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社会主义民主：党导民主

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国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出了答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对于富强、文明与和谐的国家价值追求，相信不会存在什么争议，因为这也是所有国家的追求，没有哪个国家会追求贫穷、野蛮和动荡吧！至于民主，也极少有国家敢于宣称自己不是民主国家，然而，在民主的招牌之下，不同国家差别之大犹如民主与专制之别，民主制度的差别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别，那么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民主又是哪种模式？我们的答案是党导民主。党导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共产党领导与人民民主相结合的双层民主模式。从《共同纲领》到四部宪法都在宪法层面确立了党导民主制，只要我们未来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导民主也必将是未来的模式。

党导民主是由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相结合的双层民主模式，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八千万党员的群体，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非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采取这种双层民主模式是因为社会主义既要实现消极权利又要保障积极权利。现代民主是宪治下的民主，宪法需要在人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寻求平衡。资本主义宪法偏重于人民权利保护，对政府权力警惕。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所宣示的“凡分权未确立，权力没保障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就很好的表达了这一精神。资本主义宪法构建政治体制时试图构建“最小政府”，无论纵向还是横向都是分权体制，强调个人免于政府干预的个人权利保护。社会主义宪法奉行积极的、有效的政府，在权力分配上更强调集中而不是分散，偏重于公民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实现。我们大体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宪法更加偏重于消极权利，而现代社会主义宪法更加偏重于积极权利。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分别规定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原则也是民主集中制。这样的体制更加偏重于人民的积极权利，但并非对消极权利保护完全缺位。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美国宪法权利法案中几乎所有的权利和自由，例如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而且同时增加了大量的经济社会权利，例如休息权、劳动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男女平等权等等。资本主义宪法现在也关注积极权利，社会主义宪法也强调自由保护，毕竟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都是人民所需要的。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开始更加强调对积极权利的保护比较合理，毕竟与言论自由权利相比，吃饭更加重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在逐步提高公民的自由权利，同时也在扩展公民的政治权利，特别是民主权利。

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采取党导民主制的第二个原因是民主能力与民主权利的相协调。民主制是由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政体，与君主制和贵族制相对应。君主制是一人在上他人在下，贵族制是部分人在上其他人在下，民主制似乎是所有人在上。君主制和贵族制比较好理解，民主制则不然。从逻辑上看，所有人在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上下是相对的。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只有抽签产生的机构才是民主的，其他都不是真正的民主。现在我们一般将民主定义为允许定期的竞争性选举体制，既然是竞争性选举自然就会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家资丰裕、能言会道的政治精英获得领导权，那民主就只不过是人民参与了选举而已。即便如此，参加选举的人民概念也并非一开始就是全体公民。民主制度发展的历史表明民主权利是根据民主能力逐渐赋予的。被人们广为称道的雅典直接民主，妇女、外邦人和奴隶都被排除在公民之外的，近代以来，英国和法国的民主制度长期以财产资格、识字程度、性别和肤色等等因素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排除在选举大门之外，而直到1964年，美国才开始真正的普选制民主。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是通过梯子一步一步爬到现在的位置，并不是一下子蹦到了楼顶。美国式民主曾经经历过财主民主制、男人民主制、白人民主制、纳税民主制、普选民主制等等阶段，至于到底是哪种民主制，则根据当时占主流地位的人们所判断是否具有民主能力而定。财产限制将无产者和奴隶排除在选举大门之外是防止无产者联合起来瓜分有产者的财产，正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识字程度常常成为对公民的理性能力的判断标准。女性长期被排除在外也许是男人认为女性缺乏理性。黑人被排除在外也许是白人认为黑人的理性能力低劣。由此从历史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民主能力的两个要素，即经济能力和理性能力。民主能力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主体在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时的自主能力，而这种自主能力和其经济能力与理性能力休戚相关。每个人有没有能力考虑长远利益？会不会仅仅为了一顿饭而廉价卖了选票？有没有能力预测不同制度的后果？正是对民主能力的要求，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将民主权利限制在少数人手里，实际上是精英民主制，而非普选制民主。在民众的民主能力不足之时，由精英主导的政体比普选民主制要好，人类发展史总体是从君主制、寡头制、精英民主制到普选民主制逐步推进的。近一百多年来发展中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个道理。二战结束之后，亚非地区的殖民地先后获得了国家独立，非洲大多数国家独立之初基本上采取普选制，但没过多久，这些国家普遍政治衰败、经济停滞甚至倒退、人们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动荡不安，于是乎各种维权政府或者军事政权替代普选民主制成为这些国家的选择。拉丁美洲和东亚各国则更多采取威权主义，由精英主导的集权体制给各国带来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实行普选制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案例，这是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不具备民主能力，采取普选制民主制度，给予民众广泛的民主权利，普选制民主劣性的一面就会充分展现出来，例如对现有社会结构的强化、民主情绪的捉摸不定导致的非理性结果等等。以普选制民主为代表的政治现代化通常是在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之后发生的，是现代化进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理性文化被普遍接受之后才慢慢具备了普选制的两个要素。民主能力是民主权利的基石，发展中国家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上，培育民众的民主能力，逐步扩展民众的民主权利。

党导民主实际上是一个党作为社会精英集团来领导人民民主的发展，与美国曾经的白种男人集团、财主集团、纳税人集团式民主具有相同的一面，然而，党导民主不以性别、肤色、民族、财产和纳税等等条件作为判别精英的标准远远优越于美国曾经的各种非普选民主制。中国共产党已经突破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代表性，具有全民党的性质，如果中国共产党在未来能够始终“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就具有了党领导人民民主的正当性和优越性，党导民主制就有正当性。当前的党导民主制实际上由三部分组成：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不管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制度是党导民主制的核心。实践证明，党导民主制对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团结起着积极的作用，是基本上适合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民主体制。毫无疑问，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有这样那样不足的地方，然而我们应该明白，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更好的制度。任何制度都会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制度的选择应该基于赞同的人多于反对的人。考虑到现实的约束条件，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利大于弊，而未来要做的是怎么发展和完善党导民主制。

当前，政治领域改革中有一种政治大跃进思维弥漫，那就是希望中国立即实行普选式民主，产生政治大跃进思维的根本原因在于时代错位认知。不错，从时间上来看，所有国家、所有个人都是生活在公元2015年，然而，不同国家、不同个人现实中所处的发展时期是不一样的，在任何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个人都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然而，新时代的全球化和互联网导致“世界是平的”，导致各国人民觉得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发展阶段。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互联网让更多中国人了解了外面的精彩世界，了解了美国。中国人羡慕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正常的，然而中国人希望立马过上这样的生活则是痴想，认为按照美国现在的普选制民主制度就能够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则是妄想，他们忘记了中国和美国虽然都在2015年，但中国的2015年不同于美国的2015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人民的民主能力大大提高，民众要求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民众的民主能力还不足以采取普选制，一方面，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使得赤贫者没有经济基础来理性投票，另一方面是极左与极右思维泛滥，人们不能理性看待社会问题。如果此时贸然采取普选制将会导致国家分裂和社会动荡。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党导民主制。首先，我们应该将党导民主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使其成为法治的党导民主制，也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通过法律规则来规范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特别是要通过法律规则架设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之间的桥梁。其次，大力推进党内民主，使党内民主逐步成为普选式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再次，民众民主能力的培育是要务。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让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培育普选制民主的经济基础。我们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大改革，培育民众现代的价值观念，培育理性思考能力，从而培育普选制民主的文化基础。我们需要进行社会改革使得民主成为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将自下而上的利益诉求性大众民主、自上而下的代表性党导民主并列推进，直至在全国推进党导式普选制民主，也就是国家领导人候选人通过党内民主产生，经过全国人民普选最终确定国家领导人。

党导民主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多元民主制，但属于代议制民主、自由民主和宪政民主，我们不会因为与他国相同而喜，也不必因为与他国不同而忧，只要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毕竟衣服是穿在自己身上的，是否合身好看既需要他人的评判，更需要自身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