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胜利 吴理财：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治理学

内容摘要：国内对公共图书馆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与图书馆相关的技术层面的分析，而较少关注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体制所隐含的政治和权力的维度。本文试图以湖北省图书馆新馆为例对公共图书馆做一个文化政治分析，通过探寻公共图书馆在其空间表征中蕴含的文化治理的意图，分析在读者的表征空间和空间实践所体现出的文化治理的效度，来阐述治理术，文化领导权和空间政治等文化治理的几个维度在公共图书馆中的表达和运行，彰显出公共图书馆空间中充斥的内外冲突和权力关系。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文化治理；空间政治；文化领导权

公共图书馆承载着人类对文明和道德的想象与期望，既积淀着古老的传统文化也表征着现代文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重视文化的作用，在宣扬文化权利和文化福利的话语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借助免费开放的政策春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对公共图书馆的研究也相应的多了起来。目前国内关于图书馆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建筑设计、信息技术、经营管理、政策实施等“技术层面”，鲜见从政治维度展开探讨：（经营管理类）多讨论如何利用企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来提升管理绩效；（信息技术类）主要研究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工作中的运用，包括图书管理和借阅系统的信息化以及数字资源的保存和共享。（建筑设计类）多关心图书馆建筑的技术参数和艺术品位。（政策研究类）主要是分析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的实施状况和效果以及改进办法。这些研究多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或以管理主义的视角来探讨如何提高管理效率和提升服务质量，或是简单的问题对策分析。这些技术性的研究只是把图书馆作为具有某些功能的一个工具性的物质载体因而只关心到图书馆系统的功能和效率，却忽视了公共图书馆也是一种充斥着内外冲突和权力关系的社会体制，因而缺少宏观的社会分析和批判性的视野。

本文则要对公共图书馆这一议题中的文化与权力做一个文化政治分析，这里主要借用台湾学者王志弘的文化治理概念。他认为：“文化治理就是经由文化来治理，也可能以文化本身为对象，但也经常以经济发展或政治秩序稳定为目标。”[①]他试图把治理的维度引入到文化其作为政治与经济的调节和争议场域来带出一种批判分析的视野。这里的治理就不仅是一种政治科学的新取向，也可以对应于福柯（MichelFoucault）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概念，以及相关的权力、知识、规训等具有批判性的观点，同时还可以联系上从文化角度来阐述和批判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些理论视角像葛兰西（AntonioGrimace）的“文化领导权”以及列裴伏尔（HenriLefebvre）的“空间政治”等。本文尝试通过对一个公共图书馆的分析，来检视横跨治理术、文化领导权、空间政治之间的文化治理场域，特别是要关注蕴含在图书馆空间中，透过文化素养和文化科技而展开的文化治理操作。文化素养和文化科技是借鉴台湾的提法。文化素养通常以掌握的特定文化产品、价值和技能来衡量，包括基本的读写能力、文化鉴赏能力、合宜的言行举止，道德品质乃至于特定知识及技术能力的掌握，像获取信息的能力。文化科技就是指处理文化素材所使用的现代信息技术，像文化信息的数字化存储和自助服务系统等。当前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文化科技，在科技至上的理念下也被赋予了进步、效率、文明的价值期待，使得这种科技也具有了文化的内涵和意义。

一、公共图书馆的产生及其与文化治理的关系

公共图书馆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1834年，建立于新罕朴什尔州比德波罗斯镇的一个小规模图书馆取得了当地财政支持并对所有人开放，该图书馆可视为美国公共图书馆的雏形。1848年3月，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成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首家公共图书馆，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此后，美国公共图书馆以持续的财政税收支持、设有管理委员会、对所有人开放、得到州立法的认可、提供免费的服务等为特征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些特征也对其他国家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史料记载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是基于企图控制与约束危险阶级的目的，希望通过推广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使这些危险阶级能跟随上层阶级的价值观，以确保社会安定，使上层阶级的地位不致受到挑战。美国公共图书馆发展史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这种威权主义史观，他们认为，当时极力推广公共图书馆的人，其实是一批具有威权性格的精英分子，这群精英分子由于惧怕不理性的行为，担心社会不安定，认为必须驯服和教化下层民众，遂在家庭教会外建立了公共图书馆。而与威权主义史观相对立的还有一种人道主义史观，人道主义者认为，不管知识分子、上层阶级或慈善家，都相信人类有迈向完美的可能，因而需要建立公共教育机构，来进行再教育，提升民众的知识与道德能力。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念实质上只是权力意志的不同表现，结果却可统一于治理的逻辑之下。威权主义者从现实出发力图通过驯服和教化下层阶级以保证基本的社会秩序，理想的人道主义者则寄希望于民众知识和道德能力的提高使其具有天使般的心灵，而后人间也可变成天堂。

福柯以批判的视角指出了这种资本主义治理术的实质，在他看来，学校、军队、医院、精神病院和工厂都是规训的场所，通过制度、仪式、话语等微观权力机制对人的肉体和心灵进行惩罚和规训，使人成为驯顺的动物，消除危险性，建立安全空间。当这些特殊规训扩展为普遍规训，规训也就成了治理。规训权力“与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种机制的经济目标有了内在联系”[②]，它致力于打造有用而驯服的身体，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服务。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典型的规训机制和场所，体现了权力的生产性特征，生产出资本主义体系发展所需的驯服而有用的身体，并最终透过自我和他人关系的调适来对自我进行治理。这种治理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了文化领导权的逻辑。文化领导权就是文化霸权，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知识和道德的霸权’”[③]。也就是说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控制并不仅仅建立在经济和物质力量的基础上，而更重要的还表现为文化上的优势，以此说服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信仰体系并接受他们的社会、文化和道德等价值观念。统治集团主要通过政党、工会、学校、教会、新闻机构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被统治集团进行宣传、教化和渗透来建构这种文化霸权，而公共图书馆则是一个更隐蔽和有效的构建和运行文化霸权的场域。现阶段国家大力建设以公共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机构不仅隐含了国家通过建构文化领导权来改变以往治理逻辑的意图，也彰显了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竞逐文化软实力的一种谋划。也就是对内要以文化自觉来确立文化领导权，对外要以文化自信争夺文化领导权。

然而，不管是治理术还是文化领导权在标榜空间政治的学者看来都和空间脱不了干系，福柯看到了权力和知识越来越表现出空间化的特征，他从统治技术的角度来谈空间和人的关系，即权力是如何借助空间而发挥作用，而空间又是如何展开它自身特有的权力实践，福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纪律社会，整个社会的人都处于空间的规训之下，而空间成为权力运作的重要场所或媒介，空间是权力实践的重要机制（如学校、军营、工厂、医院），空间既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同时也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作为空间理论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则注意到了欧洲政治的文化霸权性质，他认为“许多人倾向于忘记资本主义的另一侧面，该侧面与金钱的功能、各类市场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关联，但因其支配地位而与它们相异，这一侧面便是某一阶级的文化霸权”[④]。而文化霸权不仅生产了空间也被空间所生产，因为“空间具有政治性，也具有意识形态性。空间是充满意识形态的一种产品”[⑤]。而且“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⑥]。列斐伏尔以“空间实践（spatialpractice）―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ofspace）―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space）”搭建了他的空间分析框架，他的空间政治理论相比福柯的空间政治具有更大的理论张力和可操作性，而“空间三一论”能具体阐释空间生产机制，是空间分析的有效工具。本文将主要以“空间三一论”来对一个具体的公共图书馆作文化政治分析，并在空间中找寻治理术与文化领导权的脉络和痕迹。

二、公共图书馆的空间表征及其文化治理的意图

“空间三一论”最重要的环节是“空间表征”。“空间表征”是“构想概念的空间，是科学家、规划师、都市计划师、技术官僚与社会工程师的空间，这是任何社会（或生产方式）里的支配空间属”。它与“生产关系及其施行的秩序相联系，因此也与知识、符号、代码等关联”[⑦]。也就是说，“空间表征”不是随意任一空间秩序构想，而是与生产关系关联的、由社会强势集团构想的主导空间秩序，因此它规定“空间实践”，决定和修正“表征空间”。“空间表征”的主要特征为其构想性、主观性、话语性及意识形态性。

在湖北省图书馆新馆的建设中，从谁决定修、为什么修、怎样修到修成什么样子、修在哪里等一系列决策过程，无不显现着“空间表征”的意涵和特征。在下面这则新闻中我们可以得到相关答案：“2004年元月，省委领导考察省图书馆时提出，将该馆建成中西部一流的现代化图书馆。当年，该馆新馆被列入全省‘十一五’文化建设重点项目。省政府领导多次询问建设情况，并为新馆选址。上月中旬，省发改委《关于湖北省图书馆新馆建设工程建议书有关内容的批复》下达后，省图书馆面向全国进行设计方案招标，要求新馆兼具标志性、先进性、开放性、综合性和生态性。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和武汉的7家设计单位被确定为候选单位。新馆规划将在这7家单位设计的14个方案中确定。省图书馆新址已确定位于武昌沙湖余家湖。武汉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征地、拆迁等事项上大力支持。根据规划，省图书馆新馆占地100.5亩，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省财政计划总投入6亿元。走过百年风雨历程的省图书馆现有藏书456万册，常年读者126万人，是我省重要公益文化单位。目前该馆占地面积仅29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需求。”[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图书馆修建完成后提供给公民免费使用，好像是全体公民的公共空间，但他首先是技术官僚的空间，是设计师和工程师的空间。技术官僚和专业工作人员作为决策者的社会强势集团，他们通过为公共图书注入自己的想象而主导了公共图书馆的空间秩序的生产。这些决策者和规划者作为空间秩序构想主体和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在空间结构规划中，自然要受到国家的政策话语和和意识形态以及在地政治文化的影响，他们所构建的“空间表征”因此会打上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烙印以及在地文化的标签。“该图书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建设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大型公共文化设施，也是省委省政府高度关注的重点文化惠民工程，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建筑规模在同类型省级图书馆中排名第一”。这三个最高级的词汇“最大、最多、第一”不仅形容了空间表征的宏大，也彰显了国家的意志和理想，使图书馆成为国家逐渐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化身，以此激发公民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李鸿忠同志表示，图书馆不仅是藏书读书之地，还应该成为传播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阵地。我们要管理好、使用好图书馆，充分利用这个文化惠民平台，组织开展大家讲坛、文化沙龙等文化交流活动，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构筑荆楚精神高地，为加快文明湖北、幸福湖北建设作出更大贡献”[⑨]。这一段官方表述中“图书馆应该成为传播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阵地、构筑荆楚精神高地”，直接表达了国家希望通过图书馆来建立文化领导权的意图，而“为加快文明湖北、幸福湖北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则体现了文化也要服务于政治的权力关系。这就是列斐伏尔所说的：不仅空间反映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