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作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新古典经济学

约瑟夫•E•斯蒂格利兹（Joseph. E. Stiglitz）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是作者在1990年4月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维克塞尔论坛所作的系列讲座基础之上扩充而成的一部专著。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人类社会一个大转折的时间段。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与转向，使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享有的声誉与荣耀达到了历史的巅峰。于是，与“历史终结论”相对应，经济学也仿佛走到了终结处：以论证自由市场制度是世界上惟一有效率的制度为核心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一时间也大有成为经济学域“惟一”之势。因此，斯蒂格利兹的声音此时显得突兀而另类，他似乎扮演了另一个“终结者”的角色：即“经济学终结论”的终结者。在东西方学者跨越界限团结到“华盛顿共识”的门下并表现得不免有些夸张了的狂欢之时，斯蒂格利兹就像一只夜枭尖叫着掠过，以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最系统最全面的批评表明：经济学新的分裂已经开始。

在斯蒂格利兹对新古典经济学批评中，我最看重的莫过于他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新古典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时候，它本身也具有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性质。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其名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1936）中首先区分了两种“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与“总体概念”。前者是指“被看作对某一状况真实性的伪装”，但却区别于谎言，因为这种伪装由起初的有意识或半意识，最后发展到了无意识，自己被伪装后的观点给说服了。所谓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则是指某个被历史地决定了的社会阶层以不同于其他阶层的思维范式进行思维。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共同的一点就是“向自己歪曲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其方法是将它们神化浪漫化或理想化。”而通过斯蒂格利兹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是如何扭曲了现实经济世界的。

我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观点都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下，即信息完全化，即经济人能够免费获得所有的信息。在信息完全化假设下，新古典经济学得出了市场能够完全出清的结论。并在此结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福利经济学两大定律。而现实经济世界却与新古典经济学所构造的那个完美的高效率的自由竞争世界恰相反：有太多的买者找不着卖者，有太多的卖者在寻找买者；市场完全出清与市场无法出清相比较，几乎成为了不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新古典经济学如此之背离现实经济世界，其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信息完全化的假设。一旦将这个虚幻的假设推翻，将经济学研究回归到更反映现实世界的“信息不完备”前提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所有的结论都得改写。这就是斯蒂格利兹在书中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标准信息假设方面的轻微变动，将彻底改变标准新古典理论的所有重要结论，因此这个理论最终是站不住脚的。”而斯蒂格利兹在本书中又的确在基于信息不完全的基础之上，在本书中推翻了包括市场出清以及福利经济学两大定律在内的几乎全部新古典经济学结论。

仅仅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扭曲不足以证明其是意识形态。因为有意识的扭曲就是说谎。但我们的确又不能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在有意识说谎。相反，我们发现，由信息完全化假设，到完全竞争性市场理论的提出，再到“瓦尔拉斯均衡”以及“阿罗―德布鲁定律”的证明，最后到“帕累托境界”的描述，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步步完成了“斯密之手”的论证。这一过程的完备与自恰，以及对数学及其他无价值判断的科学工具的应用，足以使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后来在他们的引导下进入他们的逻辑世界的所有后世经济学家，都不能不被这一体系之精致和圆满所折服，此时谁还会想起如此精致而圆满的体系竟然是建立在子虚乌有的“信息完全化”假设之上的呢？谁会认为如此精致而圆满的体系竟然是欺骗呢？就是斯蒂格利兹本人在书中，也承认这一体系之伟大。并说：“某种经济学思想导致了世界近半数人口遭受痛苦，但我们却无法找到具体的责任者。”而正如曼海姆所指出的，“当我们不再要个体为我们的群体表达中所觉察到的欺骗负个人之责时，当我们不再把他们的罪恶归咎于他们的恶意狡诈时，我们便会意识到这种陈述与表达达到了意识形态的水平”。

还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恰与“意识形态”产生的过程相吻合。曼海姆曾经揭示出，某一观点与陈述之所以会上升到“意识形态”，是敌对双方的思想冲突造成的。“只要相互冲突的各方生存同一世界并试图代表这个世界，思想冲突才会发展得如此严重，在致于对抗的双方不仅寻求消除对方特有的信仰和态度，而且还试图摧毁这些信仰和态度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恰是与其敌对思想进行不断斗争的过程。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由萨伊、马歇尔、庇古等人所奠基的新古典经济学，就是为了对抗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产生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左翼经济学最黄金年月，甚至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受到左翼经济学影响而有“淡红色”之嫌，于是才有米塞斯、哈耶克等经济学家在与形形色色的左翼经济学进行论战中，捍卫并完善了新古典经济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正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凯歌猛进的时代，为进一步与左翼经济学分庭抗礼，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拉弗等为首的“供给学派”以及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在斗争中再度将新古典经济学推向前进。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天然地与左翼经济学对抗着，但也正是在与对方的不断的冲突升级中，新古典经济学也一步步完成了由一般陈述与观点向“意识形态”的跃迁。

在点出新古典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之外，斯蒂格利兹还揭示了这一学说的“乌托邦”性质。

对于“乌托邦”这一概念，曼海姆同样区分了两种“乌托邦”。前一种是我们常识中关于乌托邦的观念即“经典乌托邦”，它指强行推行原则上不能实现的关于某种秩序的思想。曼海姆的意义在于还指出了另外一种乌托邦的概念，即由“保守主义导致的乌托邦”或者称“保守型乌托邦”，这种乌托邦思想仅承认“托邦”（现存秩序）的合理性，而把“托邦”之外的一切可能性都视为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在斯蒂格利兹的书中，新古典经济学恰同时具备了这两种“乌托邦”特性。

因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本身具有演进的特征，因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其实并不大。这点就连身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都承认。在《作为布道者的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 As Preacher，1982）一书中，斯蒂格勒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有限政府”，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美国政府财政占GDP比例恰在一个据说奉行着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里根政府那里上升得更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批评公正妨碍了效率，但西方政府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也在不断上升，连里根总统也坚持不会取消罗斯福总统编织的“社会安全网”，相反，弗里德曼等人的“负所得税计划”受到政府的嘲笑。因此，斯蒂格勒自嘲地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似乎显得有些“反智”。

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乌托邦”性质，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轨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由学院走向政坛，以新古典经济学中标准模型为蓝图，向转轨国家强行推行以激进私有化为核心的各种改革方案。而由于这些方案本身与转轨国家的现实并不切合，最后导致了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十几年的持续衰退。尤其在俄罗斯，一个理想中的自由市场秩序并没有建成，俄罗斯至今也未被国际社会承认是市场经济国家，相反，一个几乎以各种潜规则以及黑社会网络主导的经济秩序倒填补了制度空缺。对此，斯蒂格利兹在书中批评道：“许多转轨国家正处于灾难困苦之中，在我看来，标准经济模型对此应负部分责任。”他还在书中逐一反驳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转轨国家推行的包括“产权改革”在内的种种“神话”。

新古典经济学“保守型乌托邦”性质在此也同时得到了暴露。正如斯蒂格利兹在书中所言，在这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对于转轨国家，除了激进私有化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出路。即将所有其他方案都宣称为“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这实际上在主观上排除了转轨国家对改革路径进行更合乎本国国情的其他一切有益探索的可能性，因而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自身走向了“保守型乌托邦”而不自知。

斯蒂格利兹在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对兰格等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进行了批评。这是因为，在斯蒂格利兹看来，最能体现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上共性的，莫过于“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与新古典模型的同源性。我们都知道，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并不是市场经济，其要义在于“政府模拟市场运用价格杠杆对资源进行配置”，而这一构想竟然就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瓦尔拉斯均衡”的论证。在论证“瓦尔拉斯均衡”中，新古典经济学家引入了一个“假想的拍卖者”，这位拍卖者报出一组价格，如果在这组价格下，市场供求不一致，他就修正报价，直到市场供求关系一致为止。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引入这位“假想的拍卖者”，就是为了说明，尽管会经过不断的调整与试错，总存在一组价格使市场达到供求一致的均衡状态。而兰格在“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中，仅仅是将“假想的拍卖者”的角色实体化，并定位给了政府，即用政府的计划机构取代了瓦尔拉斯“拍卖者”的反复竞拍。所以，斯蒂格利兹说：“如果经济中的新古典模型是正确的，那么市场社会主义则会成功；同样的道理，如果经济中的新古典模型是正确的，那么中央计划经济所遇到的问题应比实际情况少得多。”而不幸的是，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央计划经济都证明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性质，因而，作为同源性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具有同样的性质。

斯蒂格利兹在书中研究了转轨国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当下的中国也处于转轨时期。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陆主流经济学界在抛弃了旧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同时，似乎也正在接受或构建一个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新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此时，读一读斯蒂格利兹这本书，意义自不待言。

最后，我想郑重推荐斯蒂格利兹在书中写下的一段话，因为在我看来具有警醒的意义：

“左派思潮与右派思潮之间也有某种共通性，即这两者都被宗教般的狂热所驱动，而非理性分析。当这种思潮在排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他们吸收了自由市场思想。正如在苏联，尽管人们未必读了多少弗里德曼的著作，但却将他视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仅仅就因为他是一种思想的象征，而这种思想正是他们追求的另一种可供选择的信仰体系”

（Stiglitz ,J.E,1994,Whither Socialism,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中译本《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