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为什么要研究公共事件？

§1.勒佩蒂时刻（moment Lepetit）

1)经验的形式（les formes de l’expérience）

1993年10月，经年鉴学派第四代史学家贝尔纳・勒佩蒂（Bernard Lepetit）力促，“实践与历史”跨学科研讨会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召开。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看去，那本应是一次划时代的转向。可是，随后的一次事故导致勒佩蒂于1996年3月31日溘然长逝，年仅47岁。年鉴学派不仅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史学家，还失去了最热心推动跨学科转型的强有力组织者。

出色的组织能力，使得勒佩蒂在年鉴学派现代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致于史学界有“勒佩蒂时刻”之说。正是在勒佩蒂任主持期间，《年鉴》杂志开始吸收非历史学家进入审稿委员会。

本来，“表象（représentation）”概念，在年鉴第三、第四代史学家中占据着重要位置。1975年，勒佩蒂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把经济、社会、文明等的进展都作为“表象”去审视，试图以这种方式将不同学科纳入历史学的总框架。到了1990年代，“实在（réalité）”通过社会学获得了越来越多关注，“表象”与“实在”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思潮，勒佩蒂最终选择了“实在”。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在勒佩蒂看来，是“经验的形式[1]”。于是，作为表象的经验的形式，被作为实在的经验的形式所取代。从“表象”到“实在”的转变，意味着史学将以现象学为根基，这正是“勒佩蒂时刻”最具实质性的特征。

2)“实在”：基于现象学的“社会科学的一致基础”

1993年10月研讨会的论文，最终以《经验的形式》为题结集出版[2]。诸多新的概念与工具――此前属于经济学、人类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等的概念和工具――被引入年鉴史学。这次转向，奠定了今天法国跨学科研究的三大基石，即：现象学，实用主义和结构主义。这样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并非是出于追求学术前沿的时髦，而是为了回答现实问题所采取的进路。它的思想方式，出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奥地利学派，它响应了百年现象学运动，并得以在其成果之上，以“社会实在”而非“社会事实”为基本要素、以“主体间性”而非“主体客体性”为思维模式、构建出一个足以吸取多种学科成果的研究路径。

在法国社会科学界，“实在”概念是1980年代随着《实在的社会建构》一书从美国引入而备受瞩目的。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分别于1927和1929年生于欧洲，均在维也纳读中学，二战后先后移民美国，移民时伯格才17岁，卢克曼似乎还要更小一些。到美国后，两人在同一所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后来他们遇到了同是从维也纳移民美国的阿尔弗雷德・许茨（Alfred Schütz），在友谊与智识的双重作用下，三个家庭保持了长期亲密的交往。许茨1899年生于维也纳，早在1920年代，他就规律性地参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的私人研讨班[3]，深得奥地利学派独特思想方式之精髓。1930年代，对韦伯社会学与胡塞尔现象学同样造诣深厚的许茨，以胡塞尔现象学批判韦伯社会学，完成了“现象学运动”中极具价值的一环，即把韦伯社会学，经过现象学的批判之后，改造成为一门严格科学。这之所以可能，在于许茨将韦伯社会学的根基重新建筑在了现象学概念“实在”之上。

许茨于1959年去世。次年，许茨的遗孀委托刚刚获得教职的卢克曼协助出版遗稿，后者为此倾注了数年的精力。所有这些交往，为伯格和卢克曼的社会学奠定了基于许茨现象学的根基。1966年，伯格和卢克曼出版了《实在的社会建构》，这本著作在今天已经成为社会学经典与必读书。不过，直到1986年，这本著作才有了法译本，也是在那个时候，法国人重新发现了许茨，1987年，许茨第一本法译著作选集出版。

对许茨现象学的吸收，使得基于涂尔干传统、深受马克思影响的法国社会学，得以继续吸取韦伯社会学的精华。布尔迪厄两位学生，布尔当斯基（Luc Boltanski）和泰维诺（Laurent Thévenot），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前述共同根基上，引入被称为美国精神的实用主义，发展出“检验社会学”。检验社会学首先是对布尔迪厄镜像社会学的继承与发展，如果把习性与场域看作互为镜像的“外在场域的内在化”与“内在习性的外在化”，那么，这些内化与外化都是在人与人（主体间）的社会交往行为中发生的，于是，一大批相应的概念出现了，如“规范（norme）”指的是实际可行的规则，是人们在彼此冲突协商中不断形成和变化的默认规则，正是实际社会交往甚至冲突，如公共事件，塑造了公共空间的规则。如何获知这些社会规则？检验社会学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实际社会交往与冲突，来检验这些规则的真实状态与可行性。

以问题主导、从最初的日子就致力于实现跨学科研究的年鉴史学家们，自然敞开胸怀，对以上成果照单全收。由此，正如尼洛・马尔图切利（Danilo Martuccelli）曾经描述过的，“数目（多到）难以置信的智识传统融会贯通[4]”，成就了今天的法国跨学科研究进路。

现象学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最基础的平台，“实在”概念则颠覆了传统主观客观的思维方式，将一切都重新回置到主体意识当中，把主体客体性改造成了主体间性。这种思维方式，最早于1870年代从奥地利学派的边际理论中萌生出来，经过米塞斯传递给许茨，又经过许茨的批判与集成，进入社会科学，一步步发扬光大，直到“勒佩蒂时刻”与法国年鉴史学合流。在史学家看来，当今法国的跨学科研究，正是新史学主动碎片化的初衷，也是应有的收获。

因此，法国跨学科研究，既不是不同学科之间的随意跨越，甚至不是仅仅基于现象学、实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而更像是基于现象学“实在”概念的一门新的综合学科，只要经过现象学批判，任何学科的成果，都可能被吸收进来。这样的一种研究进路，可以从历史学出发，也可以从社会学、经济学或者政治学出发，无法说清这样的研究属于什么学科，目前在这一领域公认的说法，是彼此有着相同的“研究进路”。 勒佩蒂去世后，这一研究进路在以布尔当斯基和泰维诺为首的社会科学家们的努力下，取得了长足发展，已经形成了一股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的社会科学新思潮。

人类文明此前的智识成果，只要经过现象学批判，在“实在”意义上重新理解，都可能嵌入到这个新的研究进路之中。现象学“实在”由此成为“社会科学的一致基础”。比如，下图是布尔当斯基和泰维诺的“声望经济学模型”的智识谱系。

图1：布尔当斯基和泰维诺的“声望经济学模型”的思想谱系 （来源：Mohamed Nachi）

“声望经济学”是布尔当斯基和泰维诺《论辩护》一书的副标题，实质讨论的是公共辩护体制的模型，换句话说，是研究“说服”机制的模型。如图所示，超强的吸收能力，为以这种研究进路解决实际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提供了可能。

§2.为什么要研究公共事件？

公共事件主题性地正式进入法国跨学科研究的视野，是在2007年，一批耕耘于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在《事件，丑闻与大案》的标题下共同推出了一本论文合集，其副标题是：从苏格拉底到皮诺切特。此后，公共事件重新回到了社会科学的聚光灯下。

在中国历史上，自清代以来，在传统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中，平民进入公共事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此“群己权界”凸显了出来。“群己权界”一词由严复在翻译穆勒《论自由》一书时创造，在今天，因秦晖先生的谈论而广为人知。经济学已经证明了界定群己权界（产权）可以带来经济繁荣。同样，在社会层面，界定群己权界可以增加共识、减少冲突、巩固社会团结。

在主体客体性范式转变成主体间性范式之后，研究者们不再把群己权界看作客观事物，而看作在主体间互动中不停得到界定的一种“自然态度”。“自然态度”是现象学术语，人们谈起许茨现象学，通常会关注其“多重实在”概念，却很少注意到他独创的“自然态度的悬置”这一现象学悬置概念。通俗地说，我们把人们认为自然而然不加质疑的态度，称为自然态度。当人们将自然态度悬置时，就处于一种信实状态。

如果一个事件不能扰乱人们的信实状态，它就不会成为一个事件。任何事件一经引发，就为人们带来了疑惑，就使得人们的自然态度无法继续悬置，而必须面对问题，正是人们为消除疑惑进行探索，才可能带来事件的最终解决。因此，研究公共事件，一方面，每一次万众瞩目公共事件的平息，都依赖让尽可能多的人回到信实状态，这个过程，是自然态度改变的过程，也是界定群己权界的过程，同时是社会共识形成的过程；另一方面，它是从问题史学到现实问题主导的跨学科研究的升级， 任何现实问题，很难想象只在单一学科中就可以得到解答，特别是社会转型中暴露出的棘手社会问题。现实问题主导的跨学科研究，聚焦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无论需要用到什么学科的成果，只要能在严格科学的审视下（当前以“实在”为媒介）引入，就可以使用什么学科的成果。

§3.如何研究公共事件？

3)公共事件的“经验形式”

接下来，我们将依托许茨“自然态度的悬置”概念，引入实用主义奠基人皮尔斯的“信实”与“疑惑”，作为研究公共事件最基本的分析要素。

皮尔斯认为，“信实”（或“信念”）是一种安宁和满足的状态，我们不想回避这种状态，也不想改变对其他事物的信念。而“疑惑”是一种不安宁和不满足的状态[5]。疑惑促使人们为进入信实状态而进行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