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后富士康时代的中国社会传播关系：公众、企业、政府与媒体

2010年上半年富士康科技集团发生12起员工坠楼事件，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更有舆论将矛头直指富士康，称其为血汗工厂。这一系列跳楼事件实则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存在已久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道德危机与文化危机并重。本文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富士康，通过对个案的分析，探讨“后富士康时代”中国社会中公众、企业、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一、富士康样本

富士康的总员工已达90万人，超过冰岛等许多小国的人口。其中，近80%的员工为“85及90后”。这些员工中，60%为男性，40%为女性；超过90%为未婚青年。绝大部分员工集中来自大陆中西部省份及偏远农村，其中超过85%的员工教育程度为中专及高中以下。

在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这片2.3平方公里的园区内，生活着30万“85及90后”。他们是园区的常住人口，却被称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工作相似、年龄相仿、生活相同、但彼此很少往来，甚至不知道自己室友的名字。在珠三角“用工荒”的背景下，中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之时，每天却有近2万名普工在富士康外等候应聘，只求一份月薪1000多元的工作。

在深圳龙华园区，有十余个大规模食堂。午餐时间有四千多个座位，中午时段可以提供一万六千多人用餐。仅这一园区，需每日提供大米15吨、蔬菜30吨、猪肉3吨、鸡鸭肉2.5吨、鸡蛋6万个。园区内娱乐功能齐全，拥有一流运动场、网吧、游泳池等配套设施，均免费供员工使用。园区内还设有教育培训机构IE学院，每一名新近员工都将得到培训，员工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一切都是免费的。

社会型企业和企业型社会，这两者在富士康都能得到典型的体现。富士康具备标准的企业特性和完善的社会功能，园区内设施完备，员工生活消费均可在企业内部进行，甚至还每月举办一次联谊会。

富士康员工在年龄构成、家庭及教育背景、工作性质、生活方面、消费习惯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同质性：17-24岁之间，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这就容易导致员工个体价值体系与工作内容的天然割裂。80后90后这个群体价值观中追求个性化，而当今主流的企业文化却是趋同化，规章制度化，这种企业要求统一化与个人个性化的追求造成的矛盾使得企业管理面临新的挑战。

二、危机的开始--“马向前事件”个案分析

2010年上半年，短短五个多月，深圳富士康连续出现十二起员工坠楼事件。十二名“坠楼”员工平均年纪为21.2，其中年纪最小为17岁；平均入场时间为7.3月，其中最短为28天。

序号 事发日期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入厂时间 进厂时长（月） 警方提供的原因 伤亡状况

1 2010/1/23 马向前 男 19 河南 2009/11/12 2.4 服用精神类药物 死亡

2 2010/3/11 李红亮 男 28 河南 2008/8/29 18.6 家庭因素，无生育能力 死亡

3 2010/3/13 田玉 女 17 湖北 2010/2/8 1.1 个人因素不想活，事后后悔 病情稳定

4 2010/3/29 刘志军 男 23 湖南 2009/8/1 8 梦游症（疑） 死亡

5 2010/4/6 绕乐琴 女 18 江西 2010/3/8 0.9 情感纠纷 病情未稳定

6 2010/4/7 宁乐琼 女 18 云南 2009/12/22 3.5 个人情感精神原因 死亡

7 2010/5/6 卢新 男 24 湖南 2009/8/1 9 精神异常（幻觉、幻听） 死亡

8 2010/5/12 祝晨明 女 24 河南 2009/8/21 9 感情纠纷 死亡

9 2010/5/14 梁超 男 21 安徽 2009/11/19 6 家庭因素 死亡

10 2010/5/21 南刚 男 21 湖北 2009/2/4 15.7 遭社会劣迹人员勒索 死亡

11 2010/5/25 李海 男 19 湖南 2010/4/12 1.4 家庭因素 死亡

12 2010/5/26 贺龙 男 23 甘肃 2009/6/2 12 情感纠纷 死亡

(2010年上半年富士康员工坠楼统计)

2010年1月23日，入职不到两个半月的19岁河南籍员工马向前被发现死亡在其厂区宿舍楼下。“十二跳”中的第一跳出现。随后，有关“马向前之死”，企业、家属、公众、媒体、政府等多方陆续登场，中国社会众生态在“马向前事件”中展现无遗。

警方最初给出的马向前死亡原因为“猝死”，后又更正为“坠楼”。对于企业而言，后者比前者更容易处理，因为前者涉及到劳动强度的问题。随后，天涯上出现一名自称为死者朋友发的题为《又一具尸体被拖出富士康车间》的帖子，网站显示有45万条跟帖。

在这一事件中，企业要摆脱公众持有的“血汗工厂”的刻板印象；家属则公正与效益两手抓，在质疑与谎言中设置议题，试图将事件闹大以获利；公众一如既往地无条件支持“弱势群体”，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媒体乐得所见，照单全收；政府则是“沉默螺旋”中的大多数，不直接回应。

“马向前事件”至今仍未完全解决，此事件导致的是一个四方均失利的局面：由于家属散布了虚假信息，企业拒付其高额赔偿金；企业在此事件中形象大损；政府部门的公信力通过此事件降至最低，民众不再相信深圳公安及司法部门；媒体在照单全收后也对此事件的报道方式进行了反思，南方报网在5月27日发表了题为《富士康“×连跳”自杀，媒体该不该“有跳必报”？》的报道。

“马向前事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诱导了其后十一起“坠楼事件”的发生和走向，也使得当前中国存在已久的社会危机进一步浮出水面。

三、“后富士康时代中国社会”的到来

（一）富士康时代

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深圳成了一个先富起来的样本。“发展是硬道理”带来的是二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与极度扩张，中国的“人口红利”带来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各地政府也纷纷向企业竞相示好。在管理方面，富士康以大中华传统文化为圭臬，奉行儒家管理思想。员工则以“一部分先富起来”为价值取向，以改变家庭及个人物质生活条件为人生目标。

(二）“后富士康时代”中国社会

“后富士康时代”的中国社会面临着一系列社会危机。政治方面，滞后的政治体制使得公众对“强势权利”，尤其是对政府权力高度抵触并且绝对不信任。经济方面，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高度的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的收入不平衡及人口结构的质性变化，导致了社会心态的失衡。道德方面，人际沟通式微且冷漠，公众缺乏社会诚信和群体间的相互信任。文化方面，主流传播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渐行渐远，与中国社会现实残酷割裂。

四、公众、企业、政府与媒体之关系

在“后富士康时代”，公众媒体化，企业公民化，政府企业化，媒体市场化，具体体现在：

（一）媒体化公众

以web2.0为代表的科技手段催生了媒体新生态，公众随之成了公众议题（public agenda）的设定者。这种“泛媒体化”下的“泛议题”具有双面效应。一方面，它与旧有传播体制展开了博弈，通过扩大对部分公共领域的议题设置（agenda-setting）范围，促进了中国民主进程，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公民社会的雏形；另一方面，博弈仍未对传统传播体制有本质改变。“泛媒体化”将议题更多地延伸至个体、企业等相对于“强势政府”的“弱势群体”。

（二）公民化企业

“公民化”三个字具有双重意义，它既强调了企业作为“公民”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又剥离了企业原有的诸多特权。“泛媒体”、“泛议题”逼迫企业时刻被公众聚焦，导致企业危机骤增。“社会责任”也变相成为企业屈从媒体、公众的唯一手段和维护企业形象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至于政府，则在企业与媒体、公众的争端中成为了“沉默的螺旋”。

（三）企业化政府

政府就如企业一样，进行品牌式经营。他们重视公众舆论的评价与沟通，设有专业的媒体沟通部门及完善的新闻发言制度，并且尽量避免介入媒体、公众与企业的多方纷争，以免惹火烧身。同时，政府进行无为式监管，即除特定内容外，不对公众舆论、媒体议题进行有效监管，而迟到的干预和监管则导致了错过主导和改变舆情意见流向的良好时机。

（四）市场化媒体

市场化促使媒体庸俗化。具体表现就是“泛媒体”倒逼媒体庸俗化以及党报体系的全面庸俗化。市场化也促使了媒体与公众角色的互换，议题设置功能的式微宣告了由媒体主宰公共议题的时代的结束，强大的公众压力有时会迫使媒体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媒体庸俗化，现有体制又使某些公共领域具有豁免权，舆论监督在如此背景下变得不可能。

结语：

围绕富士康引发的讨论，其实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缩影。展望未来，面对现实，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这段话，先知般地做了很好的概括：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