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梁启超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

【内容提要】本文系统性地研究了梁启超的经济思想，通过分析其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勾勒出西方现代经济学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影响的一条路径。甲午一役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单纯依靠传统资源恐怕不足以与西方竞争。梁启超在中西思想、个人与国家、利己与利他等多种思想的冲击之下，努力学习和消化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并转述给国内民众。梁启超在认识政治经济与社会道德基础的关系上，观念多次发生转变，最终还是退回到传统思想之中。本文也借鉴了一些词语分析的工具，为研究经济思想传播过程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检验的支持。

【关键字】梁启超 公羊学 功利主义 国家主义 墨学

作者：梁捷[1]，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一 中国古典功利主义传统

“义利之辩”始终是中国古代理财/经济观念的核心问题。《孟子》里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汉书.董仲舒传》亦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几句话就为以后一千多年的经济思想奠定了基调。

顾炎武就曾经说过，“古人以财为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财之职。周官财富之事，一皆领之于天官冢宰，而六卿无专任也。”所有一切的制度安排，都体现出“重教化后财货之意。”[2]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深化，经济问题必定要独立出来，成为研究的对象。

到了南宋时期，董仲舒这种严格的“重利轻义”的思想有所松动。朱熹在浙中见诸葛诚之，就解释说，：“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仲舒说的不是。只怕不是义，是义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3]

陈亮更是扭转董仲舒的说法，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4]陈亮的看法一般被归为“功利主义儒家”，即认为王道与霸道、仁义与功利、天理与人欲是统一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朱熹就把陈亮的意见归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这八字。

孟森先生曾指出，“明祖时时以言利为非帝王之体，至杖流言者…太祖开国之法意”。[5]

永嘉学派的叶适也说，“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6]到了清代，颜元和李觏推崇事功，颜元说，“广土众民，君子欲之；圣贤之欲富贵，与凡民同。”[7]他们影响极大，被称为“颜李学派”，在民间和地方官员的行动实践中起到极大作用。

虽然功利主义和经世思想从来没有成为官方认定的主流思想，但是从明代开始，关注微观政策（如漕运、水利、盐课）和宏观政策（如赋税、户政、钱币）的经世实学思想就在不断升温，士大夫乃至普通的知识分子都会结合自己的经验发表各类经济相关政策，数量极为庞大，思想极为丰富。真正关心国计民生的知识分子，都很容易很亲切地接受一部分传统经济经验，构成自身的思想体系。到了晚明，这股经世思想已经变得极为强烈，冯琦的《经济类编》、冯应京的《经济应用编》、黄训的《明臣经济录》、陈其愫的《明经济文辑》、朱健和朱徽的《古今治平略》乃至陈子龙、徐孚远、宋微碧编的《明经世文编》，都是出于对时代面临的政治、经济困顿而诞生的产物。

特别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通过一批传教士的工作进入中国[8]。相应的，以魏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边学习西方经济学知识，一边试图从自身传统中也挖掘出可与西方经济学相对应或者相补充的中国经济思想。这种努力一直坚持到19世纪后期。比如，陈炽写作《续富国策》，这种行为还是表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即中国文化在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这些方面没有形成系统体系，总体研究水平落后于西方。这种状况，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才发生了转变。

二 梁启超早期的经济思想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猛然觉醒，意识到必须直面西方列强乃至日本的挑战。康有为等一批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即认为当时的世界已进入诸国并立的时代，而非闭关自守的时代；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列国竞争的时代，而非一统垂裳的时代，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中国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所谓“开创”则必须更新百度，所谓“守成”则必然率由旧章。康有为痛切地说，“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则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国交争，必至四分五裂。”[9]几乎就在这个时期，严复开始了他的《天演论》和《原富》的翻译，年轻的梁启超也开始独立探索经济思想。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结识康有为。梁启超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他于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接下去的时间里，他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发表大量有影响的政论。

梁启超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传统理论资源缺乏活力，不够“新”，不能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一种有效指导。《易经》里说，“日新之谓盛德”。《尚书》里也说，“人惟求旧，器惟求新”，还要“作新民”。虽然梁启超当时并没有想清楚“新民”的真正含义，也没有想清楚“新民”真正的思想来源，但是他追求“新民”的情感已经非常强烈。

《皇清经世文编》是明末到清初这个时间段以内，知识分子对经济问题思考的精华，梁启超和他的同辈们都对此十分重视。自魏源以后，又先后有十多种挂着“经世文编”旗号的文集面世[10]，其中有些“经世文编”就大量选择晚清报刊上的文章，与梁启超有着密切的关系。同为康有为弟子的麦仲华就编过一种《皇朝经世文新编》，1898年出版。梁启超在为麦编“经世文编”做序时再次强调了他的“求新”观念，“开新者兴，守旧者灭，开新者强，守旧者弱，天道然也，人道然也。”[11]

从知识结构而言，梁启超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还是很欠缺的，主要通过极少数翻译和转述的材料来了解，同时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进行推测。他说，“西士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皆合地球万国土地人民物产而以比例公理。盈虚消息之，彼族之富强，洵有由哉。”[12]

梁启超也清楚地知道，要想发展中国的经世思想，必须从教育体制上着手改革，把它当作一门专门的学问。“西人富国之学，列为专门，举国通人之才，相与讲肆之。中国则遽古以来，言学派者，未有及此也。观计然、白圭所云，知吾中国先秦以前，实有此学。白圭之言，其郑重之也如是，知其中精义妙道必极多。苟承其学而推衍之，未必逊于西人，而惜乎其中绝也。今西人之商焉者，大率经学堂中朝研夕摩，千印万证而来，而我以学书不成之人，特筹而与之遇，无惑乎未交绥而已乎三北也。”[13]

梁启超在这里思考的“公理”，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康有为早年在《实理公法全书》以及《人类公理》、《公理书》中所阐述的“公理”观念。最后落脚之处，仍然是以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为基础的世界观，以儒学伦理为价值基础，从而生发出一整套公理。康有为曾说过，“管子曰：礼义廉耻，是为四维，思维表张，国乃灭亡。儒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自非生番野蛮之国，未有不贵道德修身者，此万国古今之通理。国之强盛弱亡，不视其兵甲之多寡，而视其风俗道德之修不修。近者泰西财富兵力方行四海，而推原治本，颇由其俗尚信义致然。”[14]在给汪康年的一封信里，梁启超则说，“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

按照朱维铮先生的研究，康有为的“公理观”在1890年前后与廖平交往后发生过大转折[15]，从信奉科学天理转向信奉公羊三世说，但是显然1890年以后入门的梁启超自身的思想里并不存在这样的紧张。

梁启超就是使用公羊学来理解现实的政治经济规律，一切“改制”背后都有历史循环所赋予的合法性，其过程非人力所能动摇。他再次强调康有为的说法，“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问者其惟春秋乎！夫作春秋，何以见罪？孔子盖迎知后世必有执布衣不当改制之说，而疑孔子之僭妄者，故先自言之也。……孔子改制之说本无可疑，其见于周秦诸子两汉传记者极多，不必遍举……黄梨洲有《明夷待访录》，黄氏之改制也；王船山有《黄书》、有《噩梦》，王氏之改制也；冯林一有《校庐抗议》，冯氏之改制也。”[16]

但是梁启超毕竟思想比较开明，也愿意用西方（包括通过日本转述）的思想来补充自己的公羊学体系。早在流亡日本之前，梁启超就已经注意通过观察日本政治经济的进步来反思自身的问题了，他说，“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17]

通过这样的学习与比较，梁启超逐渐感受到中西经济思想之间一些深层次的冲突，如个人与社会（群）、自私与利他、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等概念之间的冲突。梁启超与严复交往很深，亦是最早阅读和了解《天演论》、《原富》的中国人之一，但是他和严复在基本理念上有很多分歧，毕竟严复从来没有信仰过公羊学。在一封给严复的通信中，梁启超表达了自身经济观念的基础，“《天演论》曰：‘克己太深，而自营尽泯者，其群亦未尝不败。’ 然则公私之不可偏用，亦物理之无如何者矣。今之论且无遽及此，但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18]

在当时环境下，很多学者都同时涉猎中西两方面的思想，但是最终理念的根基不尽相同。不妨列举与梁启超有密切联系的严复、陈焕章两人为例。严复留学英国，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服膺英式古典自由主义，尽力翻译《天演论》、《原富》以及穆勒、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虽然他时常加入自己的批注和阐释，但总体上还是忠实西方源头的思想；而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则走上另一条道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却仍然坚持公羊学的思想，以公羊学来解释西方经济学，写出了《孔门理财学》，回国后亦组建了孔教会。梁启超则与严、陈二人皆不同。早期的梁启超认同康有为的公羊学三世说，但仍然愿意借鉴西方经济学思想，开始注意到中西思想根源上的差异。戊戌以后，梁启超迅速摆脱了公羊学，这也就丝毫不显得奇怪了。

三 梁启超的思想转向

戊戌之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开始学习日语和从日本资源里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思想。这个时期，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经济”一词很大程度上是梁启超引介进来的，前后亦有反复，终于战胜了“计学”（严复主张）、“生计”（早期梁启超主张）、“理财”（19世纪末期主流用法）和“平准”等竞争性概念[19]。日本学者森时彦则系统地研究了梁启超在文章中使用“经济”一词的习惯，从而归纳出梁启超在流亡日本以后，思考经济问题时的几次重要思想转变。[20]近年来，金观涛等学者用数据库检索的方法肯定了森时彦的结论。[21]

日本的经济思想原先与中国和接近，从古学、朱子学、阳明学等传统中逐渐生发出来。[22]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早在太宰春台（1680~1747）的《经济录》中经济这一观念虽然仍带有少量的儒家道德实践意义，但已具有重商主义内容，相当接近近代西方economy的内涵。[23]太宰春台是著名的荻生徂徕的学生，我们知道早在徂徕学中已具备将国家政治和道德分离之构想，因此在日本最先用“经济”指涉economy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到了晚近，日语中“经济”的含义逐渐固定下来，1899年梁启超流亡日本，很自然地感受到这种思想的指涉。森时彦的研究就发现，梁启超具体翻译economy一词时，不同时期的习惯都不相同，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1902年5月之前为摸索期，“生计”与“经济”以及其他词都混用；1902年5月至1906年3月，这是梁启超使用“生计”时期；1906年3月至1910年2月为梁启超使用“经济”时期；1910年2月至1912年10月梁启超为回归“生计”一词时期；1912年10月以后，梁启超又并行使用“经济”和“生计”这两个词。而后，梁启超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关注程度也逐渐降低，逐渐回归本土资源，转而阐释墨学等经典思想。

梁启超第一次转换用词的原因十分清楚，这就是他所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从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转变为自由主义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