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多元化视角下的《孔门理财学》

【内容提要】陈焕章是二十世纪初第一代赴美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受到专业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并且取得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可是他又是康有为的弟子，笃信今文经学的伦理观。他在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中，坚持今文经学的“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和“尊孔”学说，坚持同时并用孔历和公元纪年，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梳理出能与西方近代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思想契合的内容，完成了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也完成了一部中西经济思想比较的专著。这本书体现出一部分传统学者在面对西学冲击时的思维方式和立场选择，对于理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逐渐传播和展开的过程，乃至理解辛亥革命前后的保守主义思想，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孔教会 公羊学 理财学 伦理学

作者：梁捷[1]，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一 西书东译与东书西译

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翻译问题在十九世纪末期成为了一个大问题。甲午一役，中国知识分子猛然警觉，整个世界的格局再非“天下”，而是“万国”，“宇内”变成“国家”。中国再不能居高临下地对待其他国家，即使对待东邻日本也不行。中国人必须平等面对东西方的文化挑战，必须重新确立自身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的合法性地位。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开始构思新的“公理体系”。在这过程中，语言必然是首先要克服的障碍。

到了十九世纪末，已有不少西学书籍被译成中文，其中绝大多数是传教士的贡献。从梁启超1896年所著《西学书目表》来看，目录分为西学、西政、杂书三类，总计883本，353种。又据徐维则1899年编辑的《东西学书录》[2]统计，总共有537种目录。这些译著中西方科技书籍占了75％左右，包含了最早进入中国的数、理、化教材和天文、地理、地质、矿业、机器制造和医学等方面的专业书籍，也有一部分社会科学著作。其中涉及经济学的著作并不多，产生影响的主要有福西特著、丁韪良译的《富国策》，杰文斯著、艾约瑟译《富国养民策》、布莱德著、傅兰雅译《保富述要》、李提摩太著《局外旁观论》等。[3]

据统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40年中，传教士共创办了近170种报刊杂志，约占我国同期报刊的95％。到1907，基督教文字事业总目录共收录1114种。

与此同时，东书西译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翻译中国儒家经典的工作，最早一直可以追溯到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而真正在西方产生较大影响的翻译家，首推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理雅各原是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他于1840年到达马六甲开始传教生涯。不久，他即担任由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的院长，通过书院培养传教人员。事实上，他从1841年就开始着手翻译中国经典。1862年，理雅各有机会获得王韬的协助，大大加快了工作进程。从1861年起，理雅各的翻译成果开始在香港出版，总名定为《中国经典》（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全书共分五卷，第一卷包括《论语》、《大学》、《中庸》；第二卷是《孟子》；第三卷《书经》；第四卷《诗经》；第五卷《春秋左传》。

1873年，理雅各回英国。理雅各在英国期间，又在王韬的协助下又完成了《易经》与《礼记》的翻译。他们在1879年到1891年期间陆续出齐《中国经典》。把中国的四书五经全部译毕后，理雅各又先后译出《老子道德经》、《庄子秋水篇》及《离骚》等书。临终前夕，他还在致力于《楚辞》的翻译。英国后来的汉学家小翟理思评论理氏的功绩说“五十余年来，英语读者所以能博览孔子之书，吾人不能不感谢理雅各先生的不朽工作。”

理雅各的翻译至今仍被奉为经典，还在广泛被引用，成为西方读者认识儒学的基础。正是由于理雅各的杰出贡献，使得后来的陈焕章等学者在用西文写作时，能够较为便利地引用原文来阐述儒学思想。而理雅各翻译和理解不够准确的地方，也成为西方学者误解中国传统的重要原因。

陈焕章是最早在西方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一。他用英文写作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1910年），内容是对儒学和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做的详尽梳理，从而成为中西思想交通过程中的一个有趣的产物。

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的附录里，总共给出引用文献55种，基本都在“经”和“子”的范畴之内[4]，其中也包括康有为的近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而其中只有四书五经等少量著作有英译本。陈焕章用的就是理雅各本。当时西方学者可以接触到的翻译中国典籍极少，一般无力籍此来查对陈焕章工作的准确性，反过来是把陈著作为了解东方和儒学的基本材料。马克斯.韦伯在他名著《儒教与道教》中就大量借鉴陈焕章的陈述。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熊彼特的遗作《经济分析史》中仍然把《孔门理财学》作为了解东方经济思想的最基本的阅读材料。

在20世纪初的东西交往中，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扮演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多重角色。它既是中国人用西文写作、表达中国传统思想的手段，又是西方人了解东方思想的少数可信文本；中国学者认为它坚持了儒学特别是公羊学的思想，西方学者则倾向于忽视它的政治思想背景，看重它介绍的中国传统经济政策。所以，我们必须在多重视角下审视《孔门理财学》的内容及其试图传递的思想，这样才能对这本著作在经济思想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的位置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二 公羊学的公理观

今文经学（公羊学）是中国一门古老的学说，通过对《春秋》文字上的阐释，表达出“微言大义”的政治理念。这门学问在汉代经过董仲舒和何休的加工，具有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但它在千百年的中国历史中，一直处于很边缘的位置。一直到了近代，它突然变成了显学，魏源、廖平等几代学者都对它推崇备至，借用公羊学的思想来分析晚清时期岌岌可危的政治局面。在这股潮流当中，影响最大的学者莫过于康有为。

康有为早年接触到西方科学，意识到“公理体系”的重要性。康有为自创的“公理体系”多年来不断修正补充，逐渐形成“以勇礼义智仁五运论世宙，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而务以仁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5]的庞大结构。其中最为关键的思想资源正是来自传统的公羊学。

按照蒋庆的解析，公羊学的思想应该包括“《春秋》新王说”、“《春秋》王鲁说”、“孔子为王说”、“孔子改制说”、“天子一爵说”、“天人感应说”、“夷夏之辩说”、“经权说”、“张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大复仇说”等诸多方面。[6]这些理论相互支持、相互补充，构成公羊学的完整体系。对于康有为及其弟子，公羊学的资源中有两方面的内容特别重要，一方面是以“大一统”、“统三统”、“张三世”为核心的社会历史进化理论；一方面是以“尊孔”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理论。

所谓“通三统”，在公羊学中原是指夏、商、周三代朝代更替，每个朝代有一个统，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因革损益，并非一成不变。“张三世”则是春秋中根据孔子所亲历、所耳闻、所传闻而对应分为“所见世”、“所闻世”、“传闻世”。东汉时期，何休认为“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不同历史时期对应不同的社会水平。康有为继承公羊家特别是何休的观点，将“通三统”理解为变革的历史观，将“张三世”理解为进化的社会观。其实这还与早期的公羊家的观点还不一致，早期公羊家其实是一种历史循环论的观念，而康有为实际上是向公羊学中渗入西方近代的进化史观，也是赋予古老的经学以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全新的阐释。

康有为认为“三世说”具有最普遍的意义。他说，“’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多义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为孔子学，当分二类，乃可得之。此为《春秋》第一大义。”[7]

用“三代之制”的观念来诠释近代的政治、经济观念，这种行动包含很多深刻意味。它暗示了变法不仅能够帮助国家实现制度和发展水平上的现代化，直接与西方抗衡，还可以通过恢复三代的理想勾勒出一种超现实的蓝图。这种具有乌托邦特点的思想是西方古典经济学中没有的，而包含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二十世纪之初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托古改制”的思想就成为当时一派极狂热的社会思潮。

与此同时，“三世说”还和孔子的“王制”密不可分。“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服色定，然后郊告天地及群神，远追祖安道尔，然后布天下。诸侯庙受，以告社稷宗庙山川，然后感应一其司。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曰：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8]所以康有为认为，“天下所宗师者，孔子也，义理、制度皆出于孔子，故经者孔子而已。”[9]

孔子虽然没有称王，但他是“素王”，一切学问都出于孔子，概无例外。所以中国学者无论按照西方标准治何种学问，都应该“尊孔”。康有为的弟子基本上继承了公羊学“尊孔”的传统。陈焕章在美国接受西方经济学熏陶以后，写作论文时不尊斯密、马尔萨斯，而是尊孔，这才有了《孔门理财学》。它不仅是研究“孔门”的思想，更是一门“尊孔”的思想，将自己的信仰大大地置于学术研究之上。陈焕章在美国完成《孔门理财学》之后，又回国写作了推行孔教的《孔教论》，后者才是他真正看重的、有更明确社会意义的论述。

三 陈焕章的生平背景

陈焕章，字重远，广东高要人，生于1881年，自幼便胸有大志，崇拜孔子。[10]他喜欢翻看日历，得知农历八月廿七日是孔子圣诞，便请求父母设坛祭拜，以后年年都依期举行。由于天资聪颖，加之勤奋好学，11岁赴肇庆府应童子试，13岁补县学弟子员，14岁中秀才，成为同科最年幼的中试者。主考官对陈焕章甚是激赏，鼓励之曰：回去要更加努力，望下次得见于京城！

陈焕章15岁时辞亲赴省城广州，入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康有为关于建立“孔教”的主张理论与其夙志不谋而合。经数年研习和深思熟虑，至18岁时，他立志于“尊孔崇儒，振民族精神”，并从此一生孜孜以求，至死不悔。与同门梁启超等力倡尊孔，推行立会昌教。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陈焕章任澳门《知新报》主笔，撰文倡明孔学，主张变法维新。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陈焕章在家乡设立“昌教会”，集一族男女老少悉入会中，在陈氏宗祠设立孔子牌位祭祀，开始了尊孔崇儒并将其宗教化的首次实践；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焕章该年22岁，担任广州时敏学堂教习，翌年即升任校长。此间，他虚心向该校外语老师学习英文，并日见长进，为日后留学美国打下了语言能力的基础；陈焕章23岁中举人，24岁考中“恩科联捷进士”，保和殿复试朝考“钦点内阁中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陈焕章奉派成为留美学员。先入库克学院学习英语，两年后考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到1910年用英文撰写成36卷的《孔门理财学》，英文题目是“The Economic Principle of Confucius School”即“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理论”。

陈焕章此书的范围不仅局限于孔教（儒家）一脉，“孔子以前之学说，亦在于是。诸子朋兴，各持异说，且与孔孟为同时。故诸子之学说，不得不取以比较，故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理财学史》。不过于诸子学说，尚未详备耳”[11]。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兴起开始于20世纪20-30年代[12]，其实陈焕章此书已有系统梳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意图，并且做出不少实质性的贡献。

探究陈焕章的西学思想渊源，则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指导老师中有两位值得一提，他们帮助促成了陈焕章的理财/经济思想。一位是经济思想史家塞利格曼（Edwin Robert Anderson Seligman）。塞利格曼终身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先后教出了陈焕章、马寅初、赵乃抟等几代中国经济学人。他素来讲求详实的史料考证和思想源流的分析，对各种思想流派并无偏见。塞利格曼曾大力向美国的经济学同行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即是一个证据。《孔门理财学》的顺利通过也和他力求多元、广采博收的学术倾向分不开，因为《孔门理财学》从某种角度说也是一种乌托邦思想。

另一位是德裔汉学家夏德(F.Hi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