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1996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企业生产经营对策

对1996年宏观经济发展的预测

1、对1996年预测的困难性。

从1990年起，我们正式开展中国宏观经济预测工作，到现在已经6个年头了。在对1991年到1995年5个年份的预测中，我们在对各年经济走势的变动方向的把握上，是准确的。比如，对1991年的回升，1992年的高速扩张，1993年达到峰顶，1994年和1995年的回落，这些预测都已证明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在对1996年进行预测时，我们则感到有其特殊的困难性，这是因为1996年是具有特殊位置的一年。

其一，1996年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的特殊位置。我国经济的运行轨迹表明：从1953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目前共经历了9次经济周期波动。其中，改革开放前有5次，改革开放后有4次。一般讲来，每一轮周期依次分为4种年份：1）回升年，2）扩张与高峰年，3）收缩年或回落年，4）低谷年（注意：“低谷年”是与“高峰年”相对而言。“低谷年”不等于低速增长，“高峰年”也不一定就是高速增长）。前两种年份合称扩张阶段，后两种年份合称收缩阶段或回落阶段。本轮经济周期――1953年以来的第9次周期或改革开放以来的第4次周期，是从1991年开始的，到1995年底，已历时5年。其中，1991年为回升年，经济增长率（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来代表）由上一轮周期的低谷年――1990年的3.9%，回升到8%；1992年为扩张与高峰年，GDP增长率达到13.6%；1993年年中达到峰顶，开始向下转折，全年GDP增长率微有下降，为13.5%；1994年为回落年，GDP增长率平缓降落至11.8%；1995年继续回落，GDP增长率预计降落为10%左右。概括地说，在这5年中，前两年半为本轮周期经济增长率的扩张阶段，后两年半为经济增长率的回落阶段。从我国1953-1990年共38年的前8次周期来看，每个周期的平均长度为4.75年，说整数为5年。本轮周期已历时5年。本轮周期何时为低谷年呢？是1995年，还是1996年？也就是说，1996年是新一轮周期的开始呢，还是上一轮周期的延续？

其二，1996年在宏观调控中的特殊位置。从1993年年中开始实行的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的“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到1995年底已历时两年半。目前，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颈”制约已有所缓解，一些生产资料已有积压。那么，1996年应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政策呢，还是应该由“紧”转“松”？

其三，1996年在五年计划中的特殊位置。从1996年起，我国将进入“九五”计划时期。作为“九五”计划的第一年，是否应该“大干快上”呢？

对以上三个方面问题的把握与判断不同，将直接影响到对1996年经济走势的预测。

2、对1996年经济走势的三种判断。

目前，在对1996年经济趋势进行预测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判断。

第一种判断。有人认为，1995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虽然将回落至10%左右，物价上涨率（以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的上涨率来代表）虽然将回落到15%左右，但它们仍然都还处于很高的水平上。因此，1996年宏观调控在“从紧”这个方向上不会改变，但在力度上需要“更紧一些”。这样，1996年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上涨幅度都会比1995年有一个更为明显的下降。

第二种判断。有人认为，经过两年多来的紧缩，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颈”制约已大为缓解，一些生产资料已有积压，再考虑到国有企业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困难，1995年可以结束本轮周期，1996年应使经济增长率重新回升，开始新一轮经济周期。加之，1996年又是“九五”计划的第一年，应该有新工程上马。为此，1996年宏观调控应改变方向，由“紧”转“松”。

第三种判断。综合考虑以上两种情况，1996年应继续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同时使经济增长率进一步平衡回落，既不要回落太猛，更不要强烈反弹。为此，宏观调控应继续采取“适度从紧”的政策，基本保持现有的方向和力度，同时把控制需求面与改善供给面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注重结构性调整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如果1996年经济增长率能回落到9%左右，物价上涨率能回落到10%左右，那么1996年有可能成为本轮周期的低谷年（当然这是一个具有新特点的低谷年）。考虑到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物价上涨率的回落比经济增长率的回落有一个滞后期，如果1996、1997两年不出台对物价上涨有较大刺激作用的高价措施，不遇到严重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那么1997年物价上涨率有望进一步降至一位数，1997年有可能进入下一轮经济周期。

笔者赞同第三种判断，具体理由分述如下。

3、对第三种判断的分析。

1）1996年应继续巩固“软着陆”的已有成果，并争取“软着陆”的顺利实现。

实现“软着陆”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一者，经济增长率应降落至社会生产潜力，即社会综合的生产能力（物力、财力、人力）所能支撑的适度区间；二者，物价上涨率应降落至社会所能承受的适度水平。当然，在不同的具体经济背景下，上述“适度区间”和“适度水平”可以有不同的数量标准。从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出发，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可否把握在9%左右，物价上涨率的适度水平可否把握在10%以下的一位数内。

从1993年年中开始执行的“适度从紧”的“软着陆”政策，到现在正在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都已越过本轮周期的高峰，正在朝着宏观调控的预定目标平稳回落。我们应该看到，这个成绩的取得是来之不易的。而目前，“软着陆”还在“着”的过程中，尚未平缓着稳。特别是，物价急速上涨的势头虽已遏止，但其基础仍很脆弱，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依然很大。所以，“软着陆”的任务尚未完成。

这次“软着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软着陆”。第一次是1986年。当时，“软着陆”没有到位，而1987年、1988年紧接着又高速增长，引发了1988、1989年的高物价上涨率及接踵而来的三年治理整顿。这一刚刚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忘记。1988、1988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分别为18.5%和17.8%，创1952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在那之前，物价上涨率的最高年份是1961年，为16.2%。现在这一次“软着陆”，在其起点上，物价上涨率是1993年的13.2%和1994年的21.7%。1994年的物价上涨率又突破了历史最高记录。因此，为了巩固两年多来“软着陆”的已有成果，进一步争取“软着陆”的实现，1996年必须继续坚持以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政策。

2）本轮周期低谷年的特点及其政策含义。

具体地说，本轮周期在哪年哪季达到“谷底”，目前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在1995年底和1996年第一季度；有的认为，在1996年第二季度；有的认为，在1996年底；还有的认为在1997年内；也有的认为，目前还难以作出明确的判断。在这里，笔者要说的是，当本轮周期不论何时达到“谷底”而进入下一轮周期时，宏观调控也不宜采取“全面放松”的政策。

以年度来说，本轮周期无论哪年成为低谷年，可以预计的是：这个低谷年将具有的新特点是“谷位较高”。所谓“谷位较高”是指：在低谷年，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比如说，我们预测1996年经济增长率将降落至9.4%，该年成为低谷年。这个低谷年与以往各轮周期的低谷年相比，其谷位最高。之所以形成这种特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1993年年中开始的“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政策出台的时机上，比较及时；在收缩力度的把握上，比较适度；在年度之间的回落上，比较平衡。本轮周期的振幅，即高峰年与低谷年经济增长率的落差，同历次周期相比，也是最小的。改革开放以前的5轮周期中，除第1个周期的振幅略低于10个百分点之外，其余均大于10个百分点，称为“大起大落”；改革开放以后的4轮周期中，振幅均在8个百分点以下，而本轮周期振幅将只为4个百分点左右。

正是因为本轮周期低谷年的这种特点，为下一轮周期的回升、扩张和高峰所留下的上升余地也就很小了。如果在进入下一轮周期时采用“全面放松”的政策，那么很快就会导致经济过热。为了避免经济过热的再度发生，下一轮周期应保持一种新的态势，即“缓升缓降”的态势。由本轮周期低谷年的特点出发，其政策含义是：不论何时进入下一轮周期，都不宜再采取过去那种“全面放松”，以投资膨胀为先导，以消费膨胀继后，刺激总需求的传统扩张政策。这种传统扩张政策一再导致经济过热，又一再导致经济调整。总需求之所以很容易地被刺激起来，根源于旧体制所固有的投资冲动。现在正处于新旧体制过渡期，原有的投资冲动尚未克服，再加上新的消费冲动，更容易导致总需求的膨胀。因此，今后在进入下一轮经济周期时，我们应该对过去那种传统的扩张政策来一个重大改变。改变为：总体上适度控制与有重点地适度放松相结合，控制需求面与改善供给面相结合。“总体上适度控制”是指：鉴于目前新旧体制过渡期仍潜存着投资冲动与消费冲动，不论在经济周期波动的哪一个阶段，都要对总需求加以控制，而不能“全面放松”。控制的力度，可视不同情况而进行微调。“有重点地适度放松”是指：对于已列入“九五”计划的基础设施和农业、能源、交通、主要原材料等“瓶颈”产业方面的国家重点工程及技术改造项目，要保证资金到位；对于那些资产负债率较低、经营管理较好、产品适销对路、有还贷保证的工商企业所需要的流动资金，要予以支持。宏观调控不能单纯地在需求面的松与紧上做文章，也不能单纯地在供求总量上做文章，必须在控制总需求的同时，把重点放到改善供给面上来。“改善供给面”是指：政府通过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价格政策、分配政策，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等宏观调控工具，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促进整个社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品种的增加和有效供给的扩大，等等。

3）要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两种不同类型的“留有余地”。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改善供给面的一项重要内容。产业结构的调整，已讲了多年。之所以调整缓慢，原因很多。有体制问题、价格问题，也有认识问题和计划方法问题。就认识问题来说，对两种不同类型的产业结构调整经常存在着混淆。一种是适应性调整，这是指，在每个经济周期波动的收缩阶段，由于压缩了总需求，而使农业、能源、交通、主要原材料等“瓶颈”部门的制约有所缓解。这种适应性调整只具有暂时性的、短期性的意义。而一到下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这些部门就又会显现出“瓶颈”状态而使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另一种是根本性调整。这是指，经过持续的努力。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这些部门所处的“瓶颈”状况。当前，经过两年多来经济增长率的回落而出现的能源、交通、主要原材料等“瓶颈”制约的有所缓解，只是一种适应性调整。而过去，每当适应性调整取得一定成效时，有人就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差不多了，可以放松一下了，可以把力量用到“全面大上”了。岂不知，这种调整只是短期性的适应性调整。混淆两种不同类型的调整，无疑会延误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调整。

就计划方法问题来说，国家在制定计划时需要留有余地。比如，计划的经济增长率为8%，而实际运行结果可能会达到9%或10%。但是，如果在制定各部门、各方面的计划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