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快：“党国逻辑”：从帝国到共和国的转型难题

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已逾百年。然而，历时二千余年的帝国逻辑，仍然不肯轻易退场；共和国逻辑未能真正落地生根，有名无实；真正支配现实的，实为帝国逻辑与共产革命逻辑交合变异的党国逻辑。党国逻辑无法在名义上否定共和国逻辑的正当性、合法性，而实际却要按帝国逻辑与共产革命逻辑运作，名、实不符之间的张力，使得中国始终存在两条路线、两种力量、两个发展方向，而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乃是两条路线、两种力量、两个发展方向的较劲，这可以作为观察中国改革现实和未来走向的一个视角。

帝国、党国、共和国皆为政治体制（简言之即政制），对比分析其内在逻辑及差别，需要政治权力进行剖析。这些政治权力包括：传统的三权：立法，L（ Legislation）；行政（政府），G（Government）；司法，J（jurisdiction）；还有被称为“第四权”的媒体M（Media，即舆论），可以引申为意识形态权力，I（Ideology）。在实际运作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些实际上发挥更重要作用的权力，如党权――P（Party），政党；军权――武力（军警），A（Army）；财权――F（Finance），财税；人事权――即组织人事权力，干部任免权（Appointment and Removal）。以上权力，合为一个权力系统，我称之为“八权体系”，它是观察极权的重要纬度。要了解中国转型的困难，就须全面分析这些权力的运作模式和复杂性。中国转型的困难，恰好体现在相较于已实现了政治文明转型的国家，只需讨论三权的问题，而中国的现实则是三权实际没权，党权、军权、意识形态权实际上是凌驾于三权之上的。后五种权力，军权是枪杆子，警权是刀把子，舆论权是笔杆子，人事权是印把子，财权是钱袋子，可称“五子登科权”。

八权之中，军权尤其重要。近现代以来，中国盛行武力逻辑，也就是枪杆子逻辑。或者说，帝制时代，政权靠兵权（军权）维系，历代君主靠军权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军权旁落即意味着政治权力失去，下场凄惨。辛亥革命能够成功，与军权旁落于袁世凯之手，袁世凯怀有二志，没有听命于清廷，对武昌起义的星星之火没有下狠手及时扑灭有关。而大清帝国军权落入袁世凯之手，又与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八旗、绿营衰落，湘军、淮军崛起，袁世凯得以有机会主导小站练兵，并将新军私人化有关。进入民国，军阀混战，有枪就是草头王，更是拼武力，盛行武力逻辑。根据邓野先生的研究（《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 ，邓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版），中国现代政治的发展，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武力逻辑。即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他们真正看重的都是武力。民国政治的发展，也完全取决于各方对武力的掌握。

194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也就是亡了军队。”在毛的意识中，“国”等于“军”，二者高度统一。这其实就是民国政治的逻辑，即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抗战结束后到中共建政前，曾经有一段时间盛行联合政府的主张，联合政府是一个超武力的民主与和平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背景是国、共两党的武力暂时达到了一定的平衡，双方一时谁也灭不了谁，这是组建联合政府的前提，如果谁有绝对性的优势，双方都要独揽政治权力，不想与其他党派分享。在这种武力短暂均衡的时势下，加上美国的干预，双方都愿意边打边谈，这时第三方即民主党派才有机会获得发言权和发展机会。而一旦武力决出胜负，一方独大，均势被破坏，第三方也就失去了作用，只能当作应声虫，而不可能有独立主张了。所以，根据民国政治的逻辑，即武力逻辑自身的历史局限，以武力为基础提出的问题，很难以武力之外的方式而获得解决，最终靠武力分享权力，民主党派没有武力，也就必然会被排除在实际权力之外。

武力逻辑与中共的革命逻辑又恰好相通。革命逻辑，也就是暴力逻辑、暴力革命逻辑。按照革命学说，其逻辑链条是这样的：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剥削；要摆脱被剥削的地位，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那就要靠暴力革命。为了进行暴力革命，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军队；而了控制军队，必须有领导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还要把支部建在连上，保证党能指挥枪。这一套逻辑，就是革命学说，其核心就是暴力逻辑、武力逻辑。所以，要求共产党放弃这一套逻辑，实现现代政治文明要求的军队国家化，绝无可能。1946年联合政府注定不会成功，与中共绝不会放弃革命逻辑即武力逻辑，把军队交给国家相关。

一．帝国逻辑：主权在君主，集权专制

按毛泽东的说法，从秦汉到明清，“百代皆行秦政制”。谭嗣同1896年在《仁学》中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秦制，特征是集权专制。此亦中华帝国的政制特征。此点，人皆以为有识之论。需要分析的，仅是集权专制（或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特征、表现和影响。

集权与分权相对，专制与民主相对。集权在中央管理层面表现为君主汇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在地方治理层面表现为地方政府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专制表现为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专断独裁，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

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表现为主权在君主，皇权至上，君主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从政治决策到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行使独断权力，并通过军政官僚机关管理、控制国家，思想文化上实行专制。权力运用的独断和随意，就给政治和社会造成不稳定，往往会因君主的个人秉性和爱好而发生政治和社会动荡。

集权专制缺少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权力独享，政治决定非经民主程序，因而权力的来源和运作是封闭、非透明的，是一种威权主义政体。

因此，传统帝国的政治逻辑是“家天下”，是由皇家掌控国家主权，实行集权专制，臣民受制于君主的威权政治。这种传统的专制，与现代极权还有差距，因为传统专制对社会的控制是有限度的，帝国官僚对民间的控制，主要是收税（钱粮）和司法（刑名），经济上只有盐铁专营等少数国家控制的领域，其他方面还是市场化的，民间不仅有自治的基础，还有私有化的市场环境，思想文化上虽有主导，但皇室并不掌握思想文化的控制权，思想文化的控制权（道统）掌握在知识分子群中。因此，这些特点，都更容易转型为现代政治，只要帝制被推翻，社会就能比较容易转型。尽管在中国近代，儒家主导的思想文化，包括天朝体制、华夷尊卑等思想文化传统曾经成为社会转型的障碍，但这种障碍的破除，还不是特别的困难。

二．共和国逻辑：主权在民，分权制衡

共和国即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共和制（republicanism），即“共和政体”，是国家最高权掌握在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国家机关或公职人员手中的政权组织形式。共和制是相对于君主制而言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美国则是西方现代共和国的始祖。西方的现代共和国，根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关系的不同，分为议会制共和制和总统制共和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前者的典范，美国则是后者的典型。

共和意味着国家的主权不再属于君主，不再属于某姓王朝，而属于全体国民，亦即主权在民。为了实现主权在民，就必须实行民主。因此，虽然“共和”相对于“君主”，“民主”相当于“专制”，但“共和”和“民主”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民主”（democracy）源于希腊文（Demokratia），原意为“人民的权力”，指由人民掌握权力的政体。其中demo意为人民，经常指人民中的平民；cracy是政治或权力。英文“共和”（republic）一词源于古罗马。意为“公共的”，源于populus，意为“人民”。所谓“公共”的即为“人民”的。所谓“公共”的即为“人民”的。所以，民主与共和都意味着国家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握权力。两者虽非同义词，但其内涵在很大程度是交叉的。民主是希腊人的共和，共和是拉丁化的民主。按当代著名民主理论家达尔的说法，它们并非表示两种不同类型的政体，只是表示不同的语言来源而已。（丛日云：《解读1949年国号之争》，《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

民主与选举差不多同义，所以无论是议会共和制，还是总统共和制，都采用代议制，都需经过选举产生国家权力机构，由这些机构代替人民行使最高权力。因此，真正的共和制，是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体。现代民主、共和制，无论政府是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还是由民众选举出的议会（政党代表）间接选举产生，它都意味着两个原则：真实的、自由的民主选举，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不同政治机构、群体、力量之间的责任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宪法确立并予以保障的。

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共和，是在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等现代政治理念基础上的共和，其表现为宪政，因此称为“宪政共和”。宪政必须通过分权制衡的有效制度安排才能实现。市场经济、人权保障、公民社会等是共和国的题中应有之意。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是同一逻辑在经济、政治领域的表现，这个逻辑就是竞争。

观诸历史，可以发现：帝制结束后的中国，虽然名为共和，实际上并无妥善的制度安排，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昙花一现，很快就被袁世凯和孙中山折腾没了。而孙中山准备实行的是党国体制。

三．党国逻辑：主权在党，一党专政

党国体制，即党国同构、党国一体、 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具体分析，“党国”的“党”，含有党义、党组、党魁、党员、党章、党纲、党纪、党军等不同内涵，相应地也就有以党义治国、以党组治国、以党魁治国、以党员治国、以党章(纲)治国、以党纪治国、甚至以党军治国等等形态。

党国体制的真正特点是一党专政，由一党（实际是党魁）掌控党权、军权、政权乃至八权。这种制度来自苏俄革命。苏俄革命的经验是党创制国家，定党义于一尊，以党领政，以党治军，实行一党独掌政权，不和其他政党分享政治权力，进而禁止其他政党的存在。孙中山对此极为欣赏，多次表示“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而后“将党放在国上”，“完全以党治(实行之)”。改组后的国民党仿效苏俄的办党建军经验，把党建成一个具有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并建立了一支由党控制的新式军队。孙中山之后，国民党将之发展成为一党专政、进而成为个人独裁的领袖专政的排斥性体制。（陈明明：《党治国家的理由、形态与限度――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讨论》，《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七辑（2009年））

中共本来是共产国际远东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