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 贾磊：“中国梦”从“大同”梦取鉴什么

“中国梦”作为扎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之中的梦想，它诉说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生活与发展的期待，高扬着黎民百姓奋斗的理想和奔向未来的希望。“大同”梦这一“中国梦”的古典表达，同样昭示着过往中国人生活的追求。然而，作为引领性的梦想，虽经近代康有为的极度发挥和孙中山的大力鼓吹，依然停留在文本层面。即便如此，我们今天仍有必要从中汲取对“中国梦”有所裨益的精神营养。

一、孔子的“大同”梦

儒家开创者孔子对“大同”的描绘，是中国古代社会对人类理想目标的经典表述。详细的记载见于《礼记•礼运篇》和《孔子家语•礼运篇》。从后来传世的文献来看，《礼记•礼运篇》时常为人援引。就文字表述来看，前者记载详实些。至于孰先孰后，谁最可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高扬了“传统”中国两个层次不同的理想：“大同”与“小康”。《礼记•礼运篇》有“谓之大同”与“是谓小康”的明确指称。下面我们将《礼记•礼运篇》有关“大同”的描绘全引如下：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通‘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绝对不是同一，更不是同化。汉代郑玄的注是：“同，犹和也，平也。”《说文解字》对“和”的释义为：“和，相应也。”因此可以说，“大同”就是“大和”，是万民相和，是人人协调和谐相处的一种状态、境界。“天下为公”之“公”又是什么意思呢？“公”是“公有”，还是“共有”？郑玄的注是：“公犹共也：禅位授圣，不家之。”唐代孔颖达疏云：“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姚中秋的理解是：“天下为公意味着，天下是所有人共有的”、“作为治理秩序之根本和象征的君位，也为天下所共有”以及“实行‘揖让而授圣德’，把君位转移到天下最具有德行、最具有天下情怀的人身上”。（《天下为公：一个永恒的治理秩序意向――<礼运>“大同”章义疏》，《当代儒学》2011年第1期，第96-97页）

孔子所谓的大同社会到底是不是高不可攀的梦想？结合他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主要思考了如下方面：

（1）大同社会的通行原则到底是什么？是“公”，是共有，因此天下就是仁爱与财富的共同体。天下的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种共同体的观念，把个人的行为后果与它的发展联系起来，在享受利益的同时不要忘了对共同体的责任。

（2）在这个以“公”为通行原则的天下国家里，如何实现有效的治理？关键在于选择有教养的治理者，具体说就是“贤”与“德”两种人。

（3）在这个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到底按照什么准则来处理彼此的关系呢？一是讲求“信”，一是致力于“爱”。人与人之间首先要建立起互信关系，这是共同体存续的基础。在诚信的前提下，人们彼此之间还要以爱来温暖人心、浸润世道，使这个共同体充满着血亲般的温情厚意。

（4）既奉行天下通则“公”，又依循“信”与“爱”这两大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共同体的人们才可能善待彼此，才可能施爱于他人，才可能施爱于社会上的某些特殊人群，男女也才可能各安其位，各守其责。

（5）一个社会如果按照“公”、“信”与“爱”来有序、良性运行，就能很好处理“货”（物质）与“力”（劳动）的关系。物质资料不必藏于家中，重要的是它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劳动的使用未必是为己，重要的是它是否得以充分发挥。既然是这样，人们为非作歹的念头就被闭塞，盗窃掠夺的行为也不会发生。

（6）构成天下这个最大共同体的基本组织单位是“家”。人们之所以违背“公”，之所以不能“信”和“爱”，就在于他们念兹在兹于“家”。因此，观察一个社会是否诚信、友爱、和谐的直观方法就是看人们如何对待“家”。如果每一家都用不着紧闭门户，自然就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理想社会了。

孔子所向往的大同社会到底实现过没有？尧舜之世大抵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然而又无法确证。我以为，这个通行“公”原则的大同社会，并不能以“幻想”来否定乃至于攻击它。它无疑言说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理想期待。当后人品读这一理想时，往往会激发他们前行的精神动力。这个长期被作为“虚妄”来批判的“大同”理想，其实并非尽善尽美，我们可以从如下三点得出：

（1）尽管通行“公”原则，但并不表示它就完全摒弃或反对“私”有、为己的观念。从“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可见。

（2）尽管天下是共有的，是一个共同体，但是它并没有要求绝对的平等（同一）。从人有“贤”“能”之分以及对他人与亲人之爱未必等同可知。

（3）在这个通行“公”原则的天下共同体中，并没有铲除贤愚、亲疏、男女、己他之别。用马克思的阶级观点来看，它不必苟求去除治者与被治者之界域，更别说消灭阶级了。

由此来看，孔子的大同社会，绝不是一种无实现可能的奢望，而是一种值得追求与应努力去实现的目标。

二、康有为的“大同”梦

孔子的“大同”梦被时人极度关注，与近代中国的康有为有莫大之关系。康有为对“大同”极富想象力的描写，见于《礼运注》和《大同书》。概括地说，“他的大同计划是由幻想和模糊的观念结合成的，不受理论或政策方面任何限制的想像成品”（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8页），他所谓的“大同”是一种破除了“九界”后的理想社会。“九界”具体说是：

“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通、不公之法也；八曰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无穷无尽，不可思议。”（《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52页）

上述“界”的存在，使人类长期处于苦海之中。他列举了人生面临的众苦有：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因此，康有为认为，“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具体就是：

“第一曰去国界，合大地也；第二曰去级界，平民族也；第三曰去种界，同人类也；第四曰去形界，保独立也；第五曰去家界，为天民也；第六曰去产界，公生业也；第七曰去乱界，治太平也；第八曰去类界，爱众生也；第九曰去苦界，致极乐也。”（《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52-53页）

康有为的“大同”与孔子的“大同”自然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明确的联系：康有为对孔子“大同”范本的推崇是其“大同”构想的思想源泉。他曾如是说：

“读至《礼运》，乃浩然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相时而推施，并行而不悖，时圣之变通尽力，在是矣。是书也，孔子之微言真传，万国无上之宝典，而天下群生之起死神方哉。’”（《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6页）

他在《大同书》中明确道出了他追求“大同之道”的缘由：

“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行大同之道哉！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9页）

由此来看，“激发康有为著作大同书的虽是儒家经典的一段话，可是他的解说方法却采自佛教”（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5页）。从上述康有为对大同理想社会之设计以及他探求此理想之动机来看，我们应把握以下几点：

（1）从人类的组成要素看，可以分为男女、民族种族、人兽等。去形界即为主张男女平等，去种界即为主张各种肤色人种平等，去类界可谓众生、众类平等。康有为所谓的“去……界”，并不是指消灭彼此间的差别，而是要以平等原则来调节客观存在差别的各种关系。

（2）从人类的生存组织和方式来看，可以分为家、产业、国。去家界是说父子、夫妇、兄弟都是世界公民，仁爱他人与自己应一视同仁，但不等于要铲除“家”这个基本单位。去产界是说农、工、商各业平等，不能偏执于其中之一。去国界是说撤除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政府，全球全人类应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府，而不是说完全消灭政府。可见，人类总是要存在与生活在一定的组织结构之中。人类要努力做的不是去完全消灭组织，而是要改善组织的运作原则与方式，进而提升生活的质量与境界。

（3）从对人类生存、生活状态的主观评判来看，可以分为贵贱、治乱、苦乐。去级界是说人的身份地位不分贵贱、不分清浊，一律平等。去乱界是说社会秩序应实现公平、和谐。去苦界是说生活应追求最大快乐。这也可以说，人类抱怨生存、生活的状态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关键在于改善这些不公道、不幸福的状态。它指引着人类在现实条件下努力奋斗的期望。

根据上述理解，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超越：超越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超越并不是泯灭各种“界”的差别，而是应以平等、公平、仁爱来处理“界”之关系，使人类最终脱离苦海，升入快乐无比的世界。因此，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一个通行平等、仁爱的世界，是一个极乐的世界。遗憾的是，康有为所激起的人类生活的美好希望，并没有成为其推动维新变法与力主君主立宪的动力。当他陷入顽固的保皇派并为之奔波之时，他“秘而不宣”的“大同”之梦，使其披上“保守”与“异端”的恶名。孙中山对大同世界的过分鼓吹，力图唤醒民众的革命意识继而进行革命运动。但是，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他为实现其理想的种种革命活动迭遭打击，为实现大同新世界而构思的种种方略也付诸东流。

三、“大同”梦对“中国梦”的精神启示

依据中共十八大报告的内容，“中国梦”的实现是基于“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历时发展、比较优势来说，实现了“中国梦”的社会，将是非常富强、非常民主、非常文明、非常和谐的社会。这个社会并不是大公无私的社会，也不是消除了一切“界”即差别的社会，而是有尊严、公道而平安、幸福的社会。欲达到此目标，我们可从“大同”梦中吸取哪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呢？

我认为，孔子、康有为的“大同”梦对“中国梦”的精神启示，主要蕴涵如下方面：

（1）一个国家要实现永续发展到底应奉行什么样的政治理念？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意味着一个国家到底以什么信仰体系来应对天下（世界），以什么样的根本原则来引导该共同体走向未来，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来处理人们生存面临的种种难题。

（2）一个国家如何选拔使用治理国家的人才？不论古今中外何种类型的国家，都面临着依靠什么样的人来进行治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