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为鹏：政治与经济之间：张、李之争与汉阳铁厂之厂址决策

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先生曾指出：经济史研究，“必须对政治、法律、典章制度乃至社会心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不能就经济而论经济。”[①]而这恰是以往学界在企业史研究中，特别是对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史的研究中比较易于忽略的问题。本文试以中国近代最大的钢铁厂汉阳铁厂之厂址决策过程为例，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层层考辨，揭示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张之洞、李鸿章两大洋务集团之间的斗争，对这一近代企业的创办及生产经营方面的深刻影响。

一、 流行观点及其史料依据辨析

光绪十五年，张之洞修筑芦汉铁路的意见被清政府采纳，并因此调任湖广总督。张在两广总督任内原订在广东开办之钢铁厂、枪炮厂等洋务企业机器设备也随之移设于湖北。笔者此前曾撰文揭示，钢铁厂之由粤移鄂，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因为继任粤督李瀚章不喜洋务，遇事推诿，亦非出于张氏本人之初衷，而是清廷中枢，特别是由醇亲王奕所主持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即海署），为了扶植张之洞以抑制李鸿章淮系势力过于膨胀，并考虑到湖北地区矿产资源、地理位置以及交通条件等方面的优势，而做出的重要决策。[②]

在张之洞在鄂筹办钢铁厂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决策历来备受争议，那就是钢铁厂放弃了铁矿所在地大冶而选择武汉地区，并最终定址于汉阳龟山（又称大别山）脚下。时人及学术界对这一决策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对其评判亦褒贬不一，莫衷一是。遗憾的是，学术界的争议多集中在汉阳铁厂的选址结果，即厂设大冶或汉阳究竟孰优孰劣，这一实际上比较显而易见的问题上。对于张氏这一决策的原因，却并未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张之洞为什么要放弃大冶而将铁厂设在武汉呢？光绪十六年四月八日，张之洞致电盛宣怀，决定放弃大冶，将铁厂设在武昌省城附近。他本人对自己的这一决定进行了解释：

铁厂宜设武昌省城外。黄石港地平者洼，高者窄，不能设厂，一也。荆、襄煤皆在上游，若运大冶，虽止多三百余里，回头无生意，价必贵，不比省城。钢铁炼成，亦须上运至汉口发售，并运至省城炼枪炮。多运如煤下行，铁矿上行，皆就省城，无重运之费，二也。大冶距省远，运煤至彼，运员收员短数搀假，厂中所用以少报多，以劣充优，繁琐难稽，三也。厂内员司离工游荡，匠役虚冒懒惰，百人得八十人之用，一日作半日之工，出铁既少，成本即赔，四也。无人料理，即使无弊，制作亦必粗率，不如法炼成；制成料物，稍不合用，何从销售？五也。铁厂、炮厂、布局三厂并设，矿物、化学各学堂并附其中，安得许多得力在行大小委员分投经理？即匠头、翻译、绘、算各生亦不敷用。三厂若设一处，洋师、华匠皆可通融协济，煤厂亦可公用，六也。官本二三百万，常年经费货价出入亦二百余万。厂在省外，实缺大员，无一能到厂者。岁糜巨款，谁其信之？若设在省，则督、抚、司、道皆可常往阅视，局务皆可与闻。既可信心，亦易报销，七也。此则中法，非西法。中法者，中国向有此类积习弊端，不能不防也。即使运费多二三万金。而工作物料虚实优劣，所差不止数十万金矣。白（指洋矿师白乃富，引者注）议为是。①

此电所列的七条理由包括自然地理条件、运输费用、监督管理及人才综合利用等方面，内容相当全面。后来张氏虽略有补充，但大抵仍不出以上范围。②

著名学者全汉先生对铁厂定址于汉阳持批评态度。他认为：“为节省原料运输的费用，铁厂自以设立在铁矿所在地的大冶县为较妥当。”在谈到张之洞何以将铁厂设在汉阳时，全先生引述上录张氏电文后指出，“综观张氏列举的七个理由中，有四个（三、四、五、七）完全著眼于铁厂管理方面。换句话说，因为他须驻在武昌，不愿铁厂厂址距离他太远，以致管理不周，弊漏丛生，故放弃距离较远的大冶，而选择近在口尺尺的汉阳来建厂。”[③]郑润培先生也指出，由于张之洞“过份着重管理因素方面，把建厂最重要的经济因素，放在次要地位，加上预算失准，使到铁厂日后蒙受极大的经济损失。”[④]代鲁先生则对铁厂选址予以肯定。他指出，“张之洞之所以选择省城设厂，是有他相当考虑的，而这些考虑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设厂汉阳，“比单从‘就铁’一说更精细，也更节费”；“完全符合当年我国通晓近代科技人才奇缺，而一般员司人等又深染官场恶习这一国情”，认为“这又是张之洞高出他人一筹之处。”[⑤]

显而易见，以上学者虽对铁厂厂址定位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但却均以张氏上述说法作为解释铁厂定位的依据。

诚然，上引张之洞电文，包括稍后不久张氏本人的有关文献，系决策者当时留下的原始材料，其史料本身的真实性不容置疑。问题在于，作为特定政治氛围中的产物，该电文是否毫无保留地反映了张之洞决策时的真实想法？在这些公开的理由背后，张氏是否还有某种不可言说的隐衷？

对此，我们实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张之洞郑重承诺将粤省原定机炉移鄂兴办。对于铁厂厂址问题，他表示：“将来大冶煤便即置大冶，若大冶煤艰，湘煤湘铁尚合算，即设武昌省城外江边。”[⑥]表明起初张氏对此并无定见。直到光绪十六年七月，张氏才最终决定厂设汉阳。这一期间张氏意见不断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光绪十五年底至光绪十六年四月初止，张氏由初无定见到计划“运煤就铁”，在大冶设厂。[⑦]

第二阶段，从光绪十六年四月初八日至五月底，张氏决定放弃大冶，另在武昌省城附近择地设厂。此间张氏主要在武昌省城附近塘角地方、省城外东南汤生湖边金鸡垸等地斟酌、徘徊，终于被迫放弃在武昌省城附近设厂的打算。

五月底至七月份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张氏将目光由武昌转向汉阳，并最终定计设厂于汉阳龟山（又称大别山）脚下。

很明显，其间张之洞的态度有两次重大转变：一是四月八日放弃大冶，转向武昌；二是五月底由武昌转向汉阳。尤以第一次转变最为关键。上引四月八日张之洞电文，即为张氏决定放弃大冶时对盛宣怀所作的解释。我们不妨将之纳入张氏决策的全过程当中，并结合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背景与自然地理环境，加以考察。

其一，大冶黄石港一带是否确无适宜之地？

张电中第一条理由即为“黄石港地平者洼，高者窄，不能设厂”。后来张之洞又举光绪初年盛宣怀所请洋矿师博师敦（一作郭师敦）之勘矿报告，以及当时中国专家徐建寅等的测绘情况，进一步加以说明。[⑧]似乎张氏的决定充分尊重了专家们的意见，钢铁厂选址是受当地自然地理环境限制之结果。其实不然。首先，张氏所提到的《郭师敦勘矿报告》,今尚可见，该报告中说：

寻觅安置熔炉之地，沿江一带类皆低洼，惟黄石港东首半英里外基地一方为合式。该处土下原系坚石，正可就其培筑安炉。地近江滨，而基址颇高，较诸左近各处高下相去约有数尺，虽江水涨时亦不致有浸淹厂所之虞。再，灰石矿山在该处东首一英里，以供化铁尤为近便。而装运应用机器及煤角力矿石，无不皆便。[⑨]

显然洋矿师的勘测结果与张氏的说法正好相反。至于徐建寅当时的测绘结果，今已找不到第一手材料予以说明，但我们可以从光绪十六年八日二十日徐氏给盛宣怀的私人信件中看出其大致情形。信中说：“如煤、铁、灰石均聚一隅，自应在黄石港设炉，而香帅偏信白乃富之邪说，以在距省相近者为合用，现已决计在汉阳矣。”[⑩]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张之洞设厂汉阳的强烈不满，我们很难相信，“大冶江边无适宜之地”会是这位中国专家测绘出来的结论。

实际上，后来铁厂商办之后，郑观应（一作郑官应）及其所雇洋矿师马克斯等即在大冶附近觅得适宜厂地多处。[11]而且后来汉冶萍公司也确曾在大冶选定新厂址，添设大型铁炉，冶炼生铁。[12]这都有力地证明了张氏此说并非实情。

此外，还应指出，张氏在三月份曾多次声称，铁厂拟“运煤就铁”，在大冶附近设厂。而适宜的厂地是铁厂设立之先决条件，倘若大冶附近果真无一善地，则张氏本人三月份之主张岂非儿戏？可见，张氏这一说法并非实情。

其二，就运费而言，厂设大冶或武汉地区，二者究竟孰省孰费？

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笔者在此仅需指出一点，即张氏本人对于厂设武汉会比设在大冶造成运费更钜，实有清醒的认识。上引电文中张氏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即使运费多二三万金，而工作物料虚实优劣，所差不止数十万金矣。”类似的说法，张氏稍后的文件中亦多次出现。[13]很显然，节省运费并非张氏决策时之主要动机。张电文中第二条理由从运费着眼，不过强作辩解而已。

其三，厂设武汉，是否真是出于督察管理之便？

正如全汉先生所说的那样，张电中第三、四、五、七条理由均从管理方面着眼。张氏对晚清社会吏冶腐败、员司作弊的揭示可谓入木三分，且武汉乃张氏督署所在之地，督察管理自较大冶为便。因此，这些理由颇能引起后人“了解之同情”。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张之洞这一解释与他本人三月十七日致李鸿章电文中的说法前后矛盾。当时他已明确表示：“故鄂事以运煤就铁为宜。从前博师敦勘议，亦拟运荆煤就冶铁也；且距省城近，经理较便。”[14]而相隔不到一月，他却罗列了一大堆在大冶设厂管理不便的理由！以张之洞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社会阅历，他对当时官场之腐败早有认识，决不至于等到筹办铁厂过程中才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并因之改变自己的主张。姑且不论厂设武汉是否真能有效地抑制腐败，此项理由前后矛盾，殊不足以令人信服。张氏决策的变化，显然另有原因。

其四，设厂武汉，是否是由于当时人才匮乏而造成的？

张电所列第六条理由即从人才角度着眼，认为当时湖北并设三厂，人才缺乏，必须三厂并设一处，方可通融协济，且可共用煤厂等公用设施。应该承认，张之洞的这一见解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三厂集中布局，确有其合理性。后来张氏的确将铁厂、枪炮厂和织布局一并设在武汉。这一理由似非虚言，但若说张之洞竟会因此而改变主意，放弃大冶，则不免言之太过。人才匮乏，是当时洋务派人士竞相谈论的话题，张氏自不例外。早在光绪十六年闰二月间，张之洞就已经“筹建枪炮厂于汉阳大别山下”，“筹建织布局于武昌城外”，[15]初步将枪炮厂、织布厂厂址确定了下来。而迟至三月份，张之洞却仍计划将铁厂设于大冶。可见，人才匮乏问题对张之洞决策的影响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我们并不能将之作为张氏改变主意的主要原因。

显然，张之洞这一电文，不过是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一篇“官样文章”，其本身即存在许多自相矛盾之处，殊不足以说明历史之真相。实际上，张氏之决策实有某种不可言说之内心隐曲。对此，我们不妨再看一看时人曾经有过的另外两种不同的看法或揣测。

一种看法将之归于洋矿师白乃富的影响。譬如上文所引徐建寅的信中，即将张之洞在汉阳设厂，看作是“香帅偏信白乃富之邪说”的结果。盛宣怀之侄盛春颐，当时在张之洞手下办事，他也曾写信告诉盛宣怀：“白乃富拟在武汉设厂炼铁，帅意颇以为然。”[16]张之洞本人也曾多次声明，在武汉设厂系根据洋矿师白乃富的意见。②平心而论，武昌、汉阳地近汉口租界，城市繁荣，洋人生活较便利，安全也较有保障。大冶一带风气未开，士绅及民众大多保守排外。据陪同者的记载，白乃富在大冶、武昌（今湖北鄂州市）等地勘矿就曾差点被当地民众用砖石砸伤。③白氏主张在武汉设厂，当属可信。张之洞后来也补充说明，如果厂设大冶，“洋匠亦不能深入”。④作为当时湖北引进的少数几名外籍专家之一，白氏的意见自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我们对他的作用似不宜过于夸大。毕竟，在厂址问题上，洋人的意见并不一致，上文所引郭师敦报告即主张在大冶附近设厂。张之洞本人对此实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另外，从时间上看，白乃富的意见在三月二十一日以前即已达于张氏，张之洞虽对之“颇以为然”（上引盛春颐语），但张氏在二十九日、三十日对外所发出的电报中仍持在大冶设厂的主张，直到四月份才改变主意。可见张氏之决策，并非主要因为受到白氏意见的影响，而是另有原因。

另有一种推测是由盛宣怀亲信，当时正在湖北从事勘测路、矿及铁政局文案工作的钟天纬作出的。光绪十六年五月，钟氏在写给盛宣怀的信中，提到了铁厂总办蔡锡勇对铁厂设在武汉的解释，其内容自与上录张氏电文一致。不过，钟氏认为，蔡的说法“尚有一层未言之隐”。他指出：“盖香帅用人，不过亲信数人，铁政局必委蔡观察主政，若一离省垣，则幕府与炼铁势不能兼顾。如徐仲虎（即徐建寅，引者注）观察虽有办矿之才，固未许独当一面也。”[17]十月，钟天纬在信中说得更加透彻，他说：“香帅必欲在近省设炼铁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