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新疆反恐的巴以陷阱

作为中国的西部边陲，新疆的反恐形势对于中国的反恐大局至关重要。事实上在过去的数年里，新疆的反恐形势日益严峻，新疆暴恐分子发动袭击的次数、规模和影响不断提升。
尤其是在2014年，新疆的反恐进入了更加艰巨的一年，新疆暴恐分子策划了多起重特大袭击事件，不仅震动了新疆局势，而且也给中国其他地方的反恐任务提出了新的难题。新疆反恐已经进入了比以往更加复杂和艰巨的新阶段。

新疆暴恐传播的新特点
从过去数年发生的新疆暴恐事件来看，首先新疆的暴恐袭击逐渐呈现出较高的组织性和隐蔽性特征。暴恐分子开始侧重袭击具有巨大象征意义和影响意义的广场、车站、医院、地铁站等“软目标”，以此制造恐慌；暴恐分子还走出新疆，将袭击目标瞄准了其他目标，以此制造巨大的恐怖主义效应；暴恐袭击的手段也不断翻新，暴恐活动的隐蔽性更强，袭击工具也进一步提升，爆炸、刺杀、投毒、纵火等手段多样；暴恐网络更加壮大，同中国内地的偷渡集团、走私集团等相互勾结，与境外的基地组织（卡伊达）和伊斯兰国等组织建立联系，组织体系更加复杂。
其次新疆的暴恐思想传播对象以新疆青年人为主。当前境外的暴恐思想的传播主要通过非法宗教活动，散发反动传单和音像制品，设立网页发布贴子等方式来进行。暴恐思想主要利用了新疆尤其南疆地区民族不满情绪，具体以青年人就业难、社会风气差等问题向新疆青年人灌输暴恐思想，发展组织成员。更有甚者干脆自己组织地下讲经点，以宗教宣讲为幌子，吸收青年人参与到暴恐活动中。
此外新疆的暴恐分子更加注意舆论宣传工作，努力扩大生存空间。一是暴恐分子不断鼓吹“圣战”，向人们灌输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和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培养民族仇恨和国家仇恨；二是在宣传上更加注重同新疆社会实际相结合，更多的利用社会热点问题做文章；三是抓住了社会底层群众，扩大自己的队伍影响力；四是利用中亚和中东政治乱局，以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团体为榜样，发展壮大自己的组织力量。

以色列的反恐经验
作为中东敌国环立的小国，以色列自从建国以来就面临着严峻的反恐现实，在长期同周边恐怖主义做斗争的过程中，以色列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反恐经验。以色列国内的学界不仅更加关注反恐政策、极端主义思想和非对称性冲突等议题，而且还经常对一线的反恐政策进行总结和反思。以色列学界和情报工作单位的不断交流，促进了以色列反恐建设的不断进步。
任何国家的反恐都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立法、教育、宣传和行政等方面的努力之外，在具体执行方面，以色列的反恐经验大体集中在三方面。首先是重视反恐情报搜集，以此作为“预防阶段”的重中之重。以色列情报机构在可能策划袭击的周边地区和组织内部，往往派出和收买大批情报人员，这些情报人员能够帮助以色列情报机构掌控恐怖主义团体的决策动向和行动计划；以色列情报机构还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监管网络，通过监听、视频、侦测和其他情报设备，监视周围地区恐怖主义团体的一举一动；以色列还十分重视与其他国家的情报交流，甚至包括那些政治上“敌对”国家，以此掌握第一手资料，培植未来的情报互动。
其次是重视反恐氛围建设。在重点防控地域，以色列往往设置多重安检，并配置以安保人员和检测仪器反复检查；在重大节庆现场和人群聚集场所，以色列往往会配置明显的警务安保人员来震慑可能出现的恐怖分子；此外以色列还通过其他方式如设置警示标志，增加盘查次数，扩大街面见警率等方式，给可能袭击的恐怖主义分子以心理压力，做到有效防控。
第三是对于重点地域和可疑分子加大防范。以色列对于来自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往往更加注意调查，力求逐一筛查；对于拥有其他国家国籍的阿拉伯裔和伊斯兰背景的外国人，往往多加盘问；在一些边境重点口岸，对于进出口岸的外国人和本国公民都会进行详细的询问和记录；此外以色列还会通过对于情报的评估而列出危险人物，通过情报工作，依靠“定点清除”和其他暗杀行动，将这些危险分子予以消灭。
以色列的反恐措施重在预防和威慑，其主要目的是阻止恐怖主义行为的发生。这种“重在预防”的工作思路，一方面是基于以色列完备的情报网络和高效有序的情报运作，使之能够及时发现和打击可能产生的恐怖主义行为，进而震慑恐怖主义；另一方面也是以色列情报机构希望避开国内司法机构的干扰，通过简单粗暴的手段来打击恐怖主义。

新疆反恐莫照搬以色列
以色列的反恐尽管有着较为成功的表现，但是其经验不可全盘照搬。以色列的反恐经验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以色列的反恐重点是“境外反恐”，即针对周边“非犹太地区”和“非以色列地区”的反恐政策。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过去或者现在仍然被以色列全部或者部分占据，以色列也曾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地区，这些地区都是以色列反恐行动的重点区域。但是以色列主流民意并不将这些地区视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其情报机构在这些地区的反恐政策也就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军管”意味。
二是以色列的反恐政策是“身份区分”式的反恐。以色列情报机构和反恐机构主要针对的是以色列周边和国内的巴勒斯坦人和进入以色列国内的穆斯林群体。以色列对于这些群体人员往往采取一些歧视性的审查，比如安检站和安保人员会更多的对于这些群体进行反复检查、询问和记录。这种方式必然会造成被调查群体主观上的排斥感，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这些群体本来就不属于以色列的一部分，因此只要能够成功预防藏匿其中的恐怖主义分子，就是最大的成功。
以色列反恐经验的两个基石，在当前的中国尤其是新疆反恐政策中并不存在。一方面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新疆反恐的初衷和目的不是如以色列那样将新疆排斥出社会主流，而是新疆希望肃清境内的暴恐分子和团体，维护安定和谐的团结大局。另一方面，新疆境内的维族和其他各个少数民族群众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因此如果照搬以色列反恐经验中“身份区分”的方式，容易造成民族心理对立，反而不利于反恐工作的开展。
中国和以色列的反恐合作不断加强，中国在过去的数年中也不断学习以色列的反恐经验。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新疆反恐不存在以色列反恐经验的“境外反恐”和“身份反恐”的两个先决条件，因此在借鉴以色列的时候需要尤其谨慎。当前新疆反恐工作不仅仅对于新疆和中国，甚至对于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新的议题。
新疆恐怖主义的滋生，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转型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在新疆尤其是南疆的突出化表现。相较内地，新疆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更加突出，不少民生问题长期积压或者处理不当，导致了新疆暴恐生存土壤的产生；而新疆地方诸多危机处理机制不健全，更助长了暴恐犯罪的势头。
在当前，学习以色列经验，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应急之举。面对可能发生的暴恐事件，强力的追责制度，一方面有利于鞭笞基层权力组织来防控暴恐思想的蔓延，另一方面也掩盖甚至激化了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
随着新疆反恐形势的不断发展，新疆反恐更应该明确目的任务，协调各方力量，而千万不要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之中。以色列的经验值得借鉴，但是不能照搬。如何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在保证政治安定和民族团结的前提下开展反恐工作，需要的不仅仅是别国的经验，更需要大刀阔斧破除当前新疆政治社会顽疾的勇气和智慧。

作者是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