美国家处于守势。由此，使日本的经常项目盈余直线上升，由1981年起连续7年顺差，直至1987年（见图3）。这一时期（1981～1985年），日本GDP年均递增3.8%，而经常项目盈余（1982～1985年）年均递增79%。到1986年，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重上升到4.3%，这是一个极高的比例，是日本过去和后来都没有过的最高峰。这样，日本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发展到了顶峰或全盛时期，但同时也达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国际贸易摩擦不断激化，1985年日元开始大幅度升值（见图4（注：1970～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