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礼伟：百年来台湾的社会转型与文化景观

台湾当代社会的主体和台湾文化的承载主体，是台湾人。从族群源流来看，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他们对台湾还保有一份地域性的认同。这是台湾百年来与中国大陆长期隔绝、聚少离多留下的后果。由于百年来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台湾一直处于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前沿地带。经过持续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冲突、交融、演化，一种与中国大陆文化血脉相连，同时又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多元开放格局的“台湾文化”已经形成。

例如日本文化在台湾文化中的影响。日本据台长达50年，至今台湾人在生活中仍使用一些日本语和日本习俗。又如在受西方文化影响方面，台湾也长期走在大陆之前，并且接受得更为全面（包括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吸纳）。而台湾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持，和大陆相比也有一些不同的取向，在某些方面，可以说保持得比大陆要好一些。

整体而言，当代台湾文化有多个重要源流。中华传统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近代以来，台湾民众对它的态度，是边陲文化区对中央文化的一种崇敬和接受。而在国民党政府渡台之后，为在逆境中维护其统治，把中华传统文化树为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反共复国”的精神动力，教条式地向民众灌输，并严格地规定了其内容，致使中华文化蜕变为带有强制性的“官府文化”。这导致在台湾年轻一代中，对中华文化产生了一定的逆反和疏离心理。

西方文化是当代台湾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源流。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台湾孤悬海外，战争阴云笼罩，人心彷徨无依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民众，特别是在年轻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巨大的精神失落感。这时候，西方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在美国对台具有深厚的政经军影响力的形势下大举登陆。对于台湾知识精英阶层来说，他们找到了一面可以自己从中看到自己的镜子，可以用来救治传统文化的积弊，更激进者则主张通过全盘西化来救治社会。

在多元文化格局中，台湾试图在传统（本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之间保持平衡。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后者具有时间上的优势，它是后来者，是与发达的生产力相关联的精神生活方式。在台湾，偶尔会有人站出来大声呼喊:“不，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不是发展的逻辑！”但他们想要的和社会发展的“正轨”又是什么呢？台湾社会一直在睁大眼睛张望。当然，这个疑惑在海峡对岸的大陆也日益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

中华源流与“台湾意识”

近现代台湾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台湾基本上是一个由大陆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社会，当然，也有族别庞杂但人数不多的原住民社会。大陆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其中又以祖籍泉州、漳州者居多，因此闽南语成为台湾民间的主要语言，被称为“台语”。目前台湾最通用的语言仍是大陆传过来的普通话，台湾人称为“国语”。

台湾和闽南两地在衣着、饮食、建筑、工艺、信仰、礼俗、岁时习惯等方面非常接近。随着去台大陆移民的不断增加和“中华民国”政权对台湾的开发、管治，来自大陆的政治文化、伦理道德、文教内容等等也都在台湾生根。

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深深扎根与中华文化的特性有关。中国人重视血缘关系，或聚族而居，或聚族而迁。台湾居民绝大部分由福建聚族而迁到台湾，并保持着聚族而居的习俗，修祖谱、立宗祠、办私塾，联络宗族感情，产生了很强的文化凝聚力。对大陆祖先的崇拜祭祀，也延续着大陆的文化血脉。

但另一方面，在孤悬海外的百年内，“台湾意识”也在逐渐生长，并爆发了三次关于“台湾意识”的激烈论战。前两次分别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当时在国民党强权体制及其“一个中国”立场之下，“台湾意识”被视为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反对全盘西化和盲目崇洋的思想武器。但自8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有关“台湾意识”的论争，与前两次有着根本的区别，此时“台湾意识”的论述具有明显的“台独”倾向。

“台湾意识”的源流很复杂，它与台湾孤悬海外的历史情境有关，与国民党政权制造的“二二八血案”及高压统治有关，与底层人民对社会公正的诉求有关（所以经常与党外运动挂钩）。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它是“中国意识”之下的一种“地方意识”，这是可以理解的，地方意识在哪里都有。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台湾意识”有可能发展到“脱离中华”意识、两岸难免一战的危险方向上去。

社会转型与文化冲突

20世纪60年代，台湾由农业社会急剧向工业社会转变，城市人口和受教育人口也不断增加。由于台湾经济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以及台美之间特殊的紧密关系，导致以美国文化为重心的西方文化对台湾的影响加深，部分知识分子也主张以“横的移植”来清除传统文化之弊，主张向西方寻求济世的途径、人生的答案和审美感受。从60年代末起，赴美欧留学的台湾知识精英开始陆续回台服务，推动了一波波的文化震荡。

欧风美雨对台湾年轻一代的影响尤其深远，70年代和80年代的学生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台湾学者马康庄指出:“学生运动的文化，是一个真正国际性的文化，在相同的时代中，全世界的学生都在阅读相同的书籍，接受相同文化思潮的冲击。70年代后期，留学海外的社会学学者先后返台任教，带来了诸如依附理论、批判理论、结构主义、左派文学批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和思想立即成为台湾大学生的思想新宠。”

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当务之急是稳定政局，统一全民意志。因此，对当局来说，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适应”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安全”问题，因为西方文化的传入，终究会引发政治民主化的诉求而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稳定。所以，台湾当局对西方文化采取了一定的抑制政策。在“文星时代”的中西文化论战中，激进西化论者如李敖等通过《文星》杂志大力提倡全盘西化，遭到了“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胡秋原等人的反击，他们以《中华》杂志等为阵地，针锋相对地提出“恢复传统”的口号。1967年，当局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由蒋介石亲任会长，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70年代台湾爆发了“乡土文学”大论战，台湾的部分知识精英继续对“横向移植”西方文化的做法进行质疑。

不过，在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下，正是西方的政治文明，持久地引导、激励着台湾的党外运动。与此同时，经过社会转型和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西方文化已成为台湾多元文化中的一部分。到今天，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没有前辈人的文化包袱，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的了解，认同西方文化的某些优越之处，很自然地对西方文化产生兴趣和情感投射。这种情感投射至今仍在持续，并在全球化、网络化和全社会商业化的情境中得到加强。

政治动荡与社会歧变

1986年2月，菲律宾马科斯政权被推翻，给长期实行高压统治的国民党当局以极大震撼。美国也敦促国民党当局进行政治改革。在此形势下，1986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蒋经国定下政治革新的基调。接着当局宣布“解严”、开放赴大陆探亲、开放报禁、调整“国民党中央民意机构”等系列革新措施。1986年9月，党外人士成立民主进步党，获得当局默许。

1988年，一代威权领袖蒋经国去世，台湾进入李登辉时代。李登辉执行了蒋经国晚年所确定的台湾政治民主化、本土化路线，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总统直选和多党政治。但李登辉的“台独”路线也造成了族群议题、“去中国化”议题的抬头，给台湾制造了新的苦闷与彷徨。2000年台湾出现政党轮替后，“台独”议题和族群议题不断加剧，使社会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和歧变。

随着台湾社会与文化中的不协调性日益突出，随着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和竞争加剧，不仅“蓝”“绿”两个阵营的民众的思维越来越党派化、族群化，就连一贯标榜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困惑、犹疑。

当前台湾知识界不乏批评和“异见”，但这些批评和异见往往陷入党派政治和族群政治，言不由衷，彼此厮咬。可以说，台湾知识界目前真正具有公心、具有道德影响力者依然是稀缺之物。在台湾知识分子中间，有人成为政党政治的“套中人”，有人成为文化上漂浮起来的“异邦人”。

不过，对于社会动荡和文化病态，台湾学者曾仕强表达了一种乐观态度：“这不算什么。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必然要经历这些动荡。经过这一切，人民会再度凝聚在一起。……这些动荡过后，人们才会找到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并珍惜他们想要恪守的美德。”

笔者也认为，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有消极的因素，也都有健康和积极的因素，在台湾的多元文化格局中，也有许多健康、积极的因素，它们会逐渐汇聚起来，使台湾社会在经历诸多磨难和歧路之后，找到新的基础，新的出发点。

台湾深处的忧郁

如前所述，台湾是中国的一片有自己性格的土地。不过台湾人中也有一句谚语：生的请一边，养的大过天。多少年来谁养过、眷顾过他们？在“二二八”阴郁的气氛中，岛上百姓自叹是“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侯孝贤《悲情城市》）。作为时代的弃儿，台湾人痛苦地发现：“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与一个地域的历史苦闷与荒谬记忆相比，大陆出产的“残酷青春”影片中的那点“利比多”苦闷简直不算什么。

2004年和2005年，笔者曾两度访问台湾。来台湾前，应当说对台湾不陌生，对台湾文化人的作品也比较了解，这些作品中虽然不乏凝重沉郁之气，不过在我看来，并没有沉郁到打结的地步，因为还有明天可以期待。可是来台湾后，看到台湾的现实翻腾着沉重的过去、发酵着沉重的未来，心想善良的台湾百姓将如何承担这样的沉重？这个忧郁、沉重的结又是否可以化解？

现实政治的无情、百年来的悲情缠绕，使台湾文化呈现出两种可能的前景（也有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一种是继续向下沉沦，得过且过;一种是在巨大的悲情与内心交战中，形成一种深具历史性、抗争性，深具追问精神的高质量文化。当然，笔者也祝愿台湾社会、台湾人能够凭着坚毅友善的精神，自我提升，理性从事，从而走出悲情与困局。

（作者: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授权发布：《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