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格局

一、 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位置：一个新的景气上升期的开端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成为国内外各界关注的一大热点。首先，我们对我国这一轮8 年的经济增长率波动（1991―1998年）和未来中短期内（比如说8 年左右）经济的总体速度格局作一分析与估测，落脚点在于：弄清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位置。

我国这一轮的经济增长率波动，是1990年越过谷底后，从1991年的回升开始的。以年度GDP增长率来考察，1991、1992年这前两年， 是经济增长率的上升期；1993―1998年这后6年， 是经济增长率的回落期（1998年GDP增长率暂以8%计算）。这一回落期与建国以来历次波动中的回落期相比，呈现出一个极其鲜明的新特点，即经济增长率在高位上平稳地长时间下滑。如下5个指标反映出这一特点（详见表1和图1，图1中阴影部分为经济增长率的回落期）：（1）回落期的时间长度：6年。过去，1953―1990年，在我国历次波动中，经济增长率的回落期，即下滑时间最短的1年，最长的4年，平均为2.5年。而这次的下滑时间最长。（2）回落期的年平均增长率：10.5%，仅次于1985―1986 年的回落期，而高于其他各次回落期。（3 ）回落期的波幅（高峰年份与谷底年份经济增长率的最大落差）：6.2个百分点，在历次波动中最小。（4）回落期的年平均下滑速度（回落期的波幅除以相应的年数）：1个百分点，小于历次波动。（5）回落期的最深谷位（谷底年份的GDP 增长率）：8%。这是一个较高的谷位，仅次于1986年的8.8%。

1998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7%；1―7月，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7.8%要使全年GDP增长率达到8%，尚需做出很大的努力。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来看，3月份起，逐月平稳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第1季度增长10.3%，6月份上升到16.3%，7月份又上升到22.8%。从金融方面看，到7月末，广义货币M[,2]比去年同期增长15.5%，比上月末加快0.9 %；狭义货币M[,1]比去年同期增长10.5%，比上月末加快1.8%；流通中现金M[,0]比去年同期增长10%，比上月末加快3.4%；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长15.8%，为近5个月来的最高值。

到目前已很明显的是：中央所采取的种种扩大内需的启动政策正逐渐显现其效果，这必将使今后几个月的经济增长由下滑而转向回升。由此，我国的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新的景气上升期。怎样利用经济波动的这一有利态势，推动我国经济未来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在启动经济和确保1998年8 %的增长目标时，不能仅仅着眼于这一年的8%究竟能不能达到， 而要针对一个新的景气上升期的到来，针对我国跨世纪的经济增长，作出通盘的、新的战略考虑。为此，需要弄清：在我们处于新的景气上升期的开端时，这一开端的起始条件或背景条件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这些重大变化将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增长带来什么影响？除了这些“已变”因素外，还有哪些“未变”的重大因素在起作用？

二、经济增长率长时间下滑的原因

1993―1996年，我国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但随后，1997 、1998年，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逼近到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适度区间（8%―10%）的下限；1998年上半年，还越过了适度增长区间的下限。影响经济增长率长时间下滑的一些因素，亦成为新的景气上升期开端时起始条件的一部分。弄清长时间下滑的原因，有利于我们认识新起点的大背景。

造成经济增长率长时间下滑的原因，主要有五大因素，其中，前四个因素（一个国际因素，三个国内因素）属于我国经济增长大环境的变化，第五个因素是周期性因素。

第一，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东亚金融危机。

1997年7月，震撼世界的东亚金融危机爆发。 如何应对这场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各国都缺乏经验。这场金融危机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提到了首位。在这种从未遇到过的异常的国际经济大变动的形势下，当时，我们首先面临的任务是防范金融风险，稳定国内经济。因此，下大剂量启动经济的问题不可能提上1997年下半年的议程。1998年，这场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经济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显现，不仅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人们最初的预计，而且国际金融动荡的局面到目前尚未停止，而还在继续之中。国际经济大环境的这一变化，不仅是我国经济增长近期下滑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它向我们指明：在未来的一段时期中，我们在进一步扩展对外开放的同时，要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更多地植根于国内。

第二，国内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买方市场”的形成。

如何看待“买方市场”的形成呢？首先，我们要充分肯定它的积极意义。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余年的努力，我国的综合国力或总供给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我们告别了过去长期存在的短缺现象，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局面，这无疑是一项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折。

其次，我们也应看到，现在这种“买方市场”的形成，除了有总供给能力提高的因素之外，还有如下一些特定条件在起作用：（1 ）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当前的“买方市场”是在我国人均GDP尚未超过1000 美元，仍属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情况下出现的。也就是说，这种“买方市场”是在低收入水平上的“买方市场”。（2）从居民收入的动向看，当前的“买方市场”是在几年来执行紧缩方针的宏观调控政策下，居民现期收入的增长和预期收入的增长均呈下降状态的情况下出现的。 （3）从居民支出的动向看，当前的“买方市场”是在居民虽有大量储蓄，但主要将用于住房、社会保险、文化教育等支出的情况下出现的；同时，是在居民现有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上，一般消费品市场趋于阶段性饱和的情况下出现的。（4）从供给面看， 当前的“买方市场”是在过去高速增长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使一部分生产能力过剩，加之供给结构变化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出现的。上述（2）（3）两点，即居民收入动向和支出动向，隐含着一定的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对消费品生产以至整个经济增长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消费需求的不足，既是前期经济增长率下滑的结果，又构成后期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滑的原因。

再次，“买方市场”不等于“过剩经济”。目前，有同志将我国告别短缺、初步形成“买方市场”的局面说成是中国经济进入了“过剩经济”时代，认为我国已发生了“从以短缺为经济常态到以过剩为经济常态的根本性转折”。我们认为，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一般说来，市场状态可分为这样四种：第一种，短缺；第二种，供求基本平衡；第三种，供给略大于需求；第四种，过剩。第一种短缺状态，是原有计划经济下的常态。第二、三种状态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正常“买方市场”，这是市场经济下由市场竞争机制和利润最大化原则所形成的常态。其中，第三种状态“供给略大于需求”，这个“略大于”是指，除满足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外，还包括了必要的库存和预防不测事故的需要。如果说这个“略大于”的部分也属于供给大于需求的部分，或属于一种“生产过剩”，那么，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而是利益”。（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6页。）第四种状态才是我们常说的生产过剩。 这是供给不正常地超过了需求的状态，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祸害”。这可以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供给为一定时，需求相对不足；或者是，在需求为一定时，供给相对过剩。生产过剩的状态，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因为它不符合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机制和利润最大化原则。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经常表现为生产过剩，但经济危机并不是天天、年年发生的，也就是说，生产过剩也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而是周期性状态。所以，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说成是“过剩经济”，更何况我国目前的“买方市场”是在前述种种条件下形成的，更不能说成是进入了“过剩经济”时代。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5个不等式：（1 ）走出短缺≠生产过剩；（2）买方市场≠生产过剩；（3）市场经济≠生产过剩；（4）生产过剩≠过剩经济；（5）买方市场≠过剩经济。

第三，国内体制大环境的变化――微观基础与金融体制的变化。

我国经济增长的体制环境已经发生了一些深刻的、重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微观基础的变化。企业转变经营机制， 逐步成为独立的决策主体，其生产与投资决策已由市场导向和受到市场制约。（2）金融体制的变化。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机制， 其贷款决策也已由市场导向和受到市场制约。怎样看待体制上的这两个重大变化呢？首先，我们应该充分肯定这两大变化的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它们对于抑制旧体制下的“投资饥渴”和盲目扩张冲动具有积极的作用。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企业和商业银行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环境，如何在树立了防范风险意识的同时，培育起顶着“风险”上的企业家精神和银行家精神，培育起积极的创新意识和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尚需一个过程。因此，这两大变化在短期内对我国总需求的扩大，特别是投资需求的扩大，以及整个经济增长的回升，会产生出一定的抑制作用。

第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结构调整。

近几年来，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去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数量型外延式扩张，开始了向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内含式增长的转变。为此，结构调整的力度不断加大。一者，从产业面看，主要是压缩第二产业中的一些部门和行业。二者，从企业面看，不仅国有企业在调整，而且前些年曾经高速发展的乡镇企业等也面临着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三者，从地区面看，前些年曾经相当高速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亦面临着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结构调整的深化，一方面，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长远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必然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

第五，周期性的宏观调控因素――“软着陆”的转换过程。

以抑制经济过热、挤压泡沫、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软着陆”，经过1993―1996年连续4年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但4年的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也产生了一定的下滑惯性。在实施“软着陆”的后期和“软着陆”成功之后，已采取的一些刺激国内需求的宏观调控措施，其力度有一个由小到大逐步展开与适度转换的过程；其政策手段的选择，开始时主要是靠货币政策，比如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5 次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等。在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虽比改革开放以前大大提高，但与一般标准相比还远远不够的情况下，主要靠利率杠杆来启动需求、刺激经济回升，则难以收到明显的效果。最近，有的研究提出，我国总体市场化程度已达60%。我们认为，这一估计不一定是恰当的。一来，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其他要素市场的商品化程度是难以确定其权数的，因此，总体市场化程度要以百分比表示出来，尚需仔细研究。二来，金融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占有核心的地位。而我国金融方面的市场化程度还远远低于商品方面的市场化程度。仅从利率杠杆尚不能灵敏地发挥其调控总需求的作用这一点来说，也不能对我国市场化程度估计过高。进入1998年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加大了投资力度。但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的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措施，从其出台、到位和发挥出遏制、扭转经济增长率下滑趋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