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文 郭莉：论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完善

【摘要】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对死刑案件的最后把关程序，必须严格设计并加以完善，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最高人民检察院介入死刑复核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目前死刑复核及执行程序、相关工作机制、法律规范及人员配置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检察机关对死刑案件的法律监督仍面临现实障碍。为此需要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加以改革完善。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审查省级人民检察院的备案材料或专题报告、直接受理申诉、控告和举报、接受最高人民法院征询等途径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并以提出检察建议和意见、抗诉或申请复议、出席合议庭开庭或参加听审、列席审委会，乃至对职务犯罪立案侦查等方式进行监督，确保死刑适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关键词】死刑复核；法律监督；介入途径；监督方式

导言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收回了下放长达27年之久的死刑复核权，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法判决的以外，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依法判处和裁定的，都应当报请最高法核准。经过几年的实践，目前死刑复核工作已经进入规范运行、稳步发展的阶段。但是，现阶段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仍不完善，实践中一些操作性措施往往由最高法自行制定和实施，有一定的封闭性。应当看到，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光靠法院一家是不够的，还有赖于各有关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相互配合，其中特别是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关乎被告人生死命运的最后阶段，如何通过适当的程序介入，履行检察监督职能，是死刑复核程序研究的重要课题。[1]特别是刚刚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也对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介入死刑复核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2]因此，如何进一步完善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制度，深具现实意义。

一、当前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存在的问题

立法之所以设置死刑复核程序就是要通过对死刑案件的严格审查，达到把死刑案件办成铁案、防止误杀和错杀的目的，为此需要贯彻程序参与原则。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检方介入死刑复核予以了明确的规定，但从目前看，检察机关若想切实实现对死刑案件的法律监督仍然面临一些现实障碍，而造成这些障碍的原因除了有观念因素外，更有体制机制的因素。

（一）死刑复核程序及执行程序本身的问题

现行的死刑案件无论是从死刑复核的启动方式、审理模式还是从裁判的执行来看，都未给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留有太多的空间和途径，从而使死刑复核的检察监督难以发挥作用。

1．关于启动方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死刑复核程序的报请在各高级人民法院，被告人、辩护人及检察院均无报请复核的资格。由于“从性质上讲，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想它行动，就得推动它”，[3]因此目前死刑案件的报请方式已然与司法权的被动、中立属性相违背，且此种制度设计也使检察机关因无从知晓复核开始的时间而无法进行检察监督。经过多年的探讨，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包括最高法）已经基本认定死刑复核程序是审判程序。[4]既然如此，就应当按照审判程序的方式来启动，谨守司法权“不告不理”的原则，对现行的自动报请方式予以改革。

2．关于审理方式。现阶段我国死刑案件的复核采取书面审加提审被告的方式。[5]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检可以向最高法提出意见。据此，尽管新刑事诉讼法生效后的复核方式与以往相比有了较大的开放性，允许辩护律师和检察院介入，但法院阅卷的审理方式依旧没有太大改观，[6]法官审理时不公开开庭，主要通过阅卷审核，倘若发现事实认定方面存有疑问，无需控辩双方举证质证，而是由最高法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调取核实证据，甚至对合议庭的成员是否必须一起讯问被告人、[7]调取证据、阅卷评议，法律及司法解释都未作出规定。从整体看，死刑复核程序中制约法院的因素较少，被告人、辩护人及检察机关的主体参与性十分有限。鉴于此，若想落实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就必须进一步完善死刑复核的审理方式。

3．关于执行期限。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50条、251条的规定，最高法判决或核准死刑，并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应在七日以内交付执行。这就意味着从死刑判决生效到罪犯最终被交付执行，中间间隔的时间非常短暂，从而造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一律在短期内被执行的局面。此种“快速处决”的执行模式导致被判死刑的被告人几乎不再可能去寻求任何法律救济，也无法行使申诉权等其他被告能够享有的诉讼权利。此外，由于最高检对死刑复核的法律监督既包括对死刑复核过程的监督也包括对死刑复核结果的监督，[8]因此执行期限过短会使检察机关面对已经核准、将要执行的死刑裁判“来不及”监督。

（二）相关工作机制有待完善

除了上述死刑复核程序及死刑执行本身的问题导致检察机关难以开展检察监督以外，相关工作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也是造成当前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困难的原因，主要表现在：

1．与最高法的联系不够紧密。由于现在死刑案件的复核全部由最高法完成，因此最高检的监督对象就是最高法，由此，建立与最高法的工作联系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此次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虽然给予了最高检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职权，但对其履行法律监督权的配套措施却没有加以规定，从而使最高检在对死刑复核进行实际监督时存在一些障碍。比如，为了实现及时、有效的监督，最高检需要尽快知晓死刑案件的复核结果，虽然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240条规定，最高法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检，不过却对通报的时间、方式、裁判文书的送达机制等并无提及；再如最高检有时为进一步了解案情有必要向最高法借阅案卷，但如何办理借阅手续以及借阅的期限、归还方式等目前也无具体规定，还有，最高法提审被告人时，检察机关如果参加，也必然需要最高法告知提审的时间、内容等。这些问题未来均需最高法、最高检会同协商，共同出台司法解释或会签文件予以解决。此外，关于死刑政策和死刑适用标准，“两高”还有理解不一致的地方（各地法检之间也存在这个问题），这也需要法检两家建立横向联系机制加以统一。

2．检察系统自身的工作机制不够健全。从表面上看，死刑复核法律监督是最高检的工作职责，并不涉及下级检察院，但事实是除了最高法判处的死刑一审案件系由最高检全程参与、出庭公诉外，其他由各高级人民法院报核的死刑案件，最高检并不能及时有效地掌握该案事实证据的认定是否有瑕疵及程序有无违法等情况。而这些死刑案件在一、二审时，下级检察院均通过阅卷、审核证据、批捕、出庭、列席审委会、审查裁判文书、抗诉等活动对案件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因此，当案件进入最高法复核时，最高检若想实现有效的监督，与下级检察院建立内部工作联系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就显得十分必要。[9]不过根据目前的情况，各级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进行合作的意识和行动都比较匮乏，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并未设立专门的法律监督部门，其法律监督职能一般是由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检察院中的公诉部门负责，而公诉部门往往以公诉工作为重心，导致其监督任务被淡化，这些都影响最高检死刑复核法律监督职责的充分履行。

3．与辩护律师的沟通不够顺畅。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由于辩护律师是作为被告方利益的代表，从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利益出发提出意见的，因此为了保证监督的有效性，最高检应当建立、完善与辩护律师的沟通机制，通过与律师的交流，了解有利、不利被告人的各种情节，以便能够站在更加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审视案件。尤其是此次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最高法复核死刑案件，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那么，作为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法律监督的专门机关，最高检无疑也应当“兼听则明”，全方位吸收掌握所监督案件的各种情况。2008年最高法和司法部会签了《关于充分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确保死刑案件办理质量的若干规定》，其中第17条明确规定了法官会见辩护律师的制度，而最高检还没有出台类似的文件，亦无相关实践，未来应在这一方面予以加强。

（三）法律规范的欠缺

原来的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很不健全，仅用四个条文（第199条至第202条）规定了死刑复核的核准主体、报核程序、死缓核准权及审判组织，而对死刑复核的方式、控辩双方是否参与、如何参与、检察机关是否进行及如何进行法律监督等关键性的问题都没有作出规定。此次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加入了最高检可以向最高法提出意见及最高检享有对死刑复核结果知情权的内容，但是“可以”提出意见的规定仍显保守，正如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所指出的：“这样写太弱了，把法律监督机关放在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不太合适。”[10]更何况，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示检察机关进行死刑复核监督的范围、途径和方式，因此在细化解释出台之前，死刑复核的监督仍可能难以有效展开。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关于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立法是原则性规定多、操作性条文少、综合性文件多、专门性规范少，甚至存在不少空白，再加上实体法规范的欠缺也导致监督的困难，譬如，由于刑法对死刑标准的规定过于原则，许多犯罪在同一档法定刑中既有死刑又有无期徒刑乃至有期徒刑，也没有相关的量刑指南，进而造成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难以把握。

（四）经验欠缺及人员不足

最高法自决定收回死刑复核权以来，为了应对将要复核的死刑案件，在原来刑一庭、刑二庭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个死刑复核庭，并补充三百多名法官，专门负责全国死刑案件的复核工作。经过几年的实践，应当说最高法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关于死刑复核的经验。与之相对，最高检却少有参与死刑复核的经验。如此，就形成了监督者对监督事项不如被监督者熟悉的局面，检察机关不知监督重点，自然无法取得监督实效。

此外，人员不足也是制约死刑复核法律监督效果的重要因素。虽然最高检已经设立了死刑复核检察工作办公室，但仅仅是作为办理死刑复核检察工作的临时机构，随着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和监督力度的加强，死刑复核检察工作办公室的任务必定会大大增多，不仅要承担对死刑复核案件的监督，而且还肩负着相关司法解释的起草、对下级的业务指导、考核统计、协助配合等大量工作，由现有的人员（现共有10人）完成以上工作显然难以负重。因此，必须研究落实与死刑复核监督状况相适应的机构和人员编制。

二、完善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措施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正式通过，最高检的死刑复核法律监督权必然要得到具体的落实，由于目前并没有出台关于死刑复核检察监督的相关解释和实施细则，再加上死刑复核的检察监督存在前述体制机制的障碍，因此这项职权的充分行使还有一定难度。为消除影响死刑复核检察监督的制约因素，保证该程序的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得以实现，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革完善。

（一）改善死刑复核程序及执行程序

要改革现有的死刑复核启动模式，设立更加开放的审理程序，并增设执行死刑前的异议期，以增强死刑复核的公信力和有效性。

1．改革启动模式。从其他一些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及地区看，对死刑案件复审的启动往往是通过赋予当事人“强制上诉权”来实现的。[11]我国也可借鉴此项制度，重新设计死刑复核的启动模式，以真正体现控辩双方的程序主体地位，并符合现代刑事司法程序的特征。

具体而言，死刑复核的启动应当分为两个步骤：一是赋予控辩双方复核死刑裁决的提起权，即规定对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二审案件或者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而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同意该死刑判决的案件，被告人有权在收到裁判书后一定时期内请求最高法复核，同级检察院认为裁判不当，不应判处死刑的，也可以在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死刑裁判后一定时期内向最高法提出复核；二是对控辩双方均无异议的死刑案件强制上诉至最高法。高级人民法院裁判（一审、二审）或复核同意的死刑案件，如果被告人和同级检察机关没有提出复核请求的，则在法律上拟制为“被告人提出上诉”，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被告人上诉的程序将案件移送到最高法进行复核。

2．改革审理模式。理论上关于上诉审的审级构造，分别有复审制、续审制以及事后审三种，由于复审制系就案件上诉部分进行重复的审理，对卷存所有证据都可以重新调查，并接受新事实或抗辩的提出，进而依照审理的结果进行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