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亨廷顿――被误读的智者

一个饱受争议的人走了。以“文明冲突论”而名播于世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这个全球陷入金融危机的多事年头之末，溘然因病永别了人世。消息传出，世人多怀惋惜留念。

亨氏理论多被错读

亨廷顿走了，但围绕亨廷顿的那些理论所产生的议论却还没有停息。如何来看亨廷顿的学术观念和其影响？

对亨廷顿的争议，很大程度上其实源于对他的误读。以其最为中国人熟知的“文明冲突论”为例。这个用来概括亨廷顿 关于文明与世界政治关系看法的五个字，很容易让人以为亨廷顿眼中不同的文明只有冲突没有合作。事实也正如此。很多人并没有认真读过他1993年发表在《外 交》季刊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也没有仔细研读过他后来以此为框架写就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更没有联系过他在此前后所著的其他作品， 就匆忙盖棺定论：亨廷顿是在宣扬文明必然冲突。同时作为反驳一口咬定不同文明之间并没有冲突而是可以友好相处的言论。

被误读是正常的，在一个消费主义时代，没有多少人有耐心仔细去听旁人实际上是说了些什么、又为什么那样去说。然而，如果能深入述说者的论说逻辑和理解其真正用意，却又会使人多增智慧。

首先，他很明白地表示，他选择文明视角所描述的，只是从冷战结束到21世纪初一段时间内的世界政治的图景，而在 其他时间段内，文明之间主要表现为冲突还是合作，并不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他所关心的问题，显然并不是不同的文明是必然冲突还是必然合作，而只是在冷战期 间的意识形态范式终结之后，在世界秩序的重建过程中，文明间的冲突将起关键性作用而已。

其次，他也并不认为冲突是文明关系的全部。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他说，“ 我强调冲突的危险，正是要为文明对话创造条件，加强文明对话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只有看到冲突，才能真正实现合作。正是从文明之间存在冲突的实证观察 出发，他提出了不同文明相处的三个原则：避免原则――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免文明间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在多文明、 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共同调解原则――主张的则是核心国家要通过相互谈判，来遏制或制止不同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战争；共同性原则―― 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亨廷顿，避免原则和共同调解原则，都还是防守性的，是为防止文明冲突扩大化而设，然而第三个原 则即共同性原则，则就直接意图于建设”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了，这当然是对单纯“冲突”的突破。从这个角度看，正视而不是回避冲突，是不是更有利于 不同文明间的交往相处呢？亨廷顿对文明的考虑显然远远超出了泛泛谈论文明之流。

再次，如果再联系他在写作《文明的冲突？》前后的其他著作，还会意识到亨廷顿的真正关切，也许并非仅仅在文明或者根本就不在文明。

亨廷顿长期关注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从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认定角度出发，他认为后发国家将普遍经历政治现代化历 程，而到20世纪末又将迎来“民主的第三波”。这种观念集中体现在他于1992年所出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政治现代化是如何产 生的，将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又要联系亨廷顿所极其看重的另外一个因素：族群和人口。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发表过多篇文章谈论美国的族群和人口问题，如 在“9・11”事件后撰述《我们是谁？》，认为到2050年美国人口结构将彻底改变过去由白种人占优势地位的局面，这样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国而是联合国，美 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主流文明传统也将会被颠覆。

而从世界来论，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后发非西方世界相对西方世界远远为高的人口出生率，正显著改变非西方与非西方 的人口对比。在人口比例关系改变的同时，非西方世界普遍获得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现代化，不是如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所看到的那样，在鼓励非西方人融 入“主流”西方文明，相反，他注意到，非西方世界的文化本土化思潮却在兴起。

在非西方世界对自身的权益与权势更加敏感的情况下，“文明”不过是集结各种不同政治群体力量的一种符号，它本身的竞争冲突虽然也构成了一个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乃是不同政治群体间的权势斗争，这种斗争已使西方保持其传统权势优势越来越不太可能。

一个有勇气的智者

亨廷顿给很多人以启迪，又为很多人所深深不喜。这倒不如说是他的一个成功。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一个成功的政 治家，总是会有一半人喜欢他，一半人不喜欢他。有争议的学者才多半是智者。这句话用在亨廷顿身上是合适的，原因很简单：学术重要的是描述、解释事实和引导 未来，而他恰恰敢于直面真实世界。他对文明冲突的理解，让许多习惯于“和稀泥”的人大不以为然甚至反感，然而，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即便人们依然 不愿意承认存在“文明的冲突”，但从“十字军东征”、“圣战”等词语中，也需要承认全球冲突在某些重要层面的确是以“文明”的名义在展开。

如果真的正视了这一点，还应该相信这其实更有助于建构一个相对和谐的世界。它会使各种宗教、族群、文化和文明群 体，各自尊重彼此珍视的价值观，并寻求制约冲突之道，而不是一味捍卫某种价值的“普世性”，顽固宣称只有某一种价值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普遍主义在大 多数时候都不过是改头换面的特殊主义，而对它以军事暴力开道来推而广之，所带来的只会是更多的暴力和仇恨。不幸的是，这未尝不是新世纪以来整个世界政治状 况的事实写照！亨廷顿显然不希望看到世界真的沿着冲突的路径而展开。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他在接受日本共同社记者的采访中，就言之凿凿美军攻打伊 拉克，起先肯定会以“解放者”而受欢迎，但在半年后美军就会被当做侵略者而遇到反抗。后来的事态果然被他言中。可惜的是，他的这种呼吁，又有谁听到了呢？

亨廷顿的智慧，还在于他的研究方法。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善于从后发国家的视角思考问题。这样，就少了许多以西方国 家经济、政治现实和在背后的价值判断的先入之见，就不会如经常见到的一些西方学术、政治精英那样，盲目在非西方世界鼓吹民主自由。民主和政治现代化是个好 东西，但不讲条件和因缘的民主与政治现代化却可能事与愿违。在这方面，反面的案例已经太多。民主在拉美、亚洲，大多没有结出美丽的果实。这究竟是民主的过 错，还是这些国家的过错呢？亨廷顿对后发国家的社会和政治转型权威不能缺位的强调，所提示的是不恰当地扩大政治参与所可能带来的巨大伤害。这一点在苏联解 体、以及当下泰国、中国台湾地区的乱象中，都似乎得到了佐证。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环太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亨廷顿・塞缪尔 （ 1927 ~2008）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 1951 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