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严复翻译思想新探

近年来，有关严复翻译思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据笔者所见，这些研究成果主要纠缠于严复所创之"信、达、雅"三难，鲜有系统探讨严复翻译思想。虽然，严复本人没有写过有关翻译思想的系统论著，但是综观他现已公开的所有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他对翻译实有自己的比较系统的看法。归纳起来，不外七方面：

一、翻译的前提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引介西方思想主要在两种语言世界进行：一个是英语世界，另一个是日语世界。早期以从英语世界引入西方思想为主，后来变为从日语世界输入为主。由于中西学之交流，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就是语言文字之隔膜。因此，学习西文是进行翻译的前提。问题是，如何学习西文？

首先，对中西文表现形态的差异，严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当未有文字时，只用口传，故中文旧训以十口相传为'古'，而各国最古之书，多系韵语，以其易于传记也。孔子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有文无文，亦谓其成章可传诵否耳。"

中国文字较之西方的拼音文字，不仅书写形式古今有变化，并且还存在"言"与"文"之别。因此，用这种文字来翻译以"易于传记"的"韵语"来表达的西书，可以说有许多不能回避的困境。这样，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如何看待我们的文言文？

严复虽未明说，必须捍卫承载中国思想文化精华的文言文，但他以桐城派古文译西书的实际举动，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还曾经大力提倡中国人要"读经"，因为"大凡一国之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但是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和民族之所以存在于世界之林，必须有其独有的性格。这种独有的性格，皆因有其"特别之教化"。在传统中国所谓"特别之教化"，主要体现为关于经典的学习。由此可见，重视文言文的学习，实际就是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学习与传承。这对于保存"国性"，成就民族的特性是有特殊价值的。西文虽然易记好学，但并不是我们独有的东西，我们大可不必完全趋附。只要"国性"永存，中国就不会真正灭亡。

由此看来，中国的许多经典思想均深藏于浩瀚的古籍之中，我们自然不能舍弃文言文的学习。然而，要了解西学，要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就不得不面对语言文字之差异的难题。

到底如何解决语言文字之差异的问题呢？严复指出：

"文谱者，特为此于语言文字间耳。故文法有二：有大同者焉，为一切语言文字之所公；有专国者焉，为一种之民所独用。而是二者，皆察于成，举其所会通以为之谱。……十稔以还，吾国之习英文者益众，然学者每苦其法之难通，求之于其浅，又罕能解其惑而餍其意。……虽然，文谱者，讲其所已习，非由此而得其所习者也。诚欲精通英文，则在博学多通，熟之而已。"

严复的意思很明显，要解决语言文字之障碍，没有任何捷径，除了掌握一般的语法及其特有文字的专门语法外，主要有两大方法："博学多通"和反复熟悉。严复曾引的约翰o穆勒以下的一句话，就直接表达他的心声："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

二、翻译的标准

关于翻译的标准，严复之前的传教士基本上没有人系统的论述过，所以严复是无愧于近代中国翻译标准之开创者称号的。他对此的详细而集中的议论，列于《天演论》之前，称"译例言"：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矣，三也；……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曰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所谓的"信、达、雅"，用浅显的话说就是忠于原文（"立诚"）、意思准确（"辞达"）与富有文采（"尔雅"）。三者之中前提是"达"，如果"信"而不"达"，不如不译。事实上，有时只求"信"，也很难做到，更何况"信"且"达"。严复所创的翻译范式，后人毁誉不一 。严复之从孙严群（曾任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引注）曾说：

"吾国学人致力于译事来者方多，犹奉'信''达''雅'为圭臬。……达者非字比句次之谓也，要能深解原文义旨而已译文出之；译文习译之字汇、成语，必求其吻合原文而厚可。斯则非精通原文与所于译之文无能为役，此译事之始基也。进则诚通原文之学，非只解原文之内容已也。论者谓先生所译书再世犹不泯，即此之故耳。古人曰'修辞立诚'；又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先生以是三者为译事楷模。……综观先生所译书，该进化论、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名学（逻辑），其博后人罕能企及。"

换言之，严复所定的翻译之范式，已成后世效仿之对象，少有人超越它。然而，这三条就是对严复本人而言，又岂可得兼？这一点，我们暂且存而不论。不过，正是他所订的"译事三难"，使得他对翻译的态度表现为非常的严谨和谦虚。他说：

"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以附以己见，……是非然否，以俟公论，不敢固也。"

要准确翻译一个名词，须再三斟酌；如果西书的版本或者内容不一，必须附录之以供参考。这种态度，着实令许多译者汗颜。严复那个时代的坊间所传之西书良莠不齐，难掩粗制滥造之弊，他的"三难"自然有对症下药之高义。笔者觉得，严复之论于今世，亦不乏有警醒之意。

三、翻译的宗旨

严复的翻译宗旨，必须与他对解决晚清中国的现实问题的认识联系起来。他说：

"……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

也就是说，严复的翻译事业是服务于"三民"并举的思想。他一生重视教育事业，也是这种思想主导的结果。因此，如果有人说严复翻译是为了扬名立万和增加经济收入，实在是不解其衷。当然，对于处于艰难时局中的严复来说，也许苦于宦海多舛，希望借译书来浇心中之块垒，排遣腹中的愤懑。不过，关于翻译之具体宗旨，严复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直言不讳：

"翻译宗旨，理须预定，略言其要。一曰开民智，不主故常；二曰敦崇朴学，以棣贫弱；三曰借鉴他山，力求进步；四曰正名定义，以杜庞杂。"

四、翻译的关键

文化之间的交流与通约，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核心概念的置换。这一点，严复深有体会。上文所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就是在说概念置换，决非易事，必须认真对待。如果概念没有弄清，无法传达出原文意旨，实际上就等于翻译失败，文化之间就难以沟通，当然也就无法"借他山之石"。

关于翻译时的概念界说，严复明确提出了五条原则：

"界说必尽其物之德，违此者其失误。

界说不得用所界之字，违此者其失环。

界说必括取名之物，违此者其失漏。

界说不得用诂训不明之字，犯此者其失荧。

界说不用'非'、'无'、'不'等字，犯此者其失负。"

这五条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概念界说一定要尽可能表达事物的性质（明"德"）；界定概念时不能使用要界定的概念（忌同语反复）；界定概念一定要外延周延，不能有遗漏（严谨）；概念界定不能模糊其词，用一些时人不懂的字（准确）；界定概念不能使用反义词。

严复之所以如此重视概念的界说，主要在于他对西方科学的认识。他明确指出，研究科学必须克服的第一大难点就是"求名义了晰，截然不紊之难；"

也就是说必须准确使用含义明晰的概念，避免使用含糊不明的概念，因为"既云科学，则其中所用字义，必须界线分明，不准丝毫含混。"

明确使用恰当的概念是第一步，在此之后才谈得上把道理讲明白，即"未有含义含糊，而所讲事理得明白者。" 由此看来，定义概念是最为关键的，这就如严复所说："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 ，"用一名义，必先界释明白" 。为此，严复一再强调界说概念的严谨：

"科学之一名词，只涵一义，若其二义，则当问此二者果相合否？合固甚善，假使冲突不合，则取其一者，必弃其一，而后其名词可行。"

"科学名词，涵义不容两歧，更不容矛盾。"

为了说明严复重视概念界定，我们不妨举一例来说明。"经济学"这个词，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十分熟悉的。要知道严复当初为了准确界说这个词，大费周折。他说：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economy--引注），本希腊语。叶科(eco),此言家。诺密（nomy），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一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藉，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

五、翻译的素养

要真正使翻译成为西学东渐的可靠途径，除了精通语言文字，掌握翻译的标准、宗旨及其界定概念的要领外，必须具备丰富的中西学知识，力求贯通。换言之，要提高翻译西书的质量，翻译家不仅要是语言学家、逻辑学家，而且还要是思想文化方面的专家。如果只是通西文，不过是语言的奴隶，不会对某一学说有深入的理解，就很难传达出思想之神韵。

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明确指出：

"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

"流风绪论，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学者所不可不知也。"

他批评时人翻译斯宾塞尔的《进说》错误百出，没有表达出该书"牢笼万化"之意旨。他认为，要切实体悟是书的意味，"非于天地人、动植、性理、形气、名数诸学尝所从事，必不知其为何语也" 。因此，他告诫时人，翻译西书必须找那些"可译而急用者" ，没有必要自讨苦吃拿那些义理深奥的书籍比如斯氏之书来翻译。

实际上，由于翻译者都有中学之背景，严复在这里就提出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如何认识与处理中西学之关系？理论上说中西学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