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林：改革形势已泄露了转型的“天机”

中国已经逐渐走出改革为唯一主旋律的改革时期，进入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过渡转型期。这，已不再是超前的推想与预见，而是证据确凿的社会现实。仅从当前改革日见窘迫的客观形势上 ，我们便可以看出许许多多的端倪来。下面，根据自己观察到的改革形势所传达出的一些信息，我想简单地归拢罗列一下，并做些抛引性的提示与点评，以助大家看清已经处于过渡转型期的 改革现实。

一、改革再难充当一个时代的主导、再难为大用与成大事的现实，已要求我们必须具备转型期的格局观了，必须理智地为其谋进退、为未来的新时期作筹谋了。现如今的改革，其实已经进入 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该突击破解的、能够以改革之力改变革除的，大部分已经基本解决；剩下来的、挡在面前的，要么是一系列改革自身所无力破解的根本性重大难题，要么是一大堆仅仅需 要做出一番改进的具体零碎问题。

现如今，我们之所以会常常感到，改革不是一改就沉降到了具体、细碎、分散、专项之类的层面上，便就是老在一系列重大、根本、综合性的、系统性的难题上裹足不前、毫无进展。这种情 况，在我看来，最主要的，还不是我们改革的主观努力，发生了什么太大的变化，而改革的大兵团，找不到能够作为决战对象的疾患之主力部队了。大问题，干不动，也干不成；小问题，一 大堆，又使重炮无用武之地。这样一来，当今的改革，羁绊颇多、进展不顺、僵持停滞、成果稀少，便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既然，今天和从今往后的改革，已经进入到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格 局中，既然大事干不动、干不成，只能干一些零敲碎打的事，只能在某些特定的领域与具体操作层面上取得较大的进展；那么，无大用者，还能委以大任吗？所以，改革，退出主角位置之事 ，仅仅是早一天与晚一天的问题了。这是由改革自身内在的规律性与客观现实外在的艰难度，双重作用所决定的。

在前面几篇博文中，我对改革内在规律所决定的用力分散、动能衰减、惯性迷失、周期落降等，强调与揭示得比较多。其实，对改革主动者自身来说，属于外在的、必须直接面对的整个现实 社会环境与一系列重大客观问题，也是另一只起着非常大作用的手。甚至在更多时候，一种运动的内在发展规律，往往还是要依托和通过其外在的客观现实，实现与标定出来的。一条河流行 进到某处转了一个大大的弯，更多时候不是河流本身想转这个弯，而是前面冲不过去的大山、高原，拦住了自己奔流直下的去路。

当年的继续革命，正是因为在自己全然无能为力的思想文化领域，大用特用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手段，才使得十年“文革”，演绎出了一段堂吉诃德式的不自量力之可笑悲剧。今天，改革所面 临的重大历史现实难题，已不再是改革自身所具有的十八般武艺能解决的了。改不动时，别蛮干；改不成时，就得转，这难道不是尊重客观实际的明智选择吗？勉为其难，强行蛮干，于自身 来说是狂妄，于现实来说是幼稚，其结果都只能蚍蜉撼树，难动分毫！堂氏妄战，丢盔弃甲！

简单举出一例，来说明一下。比如“大一统”集权制及其密不可分的“官本位”问题。不管对与不对（其实本没什么绝对的对与错，存在的，就有其存在的自然道理），她都是中国别样社会 形态、中华几千年文明中的一种真实、现实与自然长久洽合出的合理存在。如果我们将改革，比作一把利铲的话，那么，这个千年堆积成的重大现实存在，便是一座谁也难以憾得动的大山！ 不要说一把铲子的改革，就是换成更有能耐的大铲车，也是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将其掀翻推平的！更何况，还有整个社会与那么多的人，是承袭着传统的，是习惯于这种模式下生存发展的，是 会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遵从着她、维护着她，顽强地排斥着、抗拒着试图改变这一切的任何外力的。别说几十年、上百年的改革，根本奈何不得她，就是更加激烈迅猛的划时代革命，不 也最终以“文革”的自残而偃旗息鼓了吗？所以，一句话，别小看、轻看、妄看了无言的现实社会与客观难题！她们才是历史发展中最稳如泰山、最把定乾坤的大力士。任何改革、或者革命 的冲动与迷梦，在它的面前，统统都会被碾得粉碎、铩羽而归的！看不清这点，不足以言重大关切与深刻思考。

二、呼唤“顶层设计”之声不绝于耳，本身便已清楚地表明，改革已进入到了物极必反、去己而行的下半程了。凡事，至极必返，这是不变的自然规律。改革，原本从来都是以改变和革除为 基本性状特征的；都是在知道了有病患和能确认改成何等摸样之后，才集中力量、付诸行动的突击实施者。设计、规划等等坐在阁楼里运筹帷幄的事，虽然不能没有，却根本不是改革自身的 突出强项与主要着力面。当改革，已经到了需要处心积虑地辨别方向、需要精挑细选地寻找问题、需要全面系统甚至创造性地规划设计的时候，改革也就因为进入到自己的“顶层”“天花板 ”位置，离被社会现实与大多数人们抛弃不用的日子所去不远了。道理很简单：规划设计，怎么说也不该是改革去干的事、不是改革所能干好的事啊。自己不该干、干不好的，是不是就得要 交给更专业、更擅长设计规划的别的下一个历史时期呢？其实，客观进程或事实走向所遵循的，就是这么简单与自然的道理。中国人视之为道。这是时代与主帅的交替、进退之道。

三、国家在早前时间，将专事改革的机构――改革发展委员会，调整成了“发改委”，其实，就已清晰地传达出了一种审慎理性的判断，即：中国已经由改革引领发展的阶段，进入到了一个 要靠发展总揽改革的新的时期了。什么信号，最能使我们得出确切坚实的判断？不是国家领导人见诸报端的一些文章与讲话，甚至也不是正规的文件、报告。这些，都会在强调某一重点方面 时，有意无意造成没有多大妨害的凸显性偏失。而经过反复论证、综合思谋、最终合议形成的组织机构与定型机制，一定是相当准确地体现着最理性、最全面、最审慎、最终极之结论性判断 的。这也是中华之道所凝聚成的基本理念之一。从这一机构冠名的适时调整上，其实，已能说明，至少在治国理政的最高层，这种不应再单一强调改革之先导作用、不应再以改革来统揽一切 的理念，已经是占据了最终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对当今是不是可以确切地定义成过渡转型期还抱有迟疑，即便也许治国者的主导意识，还没有真的坚定转到更加进取的寻求下一 个发展时期的上面来，但，更重发展而不是紧抱改革不放的思想基础，显然是已经坚实地形成了。

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以及越来越重视全面科学发展、国民幸福指数等，都在根本上，对紧紧跟随西事现代化步伐的改革发展，起到了一种矫正、纠正、抗逆的 作用，甚至说得再深一步，这些概念的形成与宣导，实际上一定是会对原本慕学西方的改革进程，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的。至于这种抽薪，到底能抽多少出来，会对未来的改革进程造成多大 的影响，我们只能根据以后这些概念、名号下的实际作为，到底会有多少、有多大，才能最终判断得清楚。

五、中华复兴运动的勃然兴起，是逼迫改革时期退出历史舞台的主力军与掘墓人。首先，复兴中华文化与文明，走的是一条与追随西方、改革开放完全相反的路子。归本复兴，从根本上看， 必然要表明对自身传统的珍重、继承与弘扬，必然会立足自身特性、进一步发掘自己的一套东西，必然会找回过去阔步卓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豪迈、宏大抱负。而这一切，其实也就意味 着，我们走了一百年多年的向外以求、摹学西方之路，在复兴运动的大潮面前，已到了掉头转向的收官阶段了。

这种不可抗拒的大趋势，已经被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清楚地看到了。一句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之表态，一个复兴中华传统、建设文化强国的 决议，其实，已让紧紧抱住西方文明体系不放、主张不断继续深化改革的人，感觉到了几分难以言表的透心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改革搞了三十年多年后的今天，关于必须坚定改革路线、“ 不改革死路一条”的声音，重又大音量、高分贝再现的原因所在了。他们已经感到中华复兴的脚步声对自己的致命威胁了。

其次，中华复兴运动，是一种长期持久、恢弘壮阔的全民族大事业与主潮流。她是不断自觉、自信、自尊、自醒起来的中国人，必然众望所归、集合一道汇聚成的时代主导潮流。简单地说， 在所有促变的力量中，也许只有她，才是最不可抗拒、最具主导作用、最能扭转乾坤的那一个。所以，改革作为一个主题时期，何时最终退出中国的历史大舞台，我们只需要看看最具根本性 、代表性、标志性的复兴运动走到了哪个阶段，便可做出清晰的判断了。

再次，从惧怕和阻拦中华复兴运动一方的种种表现上，我们其实已经能够分明地感到，现在，即便国家还没有自觉地、明确地开启一个伟大的转折转型期，但也一定是到了最后扭转乾坤大转 型的前夜。此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飘摇败叶最知秋。我观察到了三点。

一是，惧怕失去改革美梦与话语的一些人，莫名其妙地发起了新的一轮“不改革死路一条”、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喧嚣与鼓噪。若不是感受到了改革时代的深层危机；若不是想在最后时刻，紧 紧抓住一棵在自己看来足以抵挡复兴大潮的救命稻草，他们何以会有那么过度激烈反应呢？

二是，不断给这一当然存在着泥沙俱下现象的复兴大潮，扣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沉渣泛起之类的脏帽子。有意无意地将这一历史大潮流，与“文革”、极左挂起钩来。这多有些人来说， 只不过是一种极其恐惧和害怕的表现罢了。

三是，左右之争、中西论辩，能够如此大规模地、全方位地、将整个社会分割成两大阵营般地持续展开，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头一次。这清楚地表明，中西两大文明的最深刻碰撞，在复兴大 潮澎湃涌起的今天，已经显现出了终极性决战的态势。虽然，这一主战场主要是精神思想文化领域的大决战，也许还需要几个轮回的碰撞与反复，但无疑，现在，最终的大抉择已经被摆在整 个国家和民族的面前，中国已经来到了精神思想文化领域较量的、最后的主战与决战阶段。

四是，退一步看，许多力主改革的人，将改革停滞与遇阻的原因，归结到既得利益者阶层的阻碍上。这根本解释不了，为什么在主张搁置改革、反对进一步沿着老路改下去的人们中，中下层 的民众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可不是什么既得利益者啊，为何他们也站出来反对再改下去了呢？有人将此归结为，由于未得到预期的利益，所以转而反对改革。我不这样看。如果真如早前 所规划的那样，能够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后，再带动大家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的话，老百姓一点也不傻。他们也是会怀揣着希望真诚等待的。可问题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出来的市场、资 本等一整套运作机制，让我们在其发源地看到的都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中国的老百姓，还会再傻乎乎地去等待那种必将吸干自己一切的未来吗？他们才不傻，他们看明白了。所以，他们 才结队而行地加入到了反对继续改革、力主复兴中华传统的阵营里来了。

从另一种角度看，越是在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农村和较少被西式现代化西化的地方，中华根基与固有传统，也就越是保持得比较完整、比较真实、比较坚稳。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复兴（包括 道德秩序的重建等），特别能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得到回应与响应的根本原因所在了。当一种主导全社会的历史大运动，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在得不到最广泛普通民众支持与响应的时候， 她的好日子也就走到了尽头。这一点，我们从昨日的继续革命，最终走到了令人惧怕、令人生厌、令人唾弃的下场，便可预见到改革再这样搞下去的必然结果了。难道，这还不够清楚吗？

六、继续改革的进程，已经深化到了其倍感不适、难有作为的精神思想文化领域，这本身便预示着改革时期在走自己的最后一程了。革命与改革，都是以破除为导向的激烈、迅猛、火爆、强 力的大动作，多是在做外科大手术时才会使用的器械工具。总体上来说，精神、思想、文化的事，不仅既不需要、也不适合她们重拳出手，而且，谁一旦开始搞越境鞑伐了，谁的末日与悲惨 结局也就日益临近了。当年，继续革命，就是因为将血腥的革命手段，引入到灵魂深处、思想文化领域，才导致了自己的惨败。

可以说，如果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在重塑中国人的谨慎信仰、构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再造新时期的思想文化时，仍然高举改革的旗帜、大行改革之事，那么，只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让改革在最后的阶段惹火烧身。现在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受到改革惯性的影响，有了一种过多强调产业化、体制化、形式化、枝节化、玩物化、媚俗化的不好倾向。但愿，这一趋向不 会走得太远。但愿，思想文化的事，能尽快交到自身规律的手中去。

七、这几年的继续改革，已经明显地显露出了一种大事干不来、小事多纠缠、但闻呐喊声高、少见实际结果的疲惫衰弱态势。许多人喜欢从改革的决心、意愿上找原因，一些人甚至将这说成 是中央高层举棋不定、拖延缓行。其实，即便无法将这些可能都排除得一干二净，我还是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只在事情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上。普罗大众是人，中央决策层也是人，而且是更加全面了解情况和具有综合判断力的一层人。是人，就不能不睁眼看世界；是理性思考着的人，就不能只是抱着旧日的改革美梦，无视面前情势 与问题的改变、变换。停滞也罢，遇阻也罢，只要不是显而易见的人为作用，就肯定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与自然流露。这有什么好说的？一大队人马行进在山谷中，前面停下来不走了，后 面的人即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要能够排除是有命令下来，让大家停下来休息待命，便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实际的阻挡或难以通过的情况。这甚至不需要什么分析研究，仅仅凭借每个人都有 的自然理性，就能直接做出总体的判断了。现如今，很多事，让一大堆所谓的专家和研究者们搞得，我们对自己与生俱来的自然理性，都不敢相信了，都产生怀疑了，都不会拿起来大胆使用 了。这，难道不是学术与研究，对人类自然天性本能、对我们从实践中铸就的理性的一种异化吗？好的分析思考，不仅要能为我们解决各种难题提供有益的帮助，还应能对我们发掘、培育、 铸定自己的知行理性，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来源：东方时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