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李京文：积极驾驭和主动利用经济周期波动

建国40多年来经济运行的轨迹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在扩张与收缩相互交替的周期波动中进行的。

但从实践上看，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在经济周期波动面前，基本上处于盲目、被动的地位。当经济扩张时机来临之际，往往盲目大上；而当经济收缩阶段到来之时，又被动调整。怎样积极驾驭和主动利用，并进而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这一问题过去在实践中并没有解决。

从理论上看，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也不可能给出全面、系统、明确的现成答案。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曾经提示：当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后，即使在简单再生产和正常再生产的情况下，固定资本生产以及流动资本生产的不平衡，即它们在年度间的波动，也能够发生，并且必然会发生。“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而是利益；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它却是祸害。”①马克思对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再生产仍然会存在着波动，以及如何熨平这种波动，虽然给出了揭示，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给出全面而具体的回答；对于如何利用这种波动，更没有涉及。在原苏联、东欧各国和我国建国以后头30年的经济建设过程中，虽然不断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困扰，但也一直没有能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很好地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

近10多年来，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我们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经过80年代中期的加速发展和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的治理整顿之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②

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思想，充分体现出邓小平同志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积极驾驭和主动利用经济周期波动的科学态度与雄伟气魄。这一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是对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一个突破性贡献。

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归纳起来，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上台阶是在周期波动中实现的。

1991年8月，邓小平同志提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③1992年1-2月，邓小平同志再次提出：“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④这就告诉我们，扩张与收缩、波峰与波谷相互交替的波浪式前进，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人们驾驭这一规律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在“飞跃－－调整－－再前进、再飞跃”的周期过程中推进的，而不是每年按一个固定的百分比直线式地增长；上台阶需要每隔几年实现一次，而不是毫无喘息地、不间断地进行。扩张是周期波动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生活十分活跃，投资、消费、生产、流通相互促进，这就为国民经济实现飞跃，跳上一个新台阶提供了客观可能性。扩张过后是收缩，这是周期波动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生活处于喘息状态，投资、消费、生产、流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都会相对放慢，以便调整关系，积蓄力量，为登上新台阶准备条件。收缩和调整过后，又可以继续前进，从而进入新一轮的扩张和飞跃。

为什么扩张和飞跃过后需要收缩和调整呢？这是因为在扩张和飞跃过程中，随着社会总需求的膨胀，整个社会的物力、财力、人力必然要大量地投入与消耗，而社会总供给则不可能在总量或结构上及时地相应地大幅度增加，因此，在经济扩张的同时，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就会逐步地全面趋于紧张，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大的比例关系也会逐步地失去平衡。如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与生产生活资料的第二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第一部类内部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第二部类内部各种消费品之间的比例关系，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力之间的比例关系，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等等。这些比例关系的失衡，集中表现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总量或结构上的失衡，在市场经济下又表现为通货膨胀、物价大幅度上涨。因此，在扩张和飞跃过程中，要求及时发现问题，进行必要的收缩和调整，使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重新恢复一定的平衡，才能为再次扩张和飞跃铺设好条件。扩张是收缩的前提，飞跃是调整的原因；反过来，只有经过必要的收缩才会引起新的扩张，调整是为新的飞跃准备条件。在周期波动中，扩张与收缩、飞跃与调整互为因果。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下经济周期波动规律时所揭示的如下原理，也适用于我们。马克思指出：“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而后者又引起前者”。⑤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或者说对“周期”这一概念，不应作机械的理解，不应认为只要说有周期那就必须是每个周期的时间长度都绝对的完全相等，也不应认为每个周期的情况都绝对的完全一样。这是因为社会经济生活是复杂的，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自身的内在因素，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以及政治、社会、国际环境、自然条件和各种偶然的外在因素等等。特别是其中除了物质性因素外，还有人的心理与行为因素的影响。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下经济周期波动规律时也特别强调指出：对于每个周期的延续时间，“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⑥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不算建国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1953年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起，到1994年的42年中，共经历了9个短周期。每个周期的长度为4、5、6年不等，大体上平均5年左右一个短周期。一般说来，在相邻的两个短周期中，前一个短周期为弱周期，经济升降幅度相对不大；而随后的第二个短周期为强周期，经济升降幅度相对较大，引起的震荡也较大。这样的两个短周期组合为大约10年左右的中周期。如1953-1962年、1969-1976年、1982-1990年，都包含两个短周期。我们认为，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符合于大体上10年左右的这种中周期。

(二）要抓住时机上台阶。

一般来讲，经济周期波动中都有扩张阶段，但是这不等于会自动地出现经济发展的飞跃和上台阶。综观国内外的经济周期波动，扩张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疲软的扩张；一种是超强度的扩张，这种扩张往往会伤害整个经济发展的机体和机制；再一种是强劲而又适度的扩张，只有这种扩张，才能使国民经济实现飞跃，跳上一个新台阶。同时，扩张只是周期波动的一个阶段，如果不抓住时机上台阶，机会就会错过。因此，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当扩张阶段到来时，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措施，至关重要。一般来说，有以下三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坐失良机。

当经济扩张阶段到来时，放弃机遇，不能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种情况在我国的实例是，60年代中期当国民经济调整已取得重大成效，正在走向扩张阶段时，却出现了“文革”动乱，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果贻误了经济发展的大好良机。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正是在这一期间快速发展，将其经济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与我国拉开了差距。

当经济扩张阶段到来时，过分强调“稳”字而使扩张疲软，也会坐失良机。这里，就有一个正确处理飞跃与稳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⑦“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⑧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体会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一、只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才能使国民经济跳上一个新台阶，过分强调“稳”则会丧失时机；二、只有发展了，国力增强了，随后的治理整顿才能顺利进行；三、只有发展了，上台阶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越性才能充分显现出来，才能保证政治上的稳定。

第二种态度，盲目冒进。

当经济扩张阶段到来时，借扩张之热，不顾客观条件，过高、过快地盲目向上推进，结果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和机制，导致大起大落，这同样不能使国民经济上台阶。这种情况的实例有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和70年代末期的“洋跃进”。

鉴于历史的经验，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从实际出发，防止急于求成。他说：“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⑨这就告诉我们，在经济扩张阶段，还有一个正确处理飞跃与适度的关系问题。

第三种态度，积极驾驭，主动利用。

所谓积极驾驭，就是既不坐失良机，又不盲目冒进；所谓主动利用，就是抓住时机上台阶。这种情况的实例有50年代中期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80年代中期1984-1988年的五年飞跃。

无论是坐失良机，还是盲目冒进，都是违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的。前者是，当上的时候不上或不敢上；后者是，当上的时候又上得过猛。这两种情况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损害。我们用如下方法大体估算了一下1958-1960年的“大跃进”和1966-1976年的“文革”动乱期间国民经济所受到的损失。“大跃进”导致了随后国民收入绝对量的下降，至1964年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这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延误了7年。“大跃进”的负面影响是更长远的，我们这里只计算1958-1964年这7年间国民收入累计的直接损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率是8.9%，我们假定1958-1964年正常的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8%，以1957年为基年，以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1958年－1960年这前3年国民收入累计额可为3160亿元，而实际为3460亿元，超常增长300亿元(在这里，对当时因浮夸风盛行而造成的统计误差略而未计）；1961-1964年这后4年国民收入累计额可为5520亿元，而实际为3440亿元，损失为2080亿元；7年合起来看，净损失为1780亿元。“文革”动乱对国民经济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长远，我们这里只计算1966-1976年这11年间国民收入累计的直接损失。假定这11年间正常的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仍为8%，以1965年为基年，以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这期间国民收入累计额可为20890亿元，而实际为19340亿元，净损失为1550亿元。按以上方法对“大跃进”和“文革”动乱分别估算后的合计总损失为3330亿元。如果我们对“文革”动乱损失的计算不以1965年为基年，而以1957年为基年，这就是说，把“大跃进”的影响与“文革”动乱的影响连续地综合考虑，假定1958年－1976年这19年间正常的国民收入年增长率还是8%，以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那么，这19年间国民收入累计额可为40300亿元，而实际为27400亿元，净损失为12900亿元。当然，这里是一种算“死帐”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