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中：边际效用价值论为什么也是错误的

当劳动价值论在中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西方另一个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又迅速地登陆到了中国。这并不奇怪，因为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劳动价值论已经不能够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了，就需要有新的理论产生出来，但是很可惜，思想被长时间禁锢的中国人不可能立刻创造出适应改革需要的价值理论来，所以继续引进，乃是唯一的选择，更何况边际效用论是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还会有谁不相信有这那么多大牌明星经济学家论述过和虔诚信奉的学说呢？当然开始时还遭到一些劳动价值论者极力抵制，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海归派的势力逐渐增强，于是反对的声音很快也就近乎销声匿迹了。许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的言必称什么边际，或使用边际分析方法已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时髦，甚至还有人更进一步，发展出了所谓的“超边际分析”。

劳动价值论不对，作为劳动价值论对立面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就一定是正确的吗？我看也未必。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最终都要归之于实践。回顾两个价值理论斗争的实践，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其实是有人妄图用另一个错误理论去更正一个错误理论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历经130余年至今没有任何一方可以说服另一方的原因。真正的价值理论还需要我们在彻底破除两个理论谬误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而不是盲信和盲从。

一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兴起

我说过，将价值的本体归结为物的效用，在一般研究者看来确实是遇到了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这就是价值-效用悖反律。如果效用是价值的实体或承载物，那么效用越大，价值也应该越大，效用越小，价值也应该越小。可人们却认为，现实生活是相反的：有用的东西价值都不大，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价值却很大。我在《揭开价值之谜》中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由于人们思维的习惯势力和对物的效用认识不清所致。人首先在自己头脑中以人的生存为标准制定了一个物对人的重要性的的排序，以为这就是物的效用大小的比较，然后再用这个排序表来对照价值，于是就发现物的“效用”大小与价值的大小是相悖的。传统习惯在这里犯下的错误是，人们认定的物的“效用”大小排列，并不是真正的物的效用大小比较的结果，因为这个效用大小排列是以一个抽象的人的生存需要为标准制定出来的，它没有具体的时空概念。就是说凡是一提到与人的需要相对应的物的效用，永远是这样一个排列顺序，其实人的需要都是具体的，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具体需要。与具体需要相对应的物的效用的选择，也就是比较，这才是真正的物的效用的比较。而这种比较在交换条件下的结果就产生了价值。一个物有价值，价值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效用物的供给量与需求强度，或者说是两物效用之对比关系。用公式表示就是：V=D/U（V，价值；D，对效用物的需求力度；U，效用物的供给）。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效用悖反之说。

但是解开价值-效用悖反之谜，从现在看来，确实成了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从人类初始交换的目的看，显然是为了获得不同物的效用，也就是说，效用是人在交换时考量的唯一的因素，但价值却不能用效用来解释，却用什么远离了效用的劳动来解释，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于是在一些人看来，用效用解释交换，进而解释价值仍然是可行的，人类之所以未能做到这一点，在于忽略了物的稀缺性这一因素。只要考虑到这一因素，价值与效用的正比例关系就可以直接建立起来了。

他们认为，几乎所有效用物都是稀缺的，不能无限供给，所以价值不仅要与效用联系，而且要与稀缺性相联系。他们根据物越多，价值越小，物越少，价值越大的生活中的常识，首先建立起物的数量与效用的联系，认定物的数量越多，效用越小，数量越少，效用越大。然后再把效用与价值联系，于是就获得了效用与价值成正比例的结果，从而也就符合了生活逻辑。

根据经济学说史专家埃德蒙・惠特克（EAMUND WHITTAKER）说，意大利人费迪南多・加利阿尼（FERDINANDO GALIANI，1728-1787）最早注意到价值决定于效用和稀缺性，一位瑞士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1700-1782）早在1738年就发展了效用递减和边际效用的观念[1]。但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人物是英国功利主义学说的创立者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他曾明确说过：一个人已经拥有的物质财产数量越大，他在已有数量上再加上另一数量，获得的幸福数量就越小。[2]

现在被大家公认的第一个系统阐述效用递减并命之为规律（定理）的人是德国人赫尔曼・戈森（HERMMANN HEINRICH GOOSSEN，1810-1858）。戈森说：“1．如果我们连续不断地满足同一种享受，那么这同一种享受的量就会不断递减直至最终达到饱和。2．如果我们重复以前已满足过的享受，享受量也会发生类似的递减；在重复满足享受的过程中，不仅会发生类似的递减，而且初始感到的享受量也会变得更小，重复享受时感到其为享受的时间更短，饱和感觉则出现得更早。享受重复得越快，初始感到的享受量则越少，感到是享受的持续时间也就越短。”[3]

这就是戈森表述的所谓效用递减第一定律。我们注意到，他虽然说出了效用是随着物的数量增加而减少，但是他没有使用“效用”这个词，而是用“享受”来代替了效用。这样他从一开始就把本来属于客观世界的东西引入到了主观领域，物的效用变成了人的纯粹的主观感受。

赫尔曼・戈森对自己的发现颇为自得，并把自己和哥白尼相提并论。但在他生前，始终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是瓦尔拉斯（MARIL ESPSIT LEON WALRAS，1835-1926）在他逝世20年后才发现并评介了他。所以严格说来，戈森应该算是被后补到边际学派的先驱人物。

戈森之后，由门格尔（KARL MENGER，1840-1921）、威塞尔（FRIDRICH VON WIESER，1851-1926）、庞巴维克（（EUGEN VON BOHM-BAWERK，1851-1914）组成的奥地利学派和以杰文斯（WILLIAM SEANLEY JEVONS，1835-1882）、瓦尔拉斯为代表的数理经济学派先后用不同的表述方法，完成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值得一提的是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三个人几乎在相同时间内，在不同国家提出了边际效用决定价值的观点。[4]政治经济学史以为这是一个奇迹，从而无形中加深了人们对这个“奇迹”所创造的“真理”认同。其实在我看来，正是因为人们对所谓这一奇迹的迷信，误导了西方经济学 130 多年，至今人们还被这片错误的理论阴云笼罩着。

门格尔对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是这样理解的，虽然他也没有使用到“边际效用”这个用语：“一个具体财货的价值，或一经济主体所支配的该种财货总量中的一定部分量的价值，等于这个总量所保证的各种欲望满足中之最不重要的欲望满足所具有的意义。”[5]

很抱歉，对局外人来讲，到现在我还没有详细解释一下什么叫“边际效用”。就这个词来讲，也足以使人如坠五里雾中了。那么还是让我们选取庞巴维克所举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吧。

庞巴维克假设有一位农民，孤独地生活在原始森林中。他在一个年度收获了5袋谷物，这些谷物是他一年的生活保障，于是他就安排了一个谷物使用计划：第一袋是他一年生活所绝对必需的，第二袋是他在必需之外保持强壮体力和旺盛精力的，第三袋是他用来饲养家禽，保证有肉吃的，第四袋是用来酿酒的，第五袋还没有想出更好的用处，就用它来饲养鹦鹉。显然这些用途不同的谷物是他根据自身生存需要的重要性顺序而安排的。最重要的是第一袋，然后重要性递减，最不重要的是最后一袋。

然后他就设想，如果一袋谷物遭受损失，该农民将失去多少效用呢？在他拥有5袋谷物时，若失去一袋，毫无疑问，首先失去的是饲养鹦鹉的福利。他将用剩下的4袋谷物满足除去饲养鹦鹉的所有其他福利。饲养鹦鹉在这里就成为了被放弃的、最后的、最不重要的需要，饲养鹦鹉的谷物就处在了全部谷物效用的边沿、边缘、边际，故称之为边际效用。

依次类推，假如他只收获了3袋谷物，那么接下来被削减掉的将是酿酒的需要；假如他只收获了2袋谷物，接下来被削减掉的将是饲养家禽、补充肉食的需要；假如他只有1袋谷物，那么除去维持生命所必须的谷物以外的所有需要都将被舍弃。在这里这唯一的1袋谷物对农民无疑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其边际效用也是最大的。

边际效用决定价值。边际效用小，像饲养鹦鹉的那一袋谷物，价值也就小；边际效用大，像第一袋谷物，价值也就大。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由于物的不同存量导致拥有物的人具有不同的福利水平，并由此形成一个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所谓边际效用就是物的数量被界定为处于“边际”时所具有的效用。同样是谷物，当农民拥有5袋时，第五袋具有边际效用；当拥有3袋时，第三袋具有边际效用；当只有1袋时，一袋的效用是唯一的，也是边际的。价值的本体就是主观效用，价值的本质就是边际效用。边际效用有多大，价值也就有多大；另外，还必须知道，边际效用决定的价值，不仅仅是指处于边际的那一部分物的价值，而是由边际物来决定的全体物的价值。用庞巴维克的话来总结就是这样的：

“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现有的同样的一些物品所能满足的一切需要中，最不迫切的那一具体需要（或部分需要）的重要性来衡量的。因此决定物品价值的，不是它的最大效用，也不是它的平均效用，而是它的最小效用，即这件物品或类似它的一件物品在具体经济情况下合理使用时可能产生的最小效用。为了避免这种详尽的说法――虽然这些说明必须详尽一些才能正确――我们将仿照维塞尔把这种最小效用――处于经济所容许的边际的这一效用――叫做这物品的经济边际效用。因此，决定价值量的规律，可以用下面的公式（定理――郑）来表达：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决定的。”[6]

我们看到，所谓边际效用价值论，就是在承认效用（主观效用）是价值的基本内容的前提下，寻求一种可以限制效用的手段，使其能在各种场合与价值成正相关关系。因为在他们看来，无限制的效用就不能解释价值与效用相背离的问题。

众所周知，人的某些需要在一定条件下和时间内，一般都存在一个限度，当满足了这个限度以后就不会有需要了，并且在这个限度内从人的感觉上讲是一个逐步被填满的过程，从另一方面看，对物的欲望是一个不断减少的过程。边际效用论者便据此编造出所谓什么递减规律，他们以为这样就解决了价值与效用大小背离的问题，从而也就解决了用主观效用解释价值的问题。数理学派则用函数和微分方程来描述这一过程。

边际概念的出现，诱使后来的经济学家纷纷效仿，提出所谓边际成本、边际生产力、边际收益、边际替代率等等概念，不一而足。边际主义在经济学中大行其道，以至于19世纪70年代后的那一段时期竟然被称之为“边际革命时代”。在我看来，这是西方经济学落入的又一个理论陷阱。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也同样是错误的。它所犯的错误与劳动价值论的错误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

二 边际论者混淆了需要与效用概念

当戈森和其他边际效用论者把享受作为物的效用的同义词来使用时，他们迈出的第一步就踏上了错误的歧途。人的享受，即人的快乐感，是由外界条件引起的，也就是说外界存在的效用物或效用是引致人产生满足感的物质基础。所以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可能不是主观世界之外的物质，而决不是人的感觉。只有那些客观的物质世界的东西才可能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而不是物质引致的人的感觉，物质引致的感觉是心理学研究的内容。人类社会，关系到人的生存、发展的材料和条件的占有、生产、分配、消费等是首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因而自然也就成为了经济学的对象。经济学不可能置这些于不顾，反过来仅从消费的心理感觉出发，来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完全是一种本末倒置。

经济学到如今也没有正确地解决价值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人对需要、需求、交换、效用等一系列最基本的范畴进行深入的研究。一旦涉及到这些方面的问题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停留在对现象的表面观察和简单描述上。人们也企图向其他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学借鉴研究方法，以求把经济学变成真正的科学。但很可惜，到头来只是学到了一些皮毛，生搬硬套地弄来一些公式，模仿出一些概念，以为这样就完成了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