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供给侧改革与电动车产业的持续发展

【编者按】1月23日至24日，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构建竞争、创新、可持续的产业生态”，吸引了来自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学术机构以及企业和媒体界人士参加。

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进入规模化阶段，产量突破37万辆，呈现井喷状态，由此前的市场导入期迈向快速成长期。但也有人表达了对“过快过热”的担忧，认为这是一场“政策红利的盛宴”。

在此形势下，行业普遍在思索如何实现由“政策驱动的市场”向“政策与市场双驱动的市场”发展，而国家政策下一步的走向，市场竞争环境的公平化，关键零部件及核心技术的突破，成熟商业模式的探索等一系列问题，都将在本次百人会论坛上进行深入探讨。

自成立伊始，百人会就被视为新能源汽车政策及业态的“风向标”。搜狐汽车也以自己的专业视角，持续关注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通过本次论坛去探寻中国新能源汽车未来前行的脚步。

以下是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演讲实录。

这个问题，需要把产业发展跟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看，才能看得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去年11月份，中央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性决策。过去面对的是短期问题，所谓周期性问题，现在我们认识到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趋势性问题，有人把它叫结构性问题，这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长期性的问题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从需求侧去找问题，在需求侧采取措施来应对看来是不行的。中央的决定就是要转向供给侧。我们的问题是出在供给侧，我们的对策也要在供给侧去找出有效的对策，这是非常重大的战略性决策。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关键时刻，亟需要提高增长质量的电动车产业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今天想讲一讲我对于这个战略决策的理解和体会。

我们碰到了一个长期性、趋势性，有人把它叫结构性的挑战，最近几年中央的概括就是“三期叠加”。最突出的是第一个期，叫增长速度的换档期，进入了下行通道。第二个期和第一个期有联系，第二个期是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为什么下行？根据研究是存在结构性问题，结构需要调整，但是结构调整要付出成本，也有痛苦，所以是阵痛期。第三个期叫过去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过去对应办法是用短期政策去对应，就是刺激，刺激的结果就是造成一些消极的后果，最突出、集中的表现就是负债率太高，需要消化，这三件事搁在一块儿。核心的问题就是增长进入了下行的通道，增速下降。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近几年才发生的，增速下降应该是在21世纪的早期，有人说是2003年，有人说是2004年，有人说2005年，有人说2006年，突出的表现其实是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它就爆发了。

应对挑战，过去用的分析方法一直是从需求侧去找问题，从需求侧去找对策，通俗地说就是“三架马车”，为什么增速下降了呢？是因为需求不足，从需求侧来说，按说理论上是“四因素”，投资、消费、出超，经济学叫净出口，还有一个就是财政赤字。“三架马车”分析法就是把前面三项提出来，经济下降的原因就是因为“三架马车”的力气不够，拉不动了，它的对策呢？就是增加需求。“三架马车”的需求像增加消费，像增加出口，都碰到很大的困难。有一条是政府比较有意做的，就是增加投资，扩需求、保增长主要的措施就是扩投资，用投资去拉动增长。

这在理论上源于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方法，但是凯恩斯主义跟我们做得还有点不同，凯恩斯主义是一个短期对策，并不主张长期靠这个办法。但是我们把这个短期的方法用到了长期上。用了若干年，从2009年四万亿，实际上是二十几万亿、三十万亿的投资和每年十万亿的信贷投入。一直用到最近，隔一年就来一次刺激。但是长期使用以后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投资回报递减。经济学有一个规律，投资回报递减，这个规律已经充分地显现出来后果，开始的时候投下去几万亿，拉动增长非常明显，越到后来越不行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负债积累，杠杆率超过了警戒线。这里有两个图，一个是增投资的收效越来越递减，从这个图可以看到，在2009年的时候很见效，后来还能保持一两个季度，越到后来，投资下去了，但是增长率没有提高，还是一步一下台阶。负债率是指负债和资产的比例，杠杆率是指负债和GDP的比例。2000年-2007年的时候，用得比较多的是杠杆率，杠杆率增长得不快，2007年以后，增长得非常快。

这是去年6月麦肯锡的数，麦肯锡在各个单位的计算里面是中等，有的比他还要高，有的比他低。但是这个数，总的杠杆率是290%，大大超过了警戒线。当然有的国家比我们还要高，比如说有的经济学家说了，日本到400%了，也没什么事。但是我们有一个特点，日本的负债主要是中央政府负债，主权负债，只要政权存在，问题就不那么大；我们的负债，一个是地方政府负债比例很高，更高的是企业负债，企业的杠杆率在125%左右。世界公认的警戒线是欧盟要求的警戒线，企业杠杆率在欧盟来说不能超过90%。我们企业的负债率太高，企业负债率太高以后，某些环节上就容易出现偿债困难，出现跑路现象。如果负债率太高了，个别的、局部的偿债困难会演化为系统性危机，出现系统性的偿债问题，跑路的面太大，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冲击太大。从这两个后果来看，继续用这个办法看来是不行了，要采取别的办法。

从经济学理论上说，从需求侧去研究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靠不住的。对于一个长期问题，或者说趋势性问题，或者有人把它叫结构性问题，应该从什么侧面去分析呢？要从供给侧去分析。出现了增速的趋势性下降，不是周期性下降，周期性下降过一段时间还会回来，趋势性下降一定是供给方面出现了问题。

供给方面主要是三个因素，Y=A&MIDdot;Kβ&MIDdot;L1-β这个公式，“Y”是GDP总量，供给方面是三个因素决定的，一个因素是“K”，“K”是资本，一个因素是“L”，“L”是劳动，还有一个因素是资本和劳动都不能解释的因素，由它的提出者Solow命名，叫Solow残值，或者叫Solow余量，那两个因素解释不了。这个因素是什么？Solow给它的定义叫技术进步。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在研究报告里面，不管是学者的研究报告还是投资银行的研究报告，这个数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效率的指标TFP。

有些别的发展经济学家定义有所不同，比如说另外一家发展经济学家Kuznets，说成科学基础上的技术运用。另外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Schultz说这个东西是人力资本的贡献，什么是人力资本？就是人的知识和技能，其实他们说的都是一回事。共同点是依靠创新，效率提高。这种分析得出来的对策方面的结论是，我们的问题出在效率太低，解决办法是要提高效率。

我们的情况是要实现增长的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加在一块儿叫潜在增长率。本世纪初期，也就是2003年、2004年、2005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为什么下降呢？一个是劳动，人口红利没有了；二是资本，再用投资拉动增长，走到了强弩之末；三是效率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的效率比改革开放以前的效率对于增长的贡献有明显地提高。

效率的提高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改革。改革把城乡市场打通，结构的改变会使得生产力提高。资源的配制结构发生了改变，土地资源从农村的低效利用变成了城市比较高效地利用；另外，农村劳动力低效运用转到城市里面比较高效的运用。这个过程在发展经济学里面叫库兹涅斯过程。库兹涅斯过程，据很多经济学家研究，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在本世纪的初期走到末期了，也就是说库兹涅斯过程造成的效率提高，到本世纪的初期开始衰竭。

二是开放。开放使得我们没有很多创新的条件下，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使得我们的效率有一个很快的提高。到了本世纪初期，中国跟国外的技术水平差距大大缩小，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自己的创新，就很难提高效率了，不能简单地去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的一般技术来提高自己的效率。所以，效率对于增长的贡献，在2004年到2006年，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估计，在这段时间很明显地下降。这就是从供给侧来看，为什么效率下降变成趋势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根源，对策就在要从供给侧想办法。供给侧想办法，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提高效率。用另外一种说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这个公式，经济总量的增量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资本增量，就是投资；一个是劳动增量；一个就是效率的增量，这是效率的提高。这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说的这么一回事。

所以，从供给侧采取对策，它的核心就是要提高供给的质量，也就是提高供给的效率，就是要从过去着眼于供给的数量扩展转到提高供给的效率。我们这个产业是同样的问题，怎么能够提高的质量呢？就是要靠改革。其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者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是现在提出来的，是20年前提出来的，是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规定了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10年以后，在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发现过了两个五年计划，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当时的总结是，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体制性障碍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当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体制性障碍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讲的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管是我们的产业发展中的资源配置，还是城市化的资源配置，都是政府在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怎么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怎么才能提高供给侧的效率呢？就要靠改革，用改革去铲除、消除体制性的障碍，建立一个好的体制。

在我看来，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部分是提高供给的质量，另外一个部分是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这个词，我们很少用，西方人，特别是欧洲人喜欢用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我查了一下有关的文献，比如说IMF的文献和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的解释。结构性改革用我们的语言说其实就是体制改革，特别强调的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的改革，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

所以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就在于建立一个新的体制和机制。能不能建立一个好的、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来消除这个体制性障碍，实现供给侧质量的提高。这个改革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改革要决定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就是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

第一条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由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

市场发挥什么作用呢？主要的作用是两条。第一条，是有效的配置和再配置资源，实现所谓帕累托改进，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在这个改进中得到好处，能够提高效率。

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今年的重点任务有五大任务，其中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就是要进行资源的再配置工作，就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使得那些原来误配置的资源，误配置在长板，就是过剩产能、过多的房地产库存上的资源，从长板上流出来，流到短板上去，这样整个效率就提高了。从那些低效率的，甚至是僵尸企业流出来，流到效率比较高的企业上去，这样来实现我们资源再配置的任务。

现在有一种倾向，因为习惯所以不太相信市场能够起这样的作用，觉得最快的办法还是行政办法，有褒有压。实际上，历史证明政府去调结构，政府用有褒有压、有控有浮的办法去调结构，效果往往是不好的，还是要发挥市场的配置和再配置资源的作用。市场还有另外一方面的作用，就是建立起正向的、正确的激励机制，实现奖优罚劣、优胜劣汰。现在有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