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安全内涵的认定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

对于国际问题爱好者和驾驭整个国家发展的领袖来说，所谓的大战略问题常常成为争论的焦点。近几年来，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争论层出不穷。重视这场争论是必要的，因为国家安全的认定关系到整个外交政策甚至国内政策的基础。国家安全是不是像一些学者提出的那样，已经演变为以经济安全为主的包括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等在内的综合安全？中国的国家观念是不是应该可以和自由民主体制、人权高于主权的西方观念统一起来？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是不是因为美国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而急剧恶化？本文试图从学术的角度探讨这些重要的问题。

一 国家安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

国家安全内涵的认定，实际上涉及到国内安全、国际安全两个层次。国家安全与每一个人的安全相联系，但并不等于其简单相加。国际关系学中的批判理论提所谓的“世界安全”，要为全世界的人谋福利，是一种笼而统之、难以实现的说法，实际意义不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国家是阶级工具，因此国家安全首先是一国统治阶级（表现为政府）的安全感受问题。但是，国家又不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还是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公共福利的建设者。正因为此，我们才称现代国家为民族国家。从领域来说，国家安全涉及到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

毫无疑问，安全直接的表现为一个主观的概念，表现为一种认识和感受。不同的人和国家对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的认识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国家对安全的心理敏感度越高，它就越容易感到不安全。以美国的国家安全为例，其他的国家无一例外都认为美国处在一种非常安全的状态之中。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没有国家能对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提出挑战。但是，在美国国内，许多的政治精英却大谈特谈美国的不安全，诸如“无赖国家”的威胁，中国的挑战等等。美国政治精英鼓吹所谓的“不安全”不仅是由于所谓的“冷战思维”的问题，更不是由于所谓的“美国没有敌人就迷失方向”这样幼稚可笑的原因。客观的说，美国政治思潮中的居安思危的政治文化心态，是促使美国保持充分活力的清醒剂。里根时代，时时不忘强调所谓的“苏联威胁”，无疑对于凝聚和发展美国的生产力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安全问题远不只是一个对外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安全，还与该国对国家利益的定义相关。如果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定义得越宽，那么在安全问题上要防范的威胁就越多，可能即使发展了，也会越来越感到不安全。还以美国为例，作为一个有着全球影响的国家，美国的国家利益遍布全世界。世界上遥远国家发生的政变或者改变，都有可能被美国列入威胁国家安全的大帽子之中。这种把安全利益无限延伸的做法是拖垮许多旧帝国的根本原因。近年来，由于信息工业的发展，对于所谓信息安全的重视也越来越高，提到了所谓的国家安全的高度。一些极端的看法则认为：当今的国家安全主要是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科技安全等，军事威胁已经不再是和平时期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主要因素，以“守疆土、御外寇、防颠覆、固政权”为主要内容的国防观已经过时了，应当让位于以确保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国防观。（见《中国国防报》2000年10月9日文章《军事威胁仍是和平时期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

作为一个主观的概念，国家安全实际上首先表现为政府的安全感受，政府的安全问题则可以归结为统治能力的问题。从广义上来说，国家安全包括国内安全。如果从国际法的角度讲，政府的更替并不必然引起国家的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了中华民国，但中国这个国际法主体并没有发生变化。国家是一个主权实体，因此国家安全应该首先认定为国家主权的安全。什么是主权？按照通常的观点，主权就是一国独立自主的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主权安全主要指的是国土安全和政治安全。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土遭到了侵占或者瓜分，这个国家自然没有安全可言；如果一个国家受到了战败条约的制约，丧失了主权的独立地位，这个国家同样没有安全可言。国际安全就是和平与战争的问题。而现在提的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应该归入到国内安全的层面。一国可以试图通过经济和文化的手段来影响别的国家的国内安全从而影响其国际安全，但并不是总可以获得这样的效果。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和平演变”之所以改变了其国际安全，是由于苏联的解体。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国土安全的彻底改变。在苏联没有解体之前，只能说苏联的国内安全（政府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如果苏联发生的像东欧国家一样的巨变，那不能说是国际安全的重大改变。

作出这种严格区分的意义在于说明，国际安全与国内政治体制关系不大。国际安全主要在于国家对于威胁的认识，这种威胁又主要在于国家之间的力量差距。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可以增加或者减少这种威胁，但不是决定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一些人撰文提出所谓自由民主可以促进国家安全的提法并不正确。有的学者指出，安全性具备与否，是和一个国家的体制密不可分的。一个国家想要获得外部世界的尊重，获得安全，首先自身要有一个健康、开朗、向上、符合进取精神的体制，要不断自我完善。“这是非常重要的符合时代特色的安全观的新内容。” （见《望》 1999 年第３７期文章《树立世纪之交的国家安全观》）这种观点正确之处在于它是从国际安全的角度来分析国内体制的重要性，不足之处在于所谓国内体制的健康、开朗、向上和开放并无确定的标准，也不一定能促进国际安全。这种观点从理论上来说受到了“民主和平论”的影响。该理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但那种理论是因为国内民主化对于战争因素的制约，而这种观点是主张体制的优越所具有的吸引力。

那么，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目前有一种“发展就是安全”的观念。毫无疑问，国家安全的认定还是必须建立在一些基本的物质层面之上。一个国家内部凝聚力强，经济发达，军事强大，其安全感自然要比弱小的国家强的多。只有发展自己才会有真正的安全。也就是说，稳定的国内安全会有力的促进该国的国际安全。这是最基础的认识，只涉及国内安全的层面。实际问题要复杂的多。国际关系中最重视所谓“力量差距”的问题。领先国家与其他大国的差距越小，不安全感就会越强烈。历史证明，几个势均力敌的大国力量接近，它们的不安全感反而会比一些小国更加强烈。例如法国，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它的国内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中，极度的紧张产生了麻木和胆小的副作用。由于国际社会不存在最高的权力机关，国家之间往往陷入一种“安全困境”之中。这是国家安全困境在国际层面上最常见的表现之一。国家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而发展自己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发展反过来又招致了别的国家的不安全感。循环往复，就形成了所谓的“安全困境”。如何在保障自身强大的基础上协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避免出现被孤立、被联合遏制的局面，是大国国际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更明确的说， 国家安全战略就是如何同时促进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国际战略问题。

我们前面所做的对国家安全的分析是从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区分着手的。而最近以来引人注目的对于国家安全的认定主要是从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与军事安全的区分开始的。在全球化发展日益深入的今天，各民族国家的利益紧密相连，处于一种所谓的“相互依赖”的状态中。相互倚赖使国家间的利益认定变得日益复杂。以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争论为例，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中国更深刻的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之后的得失对比问题。但是，问题如此之复杂，根本就不可能做出精确的计算。争论也就不可能停止。全球化所造成的相互依赖对国际关系发生的另外一个重大影响在于它还使各个领域的重要性变的模糊起来。现在国际关系学界有两种争锋相对的看法。一种认为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仍然是居主导地位的“高级政治”，另一种看法则指出经济安全已经成为取代了军事安全的国际政治主题。国家安全概念争论的兴起正是根源于此。由于国际经济情报战日趋激烈，跨国经济犯罪不断增多，西方文化的渗透逐步深入，这种争论得以引起广泛的注意。

有了前面的理论认识，对于这种“综合安全”的提法就可以有比较中肯的评价了。“安全”自然包括不同方面。 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安全问题包括军事威胁、经济威胁、文化威胁和政治干预四个方面。其中，军事威胁和政治干预是直接的国家安全问题；经济威胁和文化威胁虽来源于国际层面，但却首先表现为一个国内安全问题。更直接的说，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往往首先影响的是政府的统治能力和一国的综合国力。只有在这种冲击直接影响到国家独立有效行使自己统治权时它才会威胁到主权安全。“综合安全”提法体现了对西方经济和文化影响扩张的关注，体现了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深思熟虑，但问题在于容易冲淡对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关注。那正是直接的危害了国际安全。有的学者不无忧虑的指出，如果放任国防观念无限泛化，最终必将导致国防建设和国防力量的“分化”。倘若什么都可以被视为国防，那么国防就将无所依存，什么也不是了。这些年来出现的国防设施遭破坏，人防工程被占用；部队训练演习场地遭“蚕食”；军人及军属的合法权益屡屡被侵犯；部分青年不愿参军入伍；有的单位把接收转业干部看成是对退伍军人的恩赐等种种冷落国防建设的现象，都与国防观念的无限泛化有某种关联。这些现象虽属个别，但若长此以往，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要制定一个比较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并不是说在21世纪我们主要的就是搞经济安全战略或者文化安全战略，也不是说我们还是要备战，搞纯粹的军事安全战略。所谓的安全战略是一个有效的协调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战略。一方面，这种战略重视国内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为国家的不断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这种战略重视现实的国际利益冲突的可能，通过外交和军事的手法减少国家发展的阻力，赢得有利的国际环境。国际安全战略为国内安全服务，国内安全战略最终保障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战略是一个关系到各部门、各阶层的一个系统工程，和国家发展战略成为相并列的两大国家战略。这样的一个安全战略才是一个真正的“大战略“。安全战略不应该只偏重于国内安全或国际安全的某一方面，更不应该成为只注重经济安全或者文化安全而忽略的直接关系主权安全的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战略。

二 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分析

近两年来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经历了许多风浪，其中最主要的是中美关系摩擦不断。有人认为，中国的安全环境从90年代后期起开始恶化。恶化的原因来源于两方面：台湾的国家化和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不利于中国大陆的调整。这种分析的方法论可取之处在于同时考虑了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不足之处在于分析的不全面。科索沃战争后，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形势的分析成为了热点问题。一反原来重视经济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处于紧迫的境地。撞机事件加强了这种观点。这种研究方法的不足在于把国家安全定位于国际安全的层面上，忽视了国内安全中的一些突出方面，例如经济安全形势仍很严峻，少数地区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仍然猖獗等等。正确分析我国所处的国家安全形势，是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大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我们对国家安全环境的理解有可能重新陷入“寻找威胁”的怪圈中去。也就是说，我们对周围安全环境的变化会“过于敏感”，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我们的判断更加悲观。这种对安全环境的过于悲观反过来又会导致我们的安全政策反应过度，从而使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

从国际安全的层面来看，我们面临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干预的可能性要少于经济威胁和文化渗透。也就是说，我们的国际安全形势是比较好的。中美关系虽然因为美国执意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而显得紧张，但两国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都不希望发生大规模的毁灭，其竞争自然集中在经济竞赛和军备竞赛，其冲突自然表现为地区摩擦和内部渗透。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不是战略性的调整。发达国家在中国所拥有的经济利益使他们也不愿意和中国搞的太僵，这一点有力的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在政治安全上，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从制度上加强了中国的自我保护能力。中国所推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政治安全的保障；从军事安全的角度看，中国所拥有的核力量和日新月异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也使得别的国家不敢轻易的发动攻击。中俄所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中国的安全环境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