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恺：2007 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2007 年,中国现代经济史既有对比较久远的如计划经济历史的重新认识,又有近30 年改革发展的进展研究。领域的拓宽导致研究热点的集中度有所下降。出版了一批相关学术专著。[1]

一、经济体制及其变革仍然是本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

本年度的特点在于将1978 年前后的体制变迁联系起来分析。不仅从历史学角度关注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2]而且通过比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29 年经济体制的异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

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研究成果仍然很多。长期以来对于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的讨论继续进行,新观点如认为中央人民政府组成形式与农村土地所有制的不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为显著的差异。[4]针对土地改革实施过程中“土地改革法的夭折”的看法,认为建国以后的土地改革是有法律、有组织、有秩序进行的。[5]关于外资经济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讨论,不同意见涉及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成熟性,中共未给予外资经济明确的定位,因此很难说外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6]。对于“劳资两利”政策的研究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劳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理论基础;依靠工人阶级,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作用是根本保证;以国家利益为准绳,引导、平衡和评判劳资双方的利益,是基本准则;以制度建设为根本,积极制定处理劳资关系的各种法规,是正确路径。还有文章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见解。[7]

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在深入。如从中共执政角度探讨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对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推行初期出现的问题及其对策有了更为全面的剖析。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进模式的新构想,虽未冲破传统体制框架的外壳,却在党的认识中添加了具有关键意义的合理内核,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制度创新有着传承发展的内在联系。[8]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研究的视角在拓展。如认为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农村传统的以血缘关系和宗族关系为纽带的自然村落改造成为人民公社下属的大队、生产队的基层组织。公社化运动仍受斯大林所有制理论的影响,在纠“左”过程中,毛泽东建议四级领导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纠“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消极影响,是纠“左”不彻底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村普遍建立的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具有不稳定、不统一、低水平和追求绝对平均等特征,导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是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饥荒的制度因素之一。60 年代初的严重经济困难,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认真调查研究造成的。中共中央制定了“农业六十条”,促使农业形势逐渐向好的方向转化。另有研究认为人民公社是在其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消失的。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业经济为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使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为基层政治、经济组织结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新农村的建设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9]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焦点。对于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除前述争论外,探讨了土改中的富农问题。新富农是土改后农村居民占有生产资料大体均等的基础上,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最先富裕起来的农民。从土改结束到农业集体化高潮前,多种因素对新富农的产生、发展发生作用,新富农产生是农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表现,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农业走向规模经营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起步。对新富农的政策最初是允许其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以达消除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顾虑。但很快就把新富农看作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集中体现,转而限制直至消灭新富农。新富农党员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行鼓励新富农政策派生出来的问题。从党规党法的角度,有剥削行为者不能入党;而从鼓励发展生产的角度,党在农村组织建设上容许新富农党员存在。二者之间的矛盾在发展生产的要求上得到调节。由于土地改革、巩固农村新生政权、调整农村阶级和社会关系的需要,农民协会再度兴起。但它并不是建立在利益共同体基础上的现代意义上的农民社团,具有策略性、战术性和暂时性。《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的发展道路―――走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实际上为土地国有制奠定了法律基础。土改不是给农民完全的土地产权,而是建立“国家所有,农民‘平均’占有土地农用权”的土地制度。对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的土改必须完成两个根本任务:一是建立土地的国家属性,就确立了新政权的合法性;二是在重分土地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活动中,建立起新的乡村组织和基层政权,同时通过新的乡村组织和基层政权获取比旧社会更多的土地地租。所以,土地是中国新政权的经济和政治根本。站在农民、农村的立场上评价建国以来的土地制度,1977 ―1988 年间的土地制度是最好的。20 世纪90 年代后,理论界开始探索未来制度变迁的方向,推动了土地政策的法制化进程。土地政策的法制化是社会逐渐成熟的标志。[10]

选择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非是单纯从某种理论出发和照搬别国模式,主要是为了较快实现工业化、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需要;计划经济体制并非只是造成经济活力不足等弊病的根源,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为赶超发达国家,新中国选择了违反当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在资本极端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快速增长,然而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使得原有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之间出现某些制度的不配套等诸多问题。只有完成传统赶超部门内缺乏自生能力企业的改革,消除计划体制中各种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中国才能全面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威胁主要来自过多的固定资产投资,导致较大的经济起伏波动循环出现。过量投资来自道德风险,即投资者和企业都不负担投资项目的失败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必须使银行贷款公正,才能抑制过量的固定资产投资。[11]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中国市场化进程实质上不是一般的放权让利,而是逐步放松对非国有部门的政府管制。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放松管制的内容、方式和次序为:先投资管制后融资管制,先产品市场管制后要素市场管制,先经济管制后社会管制,目前中国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放松政府管制不是一次、全部、立即完成的,而是多次、分步、逐步进行的,因此经济转轨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体制效应有五方面: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集体生产条件下的“搭便车”现象,产生了制度激励,降低了生产监督成本。二是通过企业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效益也稳步提高。三是分税制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发展的制度竞争和制度创新。四是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使资金能够向高效益的环节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本要素配置的效率。五是对外开放有效地弥补了国内资本短缺和市场需求不足的缺陷,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12]对于价格改革、国企改革、私营经济的发展等专题研究正在深入。回顾20 世纪80 年代的价格改革和双轨制:本来国务院的常务会议在1986 年8 月批准了配套改革的设计方案。邓小平本人也支持这个方案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10 月国务院领导与原来提出的价格、税收、财政、金融等整体配套改革的思路相反,转向了以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为主线的思路,而且在1987 和1988 年决定在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这与整体配套改革所触及的太多的部门利益以及这些利益的不可调和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国务院在1984 ―1985 年那一轮的通货膨胀中采纳了紧缩的治理政策,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在1985 年下半年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连续两次提高利率,加强信贷的控制,结果经济在1986 年的第一季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2 月份还出现了经济的零增长。面对经济不景气时段,放松货币政策,刺激生产的增长极有可能重新变成国务院优先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改革可能比价格改革和配套改革对帮助经济恢复繁荣更具说服力。此外,对1984 年―2002 年国有企业改制的进程、对劳动力、公司治理、企业行为、企业业绩等多方面的影响作了阐述与分析。回顾了2004 ―2006 年国资委成立后的中央企业改革发展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民营改革30 年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1978 ―1987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8 ―1991 年徘徊发展;1992 ―2001 年快速发展;2002 年以后全面发展。民营经济改革四大难点:在观念方面,垄断行业能否向民营经济开放? 是否允许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民企原罪问题是否会被追究? 是否允许民营经济在比例上占主导地位,即占GDP 的比重超过50 % ? 此外,融资难、国际化方面、创业环境也存在问题。[13]

针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着“泛市场化”误区,研究认为使改革的正当性遭受公众质疑的根本原因在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愈演愈烈的行为失序。当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董事长公然宣称“不为穷人盖房”时,当国有制药企业生产的药品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时,当国有商业银行将绝大多数中小储户排挤出去时,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岌岌可危。市场化改革面临四大战略转折:从数量建设为主转向侧重质量;从制度移植、引进和模仿型经济走向自主创新经济;从外向型及投资主导型增长转向以内需拉动和消费主导型增长;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更多地注重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14]

二、工业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历史研究进一步深入

1950 ―1970 年代的工业化建设是中国不应被遗忘的历史。“一五”提前完成,更重要的是高效率地组织有限的资源,用极低的成本把人们组织起来干大事。我国集中进行的大规模能源工业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改革之初的顺利和这个基础有关。毛泽东不想成为任何国家的经济附庸,在关系国家长远利益的问题上,他把国家利益摆在意识形态之上。因此选择了自己建立重工业基础的道路。能跳出发达国家工业化、高积累的一般道路有两特点,一是没有对外殖民掠夺,再一是对内建立起社会福利体系,避免了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疾病、失地、贫富严重分化、内战的代价。中国工业化成就很大,代价几乎是最小的。[15]到2005 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表明中国刚刚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地区已经过半。2000 ―2004 年工业企业规模扩张主要表现在“量”上而非“质”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好转但工业生产能力利用不均衡,2000 年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上正朝着速度、质量和效益统一的方向前进;重化工业比重上升,主要耗能产业能耗居高不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强,但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容忽视;科技创新能力有明显增强,与国际差距仍显著;地区工业发展差距扩大。[16]对于产业结构变迁的研究认为,1952 ―2006 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816 %上升到3915 %。第三产业的正常发展进程被严重扭曲,以至当前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按当年汇价计算,2006 年比同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体相当的下中等收入国家比重低1215 个百分点,比上中等收入国家比重低1915 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比重低3115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的因素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低,长期推行强速战略,市场取向改革不到位以及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和开放的非均衡的发展等。加工贸易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特点为:经营主体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市场集中度较高;劳动力要素优势逐渐减弱;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方式造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发展加工贸易的关键在于尽快实现转型升级。[17]

关于宏观调控的经验总结十分丰富。我国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的历史,除解放初的3 年恢复时期以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1 从1953 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 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领导工作主观性很强;全国上下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很高,其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经济过热2宏观调控2再次过热2再次调控。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没有明显提高。211979 年至今,不但引入了市场机制,而且调控的方法和手段也实现了经济、行政、法律各种手段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