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S・奈：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联

在实践中，理论是无从避免的。为了实现各种目标，人们至少要有起码的因果认知，同时也要有简化和解释现实的某种方法。如果我请你描述一下你在前一小时的情况，那么你必须简化陈述，否则你就得悉数过去六十分钟的每一细节。又如果我请你做某件事情，那么你就需要有采取何种行动可以达成目的的想法。这是一种基本智慧，也是约翰・M・凯恩斯（John M. Keynes）那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的基础：“自以为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实务人员，通常都是此前某个经济学家的思想奴隶。”（1936，383）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理论是否与实践相关，而在于哪些理论与实践相关，以及实务人员在何种程度上意识到了他们必须使用的理论的来源与局限。

理论被理解为一套可概括的因果关系命题，因而理论在适用范围、概括力（parsimony）、解释价值、规范性和描述性上存在着巨大不同。一些理论聚焦于国际体系，一些理论着眼于国家，而另一些理论则关注个人层面。一些理论关注实质，另一些理论则着眼过程。一些理论颇为抽象且一般，一些理论提供中层解释（mid-level explanations），而另一些理论则在适用范围上相当狭窄。（George 1993；Walt 2005，26以次；另请参见Lepgold 2000，363）由于简化无从避免，因而在选择何者是相关的与何者需要放弃时，某种前见也是不可避免的。认识到人们在进行这种选择时存有前见这一点很重要。

正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2006，4）在三十年前所指出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有很严重的美国化倾向。“这个学科仍然深受美国科学主义的影响，只有‘不列颠学派’（the British school）除外，因为该学派的基础是一种既重视政治哲学、历史学和规范化考虑、又整合了现实主义与格劳修斯自由主义之部分因素的国际体系观念。”比如说，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排名前十的学术期刊中，有九份都在美国出版；而且最近一项涉及1084名学者的调查也表明，前二十五位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中，来自美国东海岸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男性学者占据了绝大多数。（Peterson，Tierney，和Maliniak 2005，62；另请参见Woever 1998）

根据上述数据，人们可能会以为，至少美国的决策者们会乐于与理论家互动，但是这种互动却十分罕见。正如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1993)所指出的，与决策者们谈理论，往往是让他们变得茫然或感到无聊的不二法门。保罗・尼兹（Paul Nitze）(1993，3)是一位较有学者型气质的决策者，他曾经指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人以‘政治科学’为题所撰写和讲授的内容，大多与经验和常识相悖。作为实际运作政策的指南，它们即使没有产生负面作用，其价值也很有限。”其他国家的情况也不比美国好，实践与理论之间的鸿沟常常更大。一些观察家已然注意到了理论家与实务工作者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扩大。一如约瑟夫・雷普戈德（Joseph Lepgold）与米洛斯拉夫・宁契齐（Miroslav Nincic）所指出的，“近年来，学术界与实务界之间的职业鸿沟扩大了。许多学者都不再尝试关注象牙塔以外的实务，而官员们也似乎越来越乐得对这种情况不加理会，听之任之。”或者，又如布鲁斯・简特森（Bruce Jentleson）（2002，169）在其报告中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理论与政策之间存在鸿沟，而且这两者之间的鸿沟近年来还在不断加大。”（参见Kruzel 1994；Newsom 19956）

美国有政治任命的传统，它比具有强大文官传统的欧洲、日本或其他国家更适合理查德・诺依斯塔德（Richard Neustadt）所称的政府与学术界之间的“进出”循环（或“旋转门”：in and out circulation）。（Bok 2003）尽管“不列颠学派”与政策实务有关联，但英国传统中的学院派理论家与政策实务的直接关联甚至要比美国还少。过去，一些重要的美国学者，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都进入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高层，但这条路却渐渐变成一条“单行道”，只进不出了。现在，没有几个一流学者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而一旦进入，则更少有人会重返学术界进行理论研究。在《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所列举的二十五位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当中，只有四位位居决策高层，其中两位在美国政府工作，两位在联合国工作。也许理论在实践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大多数实务工作者似乎都在避免与学院派理论发生直接接触。

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有问题吗？

有些学者赞成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适当的鸿沟。毕竟学院派理论家和决策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不同的。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认为，如果学者寻求“理论与政策的相关性，即使只是为了向社会大众证明我们存在的正当性，那么维护知识一体性或自主性就会变得更加困难。”（1994，16）正如尼可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四个世纪前所发现的，当你置身于权力斗争的中心时，试图向当权者说真话是危险的。这里不仅存在着理论家为迎合政治流行风气而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危险（即“学术腐败-相关性交易”[corruption-relevance tradeoff]），而且还存在一种更微妙的风险：寻求短期相关性会使理论家们放弃抽象和高雅这些有时对于学术进步来说十分根本的东西（“学术严谨-相关性交易”[rigor-relevance tradeoff]）（感谢沃尔特就上述两种交易进行了界分）。从这个角度看，象牙塔的与世相隔可以起到抵御这些诱惑的缓冲作用，并且鼓励一种有益的劳动分工。

我们还可以就大学是独特机构的观点阐发很多看法，但却没必要对想象中的学术腐败与关联性之间的取舍做这样非此即彼的界分。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坚持一种“居间立场”，就是我称之为的“平衡组合”法(balanced portfolio approach)。但是，只有当一些人在不同时期能够在学术与实务这两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工作，并能够担当理论与实务之间的桥梁时，这种组合法才能发挥最佳效果。然而，正如前文引证的材料所表明的，同时对理论和实践都有所贡献的“进出者”（in and outers）越来越少了。

过去，学术界对政策的制定做出了或直接或间接的有益贡献。几十年前，诸如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卡尔・弗雷德里希（Carl Friedrich）、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这样的学者和其他学者都认为，学者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是可取的。正如兰道夫・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2000）业已指出的，一些学术观点对政策的制定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通过将撰写学术论著与进行实务咨询结合起来的方式，谢林、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艾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 威廉・考夫曼（William Kaufman）和其他学者提出并完善了各种有关核战略和武器控制的理论，这些理论在冷战时期得到了实务工作者的广泛使用。最近，在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鲁道夫・拉梅尔（Rudolph Rummel）、安托尼・雷克（Anthony Lake）、布鲁斯・拉希特（Bruce Russett）和其他学者的推动下，康德（Kant）的民主和平理论（“自由民主国家不易于相互争斗”）得到了更新，并已进入大众政治话语和政府政策之中。

除了上述那些宏大理念之外，学者们还提出了很多中层理论（middle-level theories）以及基于具体的功能知识或区域知识的一般性观点，而这些理论和观点的作用也已经为决策者所证实。（关于区域专业知识的事例，请参见Lieberthal 2006）。有关威慑、恐怖平衡、相互依存和两极体系等理论，也帮助形成了决策者们赖以使用的词汇。历史类比法是决策者们常用的一种阐发思想的形式，但他们采用的方式却常常是粗陋和误导的。学者们可以帮助他们对这些历史类比法的使用和误用进行规范。（Neustadt and May 1986）。正如厄内斯特・J・威尔逊三世（Ernetst J. Wilson III，2000，122）所指出的，学者们即使在自己无法做出回答时也可以通过框定、厘清和提出问题的方式来帮助公众和决策者。

从一种规范的角度来看，上述观点也可以用来支持如下论点：作为公民，学者有义务尽其所能去帮助完善政策理念。再者，参与政策辩论也能提升和丰富学者的学术工作，进而提升学者教授下一代人的能力。大卫・D・纽瑟姆（David D. Newsom）（19956, 645）写道：

大学学者日益退缩到理论与模型建构的幕后，如果这种趋势没有提出事关新一代的培养问题以及学术共同体未来影响公众和官方对国际问题和事件的认识的问题，那么这种退缩就不会有更广泛的意义。老师们播下型构每一代新人思想的种子，而这很可能是学术界最持久的贡献。

另外，人们还可以争辩说：虽然理论与政策之间的鸿沟在最近几十年中一直在扩大，并可能伤及政策，但是日益扩大的鸿沟却产生了更好的政治理论，而这要比理论是否与政策相关重要得多。

二、现实世界对学术理论的影响

姑且不论人们对学术界与政策的正确关系持有何种规范性看法，国际关系这一学术领域，并不像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的那样，远离现实世界的影响。我们可以改写前述凯恩斯的那句名言，自以为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免受任何实践影响的学院派理论家，通常都是那些隐而不见的更大的世界事件的奴隶。学术思潮或趋势被证明不时地受到各种事件的深刻影响。

国际关系学术领域的理论趋势总是受到外部世界的强烈影响。根据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和约翰・贝里斯（John Baylis）（2005，4）的观点，“国际政治作为独立的学科始于1919年，当时阿伯里斯特威斯（Aberystwyth）大学创建了国际政治系”。该系由一名威尔士实业家创建，而其目的则是为了防止欧洲刚刚经历的战争再次发生。在一战与二战的间歇期间，很多论著都在自由主义、法条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氛围中受到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影响，也受到了为维持国联所做的各种努力的影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诸如卡尔（E. H. Carr）和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这样的理论家所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此之前，很多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都有欧洲背景，而且反映的也是欧洲的观点。实际上，在摩根索主张“国家依据由权力定义的利益而行动”是一种近乎于自然法的理论以后，他不得不因为美国人未能遵循其理论的各种假说而对他们进行指责。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发生的若干事件，暂时废黜了现实主义理论的统治地位。欧洲共同市场的进展，使得诸如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和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这样的学者提出了各种一体化理论，开始重点关注功能主义和各种沟通理论。与此同时，跨国关系也正在日渐增多。全球贸易和金融的复苏给美元造成了压力，而且美国也不再有能力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越南战争越来越不得人心，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引起了抗议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石油禁运导致了能源领域中充满戏剧性的权力再分配和富裕国家严重的经济混乱（“滞涨”）。贫穷国家呼吁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摩根索（1974, 56）把上述这些变化称为“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间功能关系上所出现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断裂。”上述情势引发了新一轮有关经济关系政治学的理论浪潮，更一般化的是有关权力与相互依存的理论思考（参见Keohane和Nye 1977）。比如说，国际组织（及其同名杂志）这个领域开始对联合国集体安全角色的关注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