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永捷：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使命和方法

一、儒家政治哲学

何谓儒家政治哲学？正像教师回答哲学专业新生的“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时会像黑格尔那样说“哲学就是哲学史”①一样，我们也会说，所谓儒家政治哲学就是儒家政治哲学史。这种回答的意味在于，儒家政治哲学并不限于从孤立、抽象的原则出发去建构当代政治哲学，更为重要也更为深刻的，是把儒家政治哲学――无论是历史形态还是当代形态，都不理解为一个个单独的政治思想学说或体系，而看作是植根于儒家文化基本精神且不断寻求最佳实现方式的儒学运动，理解为立足于仁义之道的内在精神所驱动的在现实世界中追求理想世界的人世情怀，理解为儒家学者群体为开展仁义之道而形成的自我继承和自我超越，理解为从仁义之道出发和以理想之治作为参照而对现实与异端展开的匡正与批判。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主张首先把儒家政治哲学理解为儒家政治哲学史，主张从儒家政治哲学史中把握仁义思想的义理演进以及不断为仁义思想开辟道路的求索精神。

人们从儒家政治哲学史中既汲取政治价值，又汲取理论自信。就政治价值而言，儒家并不倾向从知识论的进路，把关于政治的智慧发展成政治学(即关于政治的知识)，儒家也不单纯地追求社会秩序(和法家不一样②)，儒家更不会宣称价值中立(不会像自由主义那样③)，而是明确地追求从好的政治价值出发去达成好的政治秩序，即从仁义之道出发去达到实现仁义价值的理想之治。因而，儒家立足于仁义之道的政治思想，本质上就是属于政治哲学类型的。

就理论自信而言，由于我们是回到儒家政治哲学史来观察儒家的政治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政治哲学并不和某种特定的政治制度相关联，也并不必然导致某种政治制度，而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中去寻求实现仁义之道的最佳形式，并且在某种具体政治制度再也无法容纳儒家的仁义之道，成为实现仁义之道的枷锁和桎梏的时候，儒家也会为仁义之道寻求实现自身的新的形式，例如明末清初黄梨洲④、顾亭林⑤、王船山⑥等人对于君主制的批判、对“复封建”的讨论以及对新型政治制度的探索。从历史上看，儒家分别和分封建国的封建制(如周、汉)、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唐、宋)、种族压迫的帝国⑦制(元、清)、民主共和制(民国)都打过交道，这些具体的政治制度，与儒家文化的历史相比，都不过是暂时的历史现象，而儒家的仁义之道作为“须臾不可离”的常道，力图在每一种具体的政治制度中最大限度地展开。换言之，儒家政治哲学可以从中发展出任何一种能够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扬仁义之道的适宜制度。今天我们讨论儒家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完全可以独辟蹊径：仁义之道是儒家政治哲学的价值内核，制度只是儒家仁义之道借助于实现自身的历史形式，儒家的仁义之道并不必然专属于某一种历史形式，也不能将儒家仁义之道等同于某一种具体形式。儒家并不必然导致专制，也不必然导致民主。如果一定要坚持说儒家必然导向民主，那么作为论证的前提，我们对民主的认识一定是：民主是实现仁义之道在当代的最佳方式⑧，因此，儒家的仁义之道一定会寻求民主政治作为实现自身的最佳形式。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儒家仁义之道必然导致民主⑨。

综上，正是我们回到儒家的政治哲学史，我们才明白仁义之道的伟大力量：儒家在历史上不断地衰落，又不断地复兴，正是由于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充分继承和总结了当时传统文化的精华，很早就把握了政治的本质和历史的常道，成为政治哲学领域的伟大先知，让我们看到仁义之道的内在力量和崇高价值。故而儒家政治哲学基于一个深厚而伟大的政治思想传统，这个政治传统从由儒家学派解释和建立起的上古政治史到儒家学派的原典作家和先秦时期儒家政治哲学的主要奠基人，经由汉唐经学和宋明理学，再到现代新儒学和当代新儒学是一脉相承的。再从儒家政治传统所成就的事功来看，由儒家文化所主导的中国，在过去的20个世纪里，绝大多数时间都走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前列，仅在距我们最近的两三个世纪，由于文化和制度上较为落后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持续精神压制、野蛮统治，才使中国的发展逐渐失去领先优势⑩。即便如此，仍然是那些由儒家文化所培养的知识分子，在自强不息以追求仁义之道的内在精神支撑和驱动下，不断发起诸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类的民族自救运动，引入西学和发扬古学，为中华文明克服这场几乎覆灭自身的危机创造了条件。而且，自儒家文化产生后，中国逐渐确立了以仁义立国的指导思想，这使我们无论由衰落中重新崛起，还是在发展壮大后影响于世界，都没有采取那些殖民强盗烧杀抢掠、以众暴寡、以强凌弱的方式。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通过儒家政治哲学史研究，能够从儒家的仁义之道出发，破解当代政治生活中的诸多问题，以仁义之道去重塑我们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11)。

二、仁义政治学

儒家政治哲学也可以被称作是仁义政治学。前面我们刚说过，儒家的政治思想是政治哲学而不是政治学，即不是关于政治的知识。但在此处是依据“政”和“治”在汉语里的本来含义来定义政治学。政是个会意兼形声字，从支从正，“支”是象形字，手持杖或鞭子。“政”的意思当是强行端正、校正的意思，使一切都回到正确、应有的轨道。“治”则是为政达到理想的效果。“政治”一词的含义是说“政”达到了“治”(12)。故而汉语语境中的“政治学”，可理解为关于“政”如何达到“治”的思想或学说。

儒家追溯尧舜禅让、天下为公的政治传统，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的礼乐文明，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但儒家的兴起却基于礼崩乐坏的因缘。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儒家的创始人应溯源至周公，理由是周公制礼作乐，而儒家是周礼的继承者。其实历史上的确也曾有以周公为圣人、孔子为亚圣的做法，但终究不为儒家学者所坚持。儒家继承了礼乐文明，但仅有礼乐文明并不意味着就有了儒家学派。礼崩乐坏对于一群以司礼为职业的人来说，具有别样的意义，司礼一旦堕落为一个谋生的饭碗，就失落了礼背后的精神。孔子于礼乐之中发现了“仁”，故而方有“礼云礼云”、“乐云乐云”以及“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之问，方有“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13)之训。从带有宗法与血缘特征的礼中，阐扬了渗透于礼制又超越于礼制的“仁”的精神，这是孔子的伟大贡献，于此才确立了儒家文化的灵魂，也才有儒家学派的诞生。

仁是基于血缘的亲情，是爱的基础，是道德的根基。仁、爱两个字在先秦就已经多次被连合在一起当作一个词来使用。仁爱基于血缘，因而是自然而然，具有“直”的特点。仁爱基于血缘，从而又具有局限，因而需要以“忠恕之道”作为“为仁之方”，从“爱由亲始”，达至“泛爱众”，广泛地爱一切人。仁是儒家建立一切人际关系，无论是家庭、家族关系还是社会政治关系的基础。无论是其他的道德德目还是人伦准则，例如和仁并列为五常德的义、礼、智、信，或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具体道德，都以仁爱为基础，都是仁爱的具体体现形式，所谓“理一而分殊”者也。

孔子重视的是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强调仁和礼的统一。孟子重视礼背后仁的精神，以及实现仁的恰当方式(义者，宜也)，他以“仁者，人心”，“义者，人路”来界定仁和义之间的关系，主张居仁而由义。荀子强调以礼的教化来培养内在的仁(化性起伪)。义是实现仁的恰当方式和对思想、行为是否符合仁的内心裁断。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孟子是伟大的政治哲学家，荀子则成为制度儒学的先驱。

在战国时代，孟子以仁义之道划清了儒家与杨(杨朱代表的道家学派)、墨(墨子代表的墨家学派)之间的界限。在唐代，韩退之以仁义之道与佛、老划清界线。在今天，仁义之道是儒家政治哲学区别于其他政治哲学学派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主张消除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追求个体平等生活和发展的权利，致力于把人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称之为平等政治学；自由主义将自由作为“众善之善”，将自由视作是根本的价值，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由政治学。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仁义，儒家政治哲学是仁义政治学。

仁义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基础，每一代儒学复兴的标志，都是从重申仁义之道开始。韩文公《原道》“原”的是仁义之道，大程夫子的《识仁篇》首句便开宗明义点出“学者须先识仁”。两宋之间以《仁说》为篇名者比比皆是(如苏东坡、张南轩、朱元晦)。在今天，儒家政治哲学研究，无论是研究儒家政治哲学史，还是建构当代儒家政治哲学，都是在研究和弘扬仁义之道，熟悉儒家仁义之道的求索历程和探求儒家仁义之道的当代形式。从这个意义上，一切以回归、重申、阐扬儒家仁义之道为标志的儒家政治哲学研究，都是儒家文化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

三、民本政治学

孔子从仁爱出发，提出“泛爱众”的主张。孟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韩退之在《原道》中将儒家的仁爱表述为“博爱”，张横渠将仁爱表述为“兼爱”。表述虽各有不同，然其旨一也。儒家所讲的仁爱、博爱、兼爱，并不是一些宗教般的诱人词句，不是一些泛泛的口号，而是要在组织人群、构建秩序的政治实践中变成可操作、可落实的组织原理，这便是儒家根深蒂固的民本主义。在儒家的政治哲学中，从仁爱出发，或从孟子所说的、作为“仁之端”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泛爱众”也就意味着“政”如果想要达到“治”，有国者就必须超越只爱自己、只爱自己阶层的思想境界，实实在在地去爱一切人，尤其是爱下层民众，这便是民本思想。儒家在对上古政治传统和政治文献的理解和总结中，敏锐地发现和精心地总结了这一颠扑不破的政治原理，诸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4)，“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5)，“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6)，并作为仁爱思想在政治方面的具体体现。

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精华，具有超越具体时代和制度的价值。民本思想也同样不绑定于特定的具体社会制度，而是可以成为一切社会制度的指导思想。民本思想之所以形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民显示了自身具有的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周人以一小邦，联合其他部落，推翻了庞大的商王朝，以分封建国的形式建立起新的王朝。“武王克商”这一历史剧变，对于取得政权的周人亦是甚为震憾，他们从这一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敬德”、“保民”两条基本政治结论，他们认识到人民才是上天保佑的对象，才是政治的主体(17)。在其后的中国政治历史演变中，民本思想在多数情况下都成为新王朝所拥护的执政理念，同时也作为一个王朝是否具有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在人们普遍关注和讨论民主政治的今天，民本思想依然具有不朽的理论价值，民本思想依然高于民主的价值。我们这么说的理由在于，民本思想反映了政治的本质在于为人民服务。民主只是表达民意并选举政治代表的具体形式。民主也并不必然导致善政，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集团也不必然维护多数人民的利益(18)。但是民主是当代实现民本思想可供选择的具体形式，我们追求民主的目的，仍然是希望通过一种成熟和完善的民主政治，使政治回归其为人民服务的本质。

我们今天谈论民主政治，不应把民本和民主视作对立的，更不应贬低和忽略民本思想的价值。同样，从儒家文化来讨论诸如自由、人权、平等、公平、正义等问题(19)，也同样不能脱离民本思想的指引。显而易见，泛泛地谈论维护一切人的自由、人权、平等、公平和正义，往往流于空泛，缺乏具体针对性。只有立足于民本主义的立场，讨论怎么落实宪法赋予的广大人民的自由、人权、平等、公平、正义的时候，问题才会真正被揭示出来。儒家文化在政治上是早熟的，他们早把政治的本质和政治的问题看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