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 颜俊儒：离合之间：梁启超与西方自由主义

内容提要：梁启超与西方自由主义之关系，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这种关系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定位梁启超的自由观。在笔者看来，梁启超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表现为离合之间。由是之故，他的自由观具有如下之特征或表现：一是附会性，即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自由"采取附会之理解；二是游离性，即没有始终如一地抓住西方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个人主义；三是松散性，即没有系统的文章或著作介绍西方自由主义；四是矛盾性，这种矛盾性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对立）流派的态度不一；另一方面他对这些思想的不够忠诚。这些特征或表现，并不是梁启超独有的，而是过渡时代之知识分子的整体特点。造成这种整体特点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社会主题的演变；二是社会流行思想文化的庞杂与浮浅。尽管梁启超式自由主义具有如上之特征或表现，它却昭示后人：自由主义要在近代中国有所作为必须在思想体系建设、组织体系构造、社会结构优化和社会财富开放等方面痛下功夫。

关键词：梁启超 自由 自由主义

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位"暴得大名"的思想庞杂的"现时人物"，要予以公允之评价实在不易。比如，梁启超与西方自由主义之关系，学者们的意见明显的形成了两派：一派认为梁启超完全背离西方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视为国家富强之利器，这以张灏先生为代表 [1]；一派认为梁启超理解了西方自由主义之根本价值，但是时常将之置于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大旗下，这以张汝伦先生为代表 [2]。笔者认为，要体认这一关系首先在于澄清他到底传播了什么样的自由主义。

在我们看来，他对自由主义的介绍，既不完全是西方式的，又不完全是中国式的，而是一种混合式的，或者说梁启超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表现为离合之间（下文称之为"梁启超式自由主义"）。为了揭示这种在离合之间摇摆的变易关系，笔者将首先考察梁启超接触与传播西方政治学的一般过程，为认识梁启超式自由主义提供宏观的背景。

一、接触与传播西方政治学说的一般过程

勒文森（又译列文森）先生在其早期代表作《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以"中国与西方之对比关系"为分析框架，把梁启超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3] 勒文森先生的分析法，过于理想化和笼统，因为梁启超始终是具体时代之人物。笔者依据梁启超所处时势的变化，将其接触与传播西方政治学的过程分为四个时期：

（一）戊戌维新前后：以康有为为中介

在未造访康有为之前，由于他生活的地方"为边徼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4]，梁启超还沾沾自喜于训诂词章学。拜谒康有为后，便决然"请业南海之门"。梁启超后来回忆说："生平知有学自兹始"。[5] 据此，笔者认为，戊戌维新前后梁启超所接触与传播的西方政治学，主要以康有为为中介。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当时西学的总体情况，其次了解康有为的西学水平，最后才能评价他本人所介绍的西方政治学（其中自然包括自由主义）。

当时中国的西学状况究竟如何，梁启超自己曾做了回顾。他说："海禁既开，外侮日亟。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翻译西书为第一义。……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根据这些"可读之书"，他编了一本"缺医学、兵政两门"的《西书提要》。[6]此外，他还对这些书进行了总体考察，认为"此三百种者，择其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抑吾闻英伦大书楼，所藏书凡八万种有奇，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西国一切条教号令，备哉粲烂，实为致治之本，富强之由，今之译出者何寥寥也？"[7]言下之意，当时所译的西书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不高，不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康有为对西学的了解，主要得益于他离乡出游，这正如梁启超所言："及道香港、上海，见西人殖民（夏晓虹编本写作"植民"）政治之完整，属地如此，本国之更进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彼时所译者，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稣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而先生以其天禀学识，别有会悟，能举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8]这段话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康有为的西学来源与他人并无二致；二是他所了解的西学对政治哲学没有涉及；三是基于他的"天禀学识"，他对西学及西方国家的认识远远高出常人。既然，当时西书没有触及政治哲学，我们据此似可以推断当时研究西方政治之书非常稀少。但是，为何梁启超所列的长兴学堂的学表中又提到"政治原理学"、"万国政治沿革得失"和"政治应用学"？[9]笔者认为，这里的"政治原理学"指的是"政治之完善"的本原即"道德学问"，"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指的是世界政治（事件）史，"政治应用学"指的是政策，这三者通过学习中国史学、中国历代政治沿革得失等即可理解，而康有为"研究中国史学、历代政治沿革得失，最有心得，著书甚富"[10]，更何况康有为长于"举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在长兴学堂为梁启超等讲学时，"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穷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11]

依据上述，梁启超从康有为那里得来的西学知识尤其是有关政治学的知识，是微乎其微的。戊戌变法前后的梁启超对时局发表了不少的意见，可以说基本上是仰其师之鼻息。据王人博先生的研究，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政治见解已经显露出中西杂陈、古今混合的杂乱而矛盾的特征[12]。

（二）流亡日本时期：以日本书籍为中介

戊戌变法夭折后，梁启超开始了亡命日本的生活。就在逃往日本的途中，他开始学习日文。1901年，梁启超在一篇名叫《过渡时代论》的文章指出，今后中国之崛起必须从以往的依赖个人英雄取向转而依赖群体英雄。 [13]他之所以有如是之转变，主要在于以下因素之促动：

一是他对戊戌维新的反思。他《南海康先生传》中说："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当时举国人士，能知欧美政治大原者，既无几人，……若其精神，则纯以国民公利公益为主，务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盖立国之大原，于是乎在。精神既立，则形式随之而进，虽有不备，不忧其后之不改良也。此戊戌维新之真相也。"[14]梁启超的意思是说，戊戌维新的精神即促进国民的公共利益之发展，是值得称颂和继承的，今后的任务主要在于改进实现公共利益的途径。要做到这一点，应使更多的国民了解"欧美政治大原"，不能局限于像康有为这样的"先时人物"。

二是日本社会发行的各式书刊对他的刺激，尤其是那些讲解"欧美政治大原"的书籍。他后来回忆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15]

笔者认为，对戊戌维新的反省，是从内在的层面促使他摆脱康有为思想光环的照耀，日本流行的新知识则从外在的层面迫使他割断与其师思想联系的纽带。也就是说，日本书籍逐渐成了他接触和传播西方政治学的中介。由于很难对当时日本的西学状况做出准确判定，评价这一时期梁启超对西方政治学的了解程度，我们主要根据梁启超本人的一些回忆或言论。

他在《三十自述》中说："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16]这里表明他对日文不精通。在《东籍月旦》中，他指出："我中国英文英语之见重，既数十年，学而通之者，不下数千辈，而除严又陵外，曾无一人能以其学术思想输入于中国；此非特由其中学之缺乏而已，得毋西学亦有未足者耶？直至通商数十年后之今日，而此事尚不得不有待于读东籍之人，是中国之不幸也。然犹有东籍以为之前驱，使今之治东学者，得以干前次治西学者之蛊，是又不幸中之幸也。"[17]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本应该通过英文著作了解西学，但是以往做得不够，只好借助于日文著作了。日本所传播的西学比之于本来意义的西学，肯定是有差距的，因为"东之有学，无一不从西来也"[18] 。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果对日文又一知半解，他所论之西学的水平就可想而知了。梁启超的日文水平究竟怎样，他曾坦白地说，自己"未尝能通其语，入其学校，非惟专门之学一无所得，即普通之学亦未遍习，以门外人而语宗庙百官之美富，适为知者嗤点耳"[19] 。正是在这一段时间，梁启超发表了许多关于西方政治学的文章。以他的粗浅的语言功底，再加上急功近利的倾向，我们虽然不能肯定说梁启超的西方政治学知识很差，但至少不能说他的水平很高。

（三）旅美时期：以实地见闻为中介

1903年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平淡无奇，但在梁启超的一生中却具有转折意义。这种转折意义的体现，在论者来说有些差别。张朋园先生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从变法维新、共和革命发展到（开明专制的）君主立宪，就在于1903年的美国之行。不过，梁启超的思想发生转变后，并不能断然认为他就完全反对革命，事实上他这一时期是"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20]安德鲁・内森认为，"1903年以前，梁启超是一个乐观的改良主义者。1903年后，梁到美国旅行了一次以后，成为一个悲观的改良主义者。"[21]笔者认为，梁启超的思想自此后多了一些务实的成分，少却了一些书生意气。为何这样说？有两点足以为证：

一是不再盲目地歌颂自由共和。他说："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勿圆好梦。"[22]

二是评价中国国情，不是仅囿于对自身的观察以及对西方实际的臆测，而是根据实地见闻，从中西对比的视角下进行。他说："西人讲话，……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坐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堂，声或如蚊。西人坐谈，甲语未毕，乙无言；中国则一堂之中，声浪稀乱，京师名士，或以抢讲为方家，真可谓无秩序之极。"[23]中国人与美国人的行为品性，高下判然。以如此之国民行自由共和，谈何容易！梁启超惯有的天真热情，此时受到严重打击，想来也不稀奇。

此时的梁启超，对西方政治学的介绍，主要集中在对美国政府与政治常识的宣传，鲜有深入了解美国的文化与思想，自然于其政治学说的发展也知之甚渺，更何况他对英语比较陌生。

（四）返归故土时期：摇摆于书斋与官场之间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回到满目疮痍的中国。此后的他，虽然曾有旅欧之行，但主要活动于风云变幻的民国政治舞台。梁启超本人，就是在这种"时势"下，既辗转于官场，又无法忘怀于学问。在笔者看来，梁启超的"两栖"生活，最后造成了他的双重失落：既不得意于宦海，又难以精深于学问。 [24]

客观地讲，梁启超这一时期真正称得上是学术性文章的，寥寥无几。如果再看他对西方政治学的介绍，可以说很难找到一篇成系统的文章。他对政治的看法，总是在他那些大量的随机性文章中随机地表露出来。即使他公开宣称告别政治生涯，但对政治依然不能割舍："我们办了几年共和政治，演的都是翻桌子把戏"[25]。

尽管梁启超没有像样的文章来介绍西方政治学，不过欧洲之行，又给他提供了观察中国社会的全新的参照系。一方面表现在他对西方近世史有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他对中国社会长期衰弱的原因，又有深入的认识。就前者来说，他指出："原来欧洲近世的文明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封建制度，第二是希腊哲学，第三是耶稣教。"[26]拿后者来讲，他说："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