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为鹏：中国国营企业制度是怎样形成的

熟悉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经历的人都知道，如何改革我国现有的国有企业制度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单位管理制度，使之重获生机，始终是中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之所在。要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弄清国有企业制度在中国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正确把握这一制度的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所曾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能。２００５年４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奥本大学历史系卞历南（Morris L. Bian）教授的著作：《现代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的逻辑》（The Making of the State Enterprise System in Modern China: 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①]，为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的国营企业制度及单位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国营企业这一独特的制度模式是何时形成的？如何形成的？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单位又是如何成为现代中国基本的社会经济组织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独特的制度模式？正如本书作者所言，迄今为止，海内外学界最为流行的观点是将之视作中共政权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即斯大林模式的产物，很少有人对之进行深入研究。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陆续有一些学者开始结合中国社会历史背景，来探讨中国的单位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譬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单位制度是在１９５０年代初，作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为了限制农民进城，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合理分配劳动力、商品和服务而形成的一种体制。有人认为中国单位制度并非根源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与传统，而是１９４９年以来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这些制度如国家控制广泛的资源供给，及现代生产单位内劳动者所享受的广泛的社会福利，在中国历史上均是史无前例的。有的学者将单位制度形成归因于１９５０年代初期政府所实行的劳工政策。也有人将之视作１９４９后“建设新的国家力量的产物”。

此外，尚有少数学者将单位制度的形成追溯到１９４９以前的革命斗争时期，认为中国共产党于延安等根据地所建立的政治机构、社会组织、工厂、学校等等之中，已初步具备当代“单位”的雏形，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将绝大多数民众纳入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组织之中，这些组织均采用了单位的形式。也有学者强调了革命时期在根据地所实行的共产主义免费供给制度，及当时所采取的自力更生的经济活动，对形成建国后单位体制的重要性，认为工作单位的经济与社会福利功能根源于延安时代。[②]

这些新的观点虽然不再将中国国营企业制度与单位制度视作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简单移植，研究的视野也不再局限于２０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但仍倾向于将国营企业与单位制度的形成，视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在比较特殊的革命与建设的环境中所建立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制度。至于国营企业制度与单位制度的形成同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仍在不同程度上为学术界所否认或者忽视。

卞历南先生此著的中心论点，就是揭示中国国营企业制度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单位制度，并非单纯的外来之物，而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面临强大的外敌侵略，并受到中国社会内部资源禀赋的约束，种种内忧外患所造成的严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各界人士经过思想模型与意识形态的调整与转换，逐步创造并不断完善的经济制度。它发端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兵器工业，最终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工业与兵器工业中得以形成。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未从根本上造成历史的断裂或者突变，民国时期业已成形的国营企业制度及单位制度在新形势下得到了延续与进一步发展。

本著作建立于大量历史档案及其它文献资料基础之上，并具备比较严密的逻辑体系。首先，作者将中国国营企业体制的根本性特征概括为以下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官僚治理结构，即企业内部实行行政官僚式的等级制度。二是独特的管理与激励机制，如经常运用意识形态方面的活动及发动生产竞赛等精神、心理的激励手段来促进和提高生产能力。三是企业内部提供各种社会服务与福利，如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诸如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等社会服务与福利。

然后，作者主要吸纳诺斯（Douglass North）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知科学理论，及库恩(Thomas Kuhn) 等人的科学发展理论，并对之作了取舍与改进，精心设计了一个比较严密的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作者拓展了诺斯“制度”一词的涵义，他反对诺斯将组织（Organizations）和制度(institutions)分开，强调二者互相补充，不可分割。在本书中，卞氏所使用的制度一词不仅包含了人为的决定人们行为及其互动的各种体制与规则，还包含了体现这些体制与规则而确立的各种组织架构。这使得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国营企业的起源成为可能。不仅如此，与诺斯将制度变迁的原因主要归之于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不同，作者通过吸纳认知科学理论及库恩等人的科学发展理论 ，认为人类外部条件、环境的变化影响并改变着人类思想模型（Mental models）与意识形态(Ideologies)，进而导致制度的变迁。但是，制度变迁的性质及特征却并非仅仅由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所决定的，而是受到社会内部既有的资源禀赋(Resource endowments)的制约。这里所说的资源禀赋的概念系指特定地理与生态环境之内存在的一切可以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发挥作用的事物。其中包括人类文明产生之初即已出现的原初资源和经由人类活动及其互动而形成的再生资源。一个社会在其历史上形成并遗留下来的一切制度都是一种重要的再生资源。制度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也是有限的资源禀赋，对社会今后的制度变迁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问题。路径依赖有多种不同的界定，在卞氏的著作中，路径依赖被严格定义为各种既有的制度模式或体制安排对于制度变迁的制约作用。

关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之路径依赖问题，与诺斯主要偏重于分析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并特别强调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不同，本书作者认为首先应该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制度变迁：一种为渐进的、改良性的制度变迁；一种是激烈的、革命性的制度变革。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制度变革都会出现路径依赖。渐进性的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而激进的、革命性的制度变革则表现出路径独立性(Path independence)，因为这种革命性的制度变革只有克服既有的资源禀赋的约束，才能创造出新的制度资源来。

在此基础上，作者形成了自己的解释中国国营企业制度产生的理论框架，大体如下：日本人的入侵，给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带来剧烈的变动，造成中国社会持续的全面危机，这种危机暴露出中国社会既有制度的匮乏与不足，这就迫使当时国民党统治精英做出反应，迫使其改变既有的思想模型或者创造出新的思想模型，通过创造新的国营企业制度来重新建构新的制度体系。这一国营企业制度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征：官僚式的治理结构，独特的管理与激励机制，企业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卞氏特别强调，决定中国国营企业体制性质的不是危机本身，而是各种既有的内在的与外在的资源。他认为，中国既有的制度资源不仅制约了中国国民党统治精英们的制度选择，而且还趋使他们创造出新的制度及从工业发达国家吸收和引进制度资源。换言之，有限的制度资源，内生的体制创新，对外部制度资源的吸收，这三者的联合足以解释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形成及其特征。

全书正文共分七章。第一章，兵器工业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dnance industry），作者对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发展脉络作了仔细梳理，揭示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战争所引发的危机是如何导致新的思想模型的形成，既有思想模型的改造，以及官办兵器工业这一新的制度资源的创立的历史过程。从１８６０年代至１８９０年代，兵器工业体制的演化呈现出一种新的模式：危机思想模型的形成与改变国家所有并经营的军事厂局的扩张。这一演化模式在１９３０年代和１９４０年代的资源扩张与集中的过程中重复出现，而且这二十多年间的制度变迁是路径依赖的，外来危机导致了国家垄断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这一既有制度模式得到进一步强化。

危机还导致了中日战争期间中国重工业的扩张。第二章，重工业的扩张（Expansion of heavy industries），表明持续的危机导致了主要国有重工业领域制度资源的创新、扩张与集中。日本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入侵导致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倡立与资源调查的进行，民族危亡的加深又进一步导致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改组与转向。最后，战争引发的持续的体制危机迫使国民政府精英分子发展出一种新的思想模型，这又反过来促使他们从事更大规模的重工业的重建工作。同兵器工业的情况类似，这一时期的制度变迁也是路径依赖的，危机只是强化了既有的国家所有与经营模式。

在前二章的基础上，第三章通过聚焦企业的治理机构（Enterprise governance structure）,对国营企业一个的决定性的特征予以审视。本章指出，路径依赖也是企业治理结构演化过程的显著特征。战争危机不仅仅导致了兵器工业、重工业领域制度资源的创新、扩张与集中 ，强化了既有的国家所有与经营模式，还进一步强化了这些企业内部因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制度资源禀赋的制约而早已存在的官僚组织机构。与此同时，作为２０世纪初引进现代教育的成果之一，加之出于发展国防工业的迫切需要，国民党当局大量引进新式人才，在国营企业内部，一个新的技术型管理者阶层已经取代传统官僚队伍，成为国营企业新的领导阶层。

第四章，企业的管理与激励机制（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描述了民国时期中国国营企业内部新的管理和激励机制创新、发展的过程。如果说企业的官僚治理机构受到有限的制度资源禀赋的制约而表现出极强的路径依赖性，那么企业内部管理与激励机制的创新则主要是路径独立的，因为这些机制源于国外，最终得以克服国内既有各种制度的制约而生存、发展。本章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持续的全面性的危机是如何使得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改变他们既有的思想模型并形成新的思想模型，这种新的思想模型又是如何促使这些企业领导者们在国营企业内部引进、推行国外新的成本会计制度，并在工人之中组织、发动生产竞赛运动。

第五章，企业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Enterprise provision of social services and welfare）,本章指出，全国性社会与经济生活的严重危机使得社会服务与福利制度的产生成为必需。为了应对战争引发的危机，企业领导者被迫改变并创造出新的思想模型，并进而在企业内部发展社会服务与福利的设施与机构，以保障生产的顺利进行。正如企业经营管理与激励机制的创新一样，企业内部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的创新也具有比较明显的路径独立的特点。

第六章，国营企业与“单位”的得名（Danwei designation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本章解释了国营企业是如何成为“单位”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政府在创立、发展、扩张国营企业的同时，也将这些国营企业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单位。本章揭示，国营企业之所以被称作单位，根源于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战争所引发的持续性的体制危机，竭力对国家机构与国营企业实行理性化，其核心就是要在国家机关与国营企业内部建立“行政三联制度”，即计划、执行与考核三者合而为一的行政体制，作为实行统治经济的基础。尤其强调依据各机构的行政级别与层次，合理分配相应的权力、义务与职责，以提高行政效率。作为战争时期国家机构合理化改革的产物，许多政治、经济与行政组织都被冠名为各个不同的单位，国营企业也不例外，而且国营企业所具有的一些典型特征也逐步演变为单位所具备之根本标识。

第七章，国民党人对于发展国家之意识形态（Nationalist ideology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本章对国民党统治精英对于发展国家之意识形态的演化与创新的过程及其发展脉络进行了描述与勾勒。全章分为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