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张晓晶、张平：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之二）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的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内。这两个特点之所以说是“有可能”，一方面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因为未来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本文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并综合借鉴熊彼特周期理论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有关分析思路，着重阐明中国本轮经济周期冲击因素的特点(类型特点、形成特点和作用特点)，将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统一起来进行分析。这一分析的政策含义是，需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努力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

四、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与波动的作用具有两重性特点：一是高位增长，二是强幅波动。

1.高位增长

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和持久的推动力。以房地产为例。房地产投资的周期较长，其产业关联度很高，所带动的产业链很长。在房地产投资与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等原材料及电力之间，以及进一步与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煤炭、石油等矿产品之间，产生相互推动的产业循环。就汽车产业来说，与其直接相关的产业有合成材料工业、轮胎制造业、钢铁工业(以薄钢板和钢带等汽车用钢为主)、机械工业中的机床工业(特别是数控机床)、石油开采及加工业、仪器仪表产业等，此外还有围绕汽车发展起来的服务业群体，如高速公路、加油站、快餐、汽车修理等。

同时，中国正处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对房地产(特别是住宅)和汽车的潜在需求很大，会进一步促进它们的发展。从住宅的潜在需求看，据有关专家估算(王国刚，2005)，在未来20年(到2025年左右)，现有城镇家庭(1.55亿户)以每户100平方米计算，需要住宅155亿平方米，而目前城镇住宅存量为90亿平方米，二者差距为65亿平方米，20年内每年需要建设住宅3.25亿平方米；如果加上未来20年城镇人口以每年0.8个百分点增加，到时城镇家庭约2.61亿户，以每户100平方米计算，需要住宅260亿平方米，与目前城镇住宅存量90亿平方米相比，缺口达170亿平方米，20年内每年需要建设的住宅上升为8.5亿平方米；如果再加上城镇拆迁、危房改造等，则每年需要建设的住宅应在10亿平方米左右。而近几年，全国城镇每年新建住宅面积只有5―6亿平方米，远不能满足需要。

从轿车的潜在需求看，据有关专家估算(福格尔，2001)，美国从1910―1970年对轿车的收入弹性为2.6，如果今后中国的人均收入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同时中国收入增长对轿车需求的弹性也和美国上述时期相同的话，到2015年，中国每年将购置1000万辆轿车，而目前中国轿车的生产能力只有每年150万辆(2002―2003年的平均产量)。这就意味着，在未来15年中，中国轿车的生产能力需要增加6倍。如果中国年均6％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到2024年，轿车收入弹性不变的话，到时中国对轿车的需求将达到4500万辆，相当于目前全球轿车保有量和购买量。尽管就现实的发展看(出于资源、能源、环境等方面的考虑)，中国未来轿车保有量恐怕会小于这个预测数，但其潜在需求的巨大是可以肯定的。

总之，从房地产和汽车这两个产业自身的产业链特点及未来潜在需求看，蕴涵着较为持久的经济增长潜力。

2.强幅波动

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具有高位增长作用的同时，它们还具有强幅波动的特点。这是因为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技术冲击因素，在其传导过程中会具有放大效应或过度扩张效应，随后会遇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需求制约，特别是资源制约等。

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在其传导过程中之所以会具有放大效应或过度扩张效应，是因为：其一，产业内的独立循环。房地产和汽车的产业关联度很高，在其投资和生产过程中，与原材料、能源、矿产品等投资和生产之间所产生的相互推动的产业循环，具有产业内相对独立的内部循环性。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内部循环中，会形成“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滚动扩张。其二，需求的夸大。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不仅是根据其现期需求，而且是根据其预期需求进行的。在其现期需求和预期需求中，甚至还会包含投机需求。在其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市场会充满乐观的预期，由此，对房地产和汽车的实际需求会被夸大。这时，在高价格、高利润的驱使下，会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的盲目过度扩张。其三，金融的推波助澜。在市场前景看好的情况下，金融企业为获取自身的赢利，会从金融角度支持房地产和汽车，以及与它们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的过度扩张。

这种过度扩张，随后会遇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主要有：

其一，需求制约。对房地产和汽车的有购买力的实际需求，是与人们一定的高收入水平、一定的收入积累、一定的信贷支持和自身负债能力，以及一定的相配套的基础设施条件(诸如社区服务设施、道路、停车场等)为基础的。在一定时期内，人们的收入水平、收入积累和负债能力是有限的；金融企业从其自身获利出发，对经济风向的变动最为敏感，信贷条件是最易变化的；同时，相关的基础设施条件也不是一下子能满足的。因此，对房地产和汽车的购买热潮具有一定的阶段性，而不可能像中国20世纪80年代对百元级、千元级的小型和中型耐用消费品的购买那样一浪紧接一浪地排浪式进行。而一旦房地产和汽车的需求发生阶段性变化，将造成房地产和汽车在短期内的产能过剩，导致其投资与生产的剧烈波动，同时也带动各相关产业的连锁波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美国20世纪20年代房地产和汽车的大发展，及其后1929―1933年的大危机和大萧条，最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大繁荣的20年代”、“富有生气的20年代”、“狂热的20年代”。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个新的和永无止境的繁荣纪元。首先是工业和建筑业的广泛扩张，这基本上是以汽车制造、电气设备制造和房屋的大量建筑为基础的；其次是铁路以及运输设备的扩充；另外还有企业合并、收购的浪潮。实体经济领域的扩张和繁荣给美国带来了实惠。在物价水平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了工业生产的几乎翻一番，人均实际收入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当时，房地产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繁荣的两大支柱。就房地产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用建筑被大大削减，战后对新建住房的需求之大，几乎达到怎么扩建也满足不了的地步。1921年，城市和乡村的新建住宅为44万9千幢，而1925年跃升了1倍，达93万7千幢，并引起了狂热的房地产投机活动。就汽车制造业的大发展来说，1923年，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上台时曾宣称，要让每户美国家庭的锅里都有一只鸡，每家的车库里都有两辆汽车。从1921年到1929年，私用车从年产146.8万辆增加到445.5万辆，增加了2倍；商用车从年产14.8万辆增加到88.2万辆，增加了5倍。私用车的拥有量，1920年为813万辆，当时人口为10571万人，平均每13个人1辆；到1929年，私用车的拥有量达2312万辆，当时人口为12200万人，平均每5.3人1辆。房地产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又推动了钢铁、石油、化工、公路建设等一系列工业和交通部门的发展。与此同时，20世纪20年代也是美国消费信贷大发展的时期。消费信贷为住宅与汽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当时，在美国国内市场出售的汽车、家具及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大部分是按赊销的办法推销的。汽车业的迅猛发展也得益于实行分期付款。最先实行赊销的是通用汽车公司，在20年代，其销售量增长了667％，市场份额由1921年的13％上升到1929年的32％。但预支的社会购买力产生了巨额的私人负债。随着消费者债务负担的不断增加，对住宅与汽车的购买开始下降。住宅建筑在1925年、1926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之后，开始下降；汽车工业也在1927年以后急剧衰落。房地产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的衰落，成为1929―1933年大危机和大萧条的前奏曲(菲特、里斯，1981；米切尔，2002；余志森，2002)。美国20世纪20年代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变化的这一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本轮经济周期冲击因素的特点，从中汲取强幅波动的教训。

其二，资源制约。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的扩张，产生了对各种原材料、能源、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等的高消耗，还有相应的对环境的高污染。这其中有许多资源对一国或一个地区来说是稀缺资源，同时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当其中某种重要资源的供给缺乏弹性或完全无弹性时，整个产业链的运转将难以进行。当国内资源不支撑而需要依靠进口的情况下，大量的进口将会使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同样会阻止国内经济增长。日本在1955―1973年近二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大量依赖石油的进口。每当投资旺盛、经济增长加速时，就因大量进口而产生国际贸易收支的严重赤字。在这二十余年中，曾五次(1957年、1961年、1963年、1967年、1973―1975年)因大量进口所产生的国际贸易赤字而不得不进行紧缩性的经济调整。

在各种资源当中，特别是土地资源，涉及到农业和粮食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房地产投资和整个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所造成的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是难以承受的。除各种自然资源外，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的扩张，以及所带动的整个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还使用了大量的信贷资金资源。据专家估计，中国每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大量资金来自银行信贷，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从银行直接得到的房地产开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以及通过卖“期房”而间接得到的居民购房消费贷款。这就容易积累银行的潜在金融风险。

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下，在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级，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即工业化中期，是经济波动幅度最大的时期(刘树成，1996)。上面所提到的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所发生的大繁荣和随后的大危机、大萧条，就是处于美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事情。中国现在正值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时期，客观上说，正是经济波动幅度加大的时期。

综合以上分析，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的高位增长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和持久的推动力；但是，与此同时所具有的强幅波动特点，却是对经济平稳运行的一种新挑战。为了既保持经济的适度高位增长，又避免强幅波动，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决不能以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使经济快速而平稳地增长。

五、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1.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始终要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一定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利用体制和制度手段、法律法规手段，大力促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力促进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心环节的产业和产品的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房地产和汽车业的发展不仅要“量需而行”，而且要“量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