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

二十多年前曾在哈佛大学以“中共农村根据地（1922－1949）”为主题举办过一次著名的会议。那次会上，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尖锐地批评了对他的观点进行质疑的众多年轻学者。 他遭到质疑的观点是“革命或反革命之成功的条件基本是人们行动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结构、经济或人口学的确定不移的事实。”(霍夫海因茨，1977年著作，序言）。在此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几种研究革命的社会史方法被提出来，但是霍氏在其发言中把这些方法作为“退步”而摈弃。当时，这场争论中“进步”的一方认为社会―经济结构才是重要的，且形成了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或原因）。

我以这个例子启始是因为有必要告诉更年轻的同行们，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代，为社会史进行辩护是一种进步的立场。虽然我不相信那时我们中的任何人会相信社会结构、经济或人口学是“确定不移的事实”，但我们深信社会和经济是重要的。我明白社会史现在已经从其原来的进步地位上挪开，但我还是执著地回忆其过去的角色，希望我现在对于那些时髦的文化研究的回应姿态，能被理解为对于一个进步过去的留恋，而不是一个正在经历人生中年危机的、渐入老境的社会历史学家的唠叨。

近年来社会史无疑已经失宠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之中。这反映了在把中国革命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的倾向，最近当我读到一篇由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所写的引人争议的文章时――它刚刚登在新近改名为《二十世纪中国》（〖WTBX〗Twentieth-Century China）杂志的专号上，我才意识到这一过程已走得多远了。这篇文章探讨了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几种新思路，并讨论了许多令人激动的可能性，但其间仅仅一次顺带提及“革命”这个术语。我自己也认为我们应当摆脱那种简单地以革命为主题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周锡瑞，1995）。但现在我怀疑我们是否走过了头。在使革命脱离中心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根本忘掉它，或把它当作某个碰巧一起来祸害中国人民的外部事件。

因为革命已经被搬离中心舞台，历史研究的关注点就基本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并且特别转到了上海。关于中国城市的学术新成果与韩起澜（Emily Honig, 1986)和贺萧（Gail Hershatter）所写的早期作品迥然不同。《姊妹与陌生人》（Sister and Strangers)和《天津工人》（The Workers of Tianjin)都聚焦于工人阶级，并对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这样的问题保持着关注，是优秀的社会史著作。虽然我不能说城市社会史在1990年代被放弃了，但是毫无疑问向文化研究发展是一股强劲的趋势。如要举例，可以想一下近来出版的突出作品，如1995年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从国族中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1993年傅葆石(Poshek Fu)的《顺从、抗拒和合作》(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瓦瑟施特伦（Jeffery Wasserstorm）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学生运动》(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和叶文心（Yeh Wenhsin）的《分裂的学园》(The Alienated Academy)。也许这个趋势在1997年贺萧的第二部专著即关于上海色情业的《危险的愉悦》（Dangerous Pleasures）中，能看得更清楚 。虽然我不会持有像亨利厄特(Christian Henriot) 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所表达的那种敌对观点，但我不得不对这一情况感到惊诧甚至失望，贺萧全书精彩的研究中几乎不注意分析上海社会色情业的不断变化的形式和场所，而是津津乐道于导游手册、改革者的作品和小报，把它们当作中国人“关于现代性的对话”来讨论（第8页）。

即使革命史仍旧是关注的焦点时，文化研究的方法在其中也特别突出。在民国史方面，费约翰1996年的获奖作品《觉醒的中国》（Awakening China）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但更加惊人地依赖文化研究方法和肯定话语权力的是阿普特(David Apter)和赛茨（Tony Saich)1994年的《毛的共和国的革命话语》（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其主要的工作是证明“颠倒的（即革命的）话语怎样产生权力”(P. xiii)和把“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比作“其权力源于话语的宗教救赎运动”（第184页）。因聚焦于话语而产生的历史唯心主义在此处暴露无遗，而对于为什么毛的特殊的“颠倒”的话语比其他党内外的竞争对手的话语更具威力这一问题，却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果比较了近期清史研究的某些成果，二十世纪中国研究中从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变就更加惊人。尽管很大程度上仍存在着棘手的史料问题，清史研究仍然有一大批社会史的著作。不过即使这些作品比起七十年代以来的同类作品也对文化倾注了更多的注意力，但仅仅这些书名如埃菲琳・罗斯基（Evelyn Rawski）的《最后的皇帝们：清帝国制度的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1999年麦考莱(Melissa Macauley)的《社会权力和法律文化》（Social Power and Legal Culture）, 1998年的玛兹穆德(Sucheta Mazumdar)的《糖与中国社会》（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就表明了社会史在清史领域中仍保持着活力。除了玛兹穆德的专著，王国斌 (R. Bin Wong)1998年的《转变的中国》(China Transformed)和李伯重1998年的《江南农业的发展》(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显示了经济史依然在继续繁荣。在性别研究的领域中，文化研究的方法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即使在性别研究方面，我们也会在布雷(Francesca Bray)的《科技与性》（Technology and Gender）中不期然地找到比二十世纪中国史领域的绝大多数成果更接近唯物主义的文化研究方法。

如果我们反过来沿着纪年的顺序前进，进入二十世纪晚期，一个独立而类似的模式就显而易见了。中国开放田野调查使社会科学家从早期的对精英政治的关注，转到了非常成功地探索和解释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模式的田野调查工作上。这样的例子，特别是在近期发表的著作中，多得不胜枚举。但是如果仅限于最近几年农村社会与经济领域出现的重要著作，我们就可以举出阎云祥1996年的《礼物的流动》（The Flow of Gifts），景军（Jing Jun）的《记忆的圣殿：中国村庄中的历史权力与道德》(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y,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鲁夫（Gregory Ruf)1998年的《干部与亲族》(Cadres and Kin)；1997年茨威格（Dawid Zweig)的《解放中国农民》(Freeing China/'s Farmers)；1997年金莱和格里芬(Kinley and Griffin)的《中国农村的财富分配》(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Rural China)。

近年来已有很多文章谈到需要打破“1949年障碍”，贺萧、黄宗智(Philip Huang)、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和瓦瑟施特伦这些学者的著作已经证明跨越1949年障碍是有益的。但我们正处在一个奇怪的位置上，上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们非常关注当代农村社会，但是几乎无人研究民国时期这一领域的状况，因此无法找到共同语言。

假如我上文所论述的情形是真实的，有人会问它该如何解释。文化史研究的流行显然在很大意义上直接反映了历史学科内（实际上是所有的人文学科）的一个总体趋势，一个至少在上述的著作里和《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的纸面上一样明显的趋势。中国革命在当代意识中的衰微无疑已在中国研究的领域增强了这一趋势。由于革命似乎对目前的中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探求革命的社会起源对于那些想理解过去的人们仿佛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一因素肯定要为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研究事实上的消失负责。取而代之的是，有关城市、现代性和认同的研究――都是研究中国的青年学者们特别关心的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已经兴盛起来。

社会史在其更接近社会科学形态上的一个特点是关注塑造和限制人类行为的社会制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韦伯学说的信奉者，按照这种模式取得的最好成果都提出了有力的比较模型，其中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都被用来解释社会实践和集体行为。但这些模型倾向于否认行动者的力量，而我相信新的文化史的引人之处在于它给予了历史行动者以声音和主体性（尽管主要是那些能够留下文字记录的人），因此帮助他们成为历史过程的动因，不光是历史过程的人质。

文化史研究（特别是对更年轻的学者而言）的引人之处，是人生一个确凿的事实，是我这样的老顽固不得不去适应的。而我并不认为那种前景没有吸引力。实际上，几乎我所有的研究生都在进行文化史研究――从电影审查制度，到杭州的旅游业，老北京传统的再生，重构京剧成为国剧的过程，到运动和体育的作用。他们的工作已经极大地丰富了我对现代中国的认识。最使我着迷的是改变了现代中国的这些新的文化现象和当时社会、经济与政治进程之间的联系。相反地，近来某些成果使我担忧的是文化研究反映出舒德逊 （Michael Schudson）已经在社会学中警告过的同样的问题。用舒德逊的话说：“从文化社会学转向文化研究常常包含着一个从强调现实由社会构成的观点到一个强调现实由文化或符号构成的观点（似乎这是一个发生在社会之外的过程）的下滑过程”（见舒德逊1997年书第50页）。

我对历史过程的肇因问题总是格外感兴趣（实际是着迷于它）。福柯（他的著作对近来绝大多数文化史研究是如此重要和富有影响力）坚决拒绝对他在现代性的话语和实践中揭示的根本断裂的原因作出任何分析。就福柯而言，他的观点来自他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批判。但是在文化史的研究中福柯的观点导致了轻易把变革的力量归诸权威话语自身（如阿普特和赛茨）――或者是想象国家或资本主义企业中一些含混的“殖民地”的或现代主义的精英促进了权威话语并赋予其权力。但是这个过程怎样发生和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某些文化实践兴盛而其他的衰亡，他们却一直没有彻底讲清楚。借用斯佩伯（Dan Sperber）的术语说，我们需要“表征的传染病学（an epidemiology of representatons）”来解释“为什么某些表征比其他的更有吸引力”。(有关斯佩伯的话引自舒德逊 1989年著作第158页)。

我认为仅仅文化史不能解答为什么现代中国会走她的一条独特历史道路这样的重要问题。除非历史学家对其原因作出解释，否则，我们将会逐渐地被愿意（甚至渴望）解答这些问题的社会科学家们排除在关于中国的公共话语之外。即使在对特殊文化现象进行严谨的经验调查时，我们也必须牢记蒂利 (Charles Tilly)所说的“大结构，长过程，大比较”。我进一步认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的档案材料恰好提供了其他地方的社会历史学家一直赖以支持他们研究的那类数据（从国家各社会机构，工业、商业和金融企业，也许更重要的警察和审判系统的文件），相应地就有重要的理由和必要的手段来复兴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的研究。

假如社会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复兴，它肯定不会返回到从前所做的工作上去。我特别不希望招收众多的做共产党革命的社会背景的博士生。新的社会史将不得不与已完成的文化史成果相联系，并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