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时评、网络与媒体精神

感谢张志安老师，感谢复旦大学。按照演讲的俗套，讲者经常要找一些材料和听众套近乎，我也不想免俗，就想到了一些往事。贵校盛大百年校庆时，我也曾参与编辑某个宣传手册.很高兴接到任务，拿到材料一看，比较零碎，就赶紧策划选题、约稿。

但贵校的一些领导说：我们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这些零碎的东西也不能放弃，于是，我就改改标题……领导又说，要不你还是重点改改版式吧！后来又说：版式也得有规矩……总之，这事儿搞得很惭愧。

不过，那次参与编辑宣传手册，让我了解了复旦的百年光荣历史。好，套磁的话说完了，我的题目是时评、网络和媒体精神。

几乎所有媒体都有时评这个栏目，其实，我们平时吃饭闲谈的时候，也都是在搞时评。所以，我想先提个问题：时评是什么？或者时评的作用是什么，它是要干什么？

有些人这样问的时候，其实就预设了答案：时评没用，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这是一种偷懒的思维方式，答案可能没那么简单。有没有人愿意回答呢？好，我点名，第一个我点梁启超（观众笑）。

其实大家对梁启超的认识不一定那么充分。其实，他基本没什么可以传之不朽的学术著作，但在当时，乃至延续到现在，他的影响都少有人匹敌，但不是在学术方面。他真正的身份是一个时评家，他在各种报纸发评论，《万国公报》、《时务报》，等等，许多政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的学问，都体现在时评中。

梁启超说：“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从他的这段话看，时评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改良。

第二位，我要点李普曼。他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时评作家，据称在美国250家报纸、20家杂志、25种语言发表过他的专栏文章。他说：“新闻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

第三位，是储安平，他说自己主办的《观察》：“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

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失踪人口”，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政府也再也没有兴趣调查失踪人口到哪里去了，他就作为“失踪人口”留在我们的史册上。

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看法，这其实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观点，“魏民岩”在2003年11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正确舆论引导人》，其中说：“结合新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实践，当前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该着重把握以下几条：一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原则。必须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坚持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自觉宣传党的主张，积极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魏民岩”显然是笔名，是“是为人民代言”的意思，有时候，《求是》杂志呀，《人民日报》呀，会用这种笔名发一些评论，这种现象很有意思，大家有空研究一下。

所以，对时评的看法当中，包含着舆论政治、媒体思想乃至文化传统等等很多方面的不同选择。所以，现在就请一位当代知名时评家来讲一下（观众笑），讲得挺好的。（观众笑）（播放视频）

这是我在杭州的一次授奖活动上，因故缺席而录制的视频。第一次表达这个观点，则是在另外一个场合，2007年的《南方周末》年度媒体致敬活动上。这些年写时评拿过各种奖，但我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年度传媒致敬，所以就在现场发表了感言，后来又写过文章。

昨晚“德国之声”打电话给我，问我这个南周年度致敬为什么没了。在中国，颁奖也是一种霸权，比如，我没拿过什么范长江奖，最高就是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一等奖嘛，都知道基本会给谁。

所以像《南方周末》这种媒体有一种想法，就是在民间，将相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提出来，鼓励媒体人像“真正的”媒体人一样关注公正，社会建设，记录转型期的重大社会事件。这个奖一开始就有阻力，所以就没能叫“奖”，叫“致敬”，这其实也是一种尴尬。他们几次，至少两次，想向一个叫韩寒的上海人致敬，但都没能成功。南方都市报也有一个华语传媒大奖，不，不是奖，只能叫“大赏”。但到现在，《南方周末》已经不能再致敬了。

当年《南方周末》给我的“致敬理由”是：

“他宛如侠客一般游走在传统媒体与网络中间，他的评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在新闻事件中，他总能在众说纷纭中找出真问题所在，并将之说破，也总能把那些被故意混淆的概念厘清。他的评论距离‘正确的废话’更远。更值得一提的是，长平不仅是懂得评论技巧的人，其评论所体现的深厚人文情怀，亦令人印象深刻。读他的评论，能感到作者对普罗大众的感情、对个体自由的尊重和对普世价值的敬畏。

“长平也许不是一个高产的作者，但他一定是能给读者带来惊喜的人。”

那么我的时评观是：

“对我来说，时评与其说是一种写作，不如说是一种行动。如果说写小说是在书斋里码字，在名山大川中立碑，那么写时评就是在大街上呼号，在广场上呐喊。时评作为一种写作，远远不能和文学媲美，但是作为一种行动，我相信它的价值。”

我这个人，行动上拖拖拉拉，为了到上海来见大家，改了两次机票。所以，对我来说，时评是坚持行动的一种方法，自我交代的一种方法，写作的目的首先是解决我的个人政治问题。这看起来跟公众对我的评价不符，其实不矛盾，通过我的个人救赎，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

但我很少有机会充分地阐述一下自己从事新闻和时评写作的动力。我们都受到相似的教育，我在上海生活了三年，有些时候，走在干净美丽的大街上，有一种冲动：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在高楼林立之下，我很渺小，需要通过被需要以确立自己的价值。我甚至想把“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什么”这句话写在一篇文章里，但后来我觉得这有问题。我们更该做的是看透钢筋水泥背后的秩序文化迷障，问一问，这个城市对我们有什么用？

政客总爱忽悠人，肯尼迪就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2006年去世了，他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他的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资源之一，但，中国媒体人真正了解他的似乎并不多，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一开篇就尖锐批评肯尼迪的这句话：

“家长主义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不相一致。带有组织性的‘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

这是面值最大的一张日元钞票，上面的头像是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这又是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前一段《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评论：《爱国不等于爱朝廷》，就是这个意思。这篇文章其实是对梁启超一篇文章的重新阐释，又补充了一些对陈独秀文章的介绍。

梁启超说，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

陈独秀在《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里说：“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如果梁启超活到现在，恐怕他还是会认为很多人没有分清国家和朝廷。另外一个学者说过，我们说的国家至少包含四个英文单词：State；Country；Land；Nation。现在似乎比以前更含糊，经常有人问：“这国家把你养这么大，你怎么能骂国家？”其实他前一个“国家”说的是土地、民族，后一个国家说的是政府，这是一个话语圈套。

说到话语圈套，还有人总是这样问：你是精英的还是大众的，你是理性的还是建设性的，中国应该管松点好还是管紧点好……对这类问题我基本都拒绝回答，这是语言圈套。我们需要换一种思想，一种语言，去思考和表达，走出这种问题。

但其实我们很难跳出这种圈套，我们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媒体还在不断重复，比如CCTV，它有一个纪录片叫《大国崛起》，它就是上述我批评的那种国家观念，而且忽略了很多历史事实。后来我遇到编导任学安，他很诚恳地对我的批评表示感谢。可见和央视还是有很多对话空间的，可惜不体现在节目里。

我的批评文章标题叫《大国崛起不如个人独立》，发表时编辑改成：《只有个人独立才能大国崛起》，这很有意思：两句话不一样，他还是把大国崛起当目的，这是很多人能接受的说法。

我们有一整套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在后面，这对我们对我们的思想，是一种笼罩，即使不是控制。我们要跳出来。而且我很想说，从理论上，这或许会导致极权。

这种笼罩会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许有时我们意识不到它，却受到它的影响，比如复旦学生登黄山遇险，求救以后发生了悲剧，很多媒体报道，复旦学生也有很多反思。于是就有这样一种观点：要加强管理。对啊，学生怎么能乱跑，给警察添麻烦。“加强管理”，出了任何事情，都会有这种“正确”的反应。加强管理，是不是就等于设限，甚至不准？

这是很奇怪的，比如一个学生，想加入社团练书法，难道不批准就不能练书法？对学生社团根本不应该提这种要求，但大家都习以为常。学生可能有风险意识不够等等问题，这恰好是成长过程中管理太多的原因。

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意识，有独立判断、独立承担风险和责任的能力――当然是相对的，也可以向大姨夫二姨夫求助，那么他可能自己选择不去登黄山，跟“加强管理”以后是同样的结果，但这是两套思路，两套治理和教育方法。

所以，高校应该摈弃这种陈腐而且不知所云的语言。我喜欢的是什么词呢，独立。上海有翟明磊办了个网络报纸叫《壹报》，我说我办的话就办《独报》，有报天、天、独。独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在媒体中能做到独立而不迎合任何一方，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大家猜到了我最喜欢的杂志是什么？《独唱团》。

我对《独唱团》的命运非常遗憾，且不说他的内容，难得媒体名字里有个“独”字，就这么没了。另一个遗憾的原因是我的稿子还没发，稿费还挺高。（观众笑）

我喜欢“独”字，所以要给《独唱团》写稿，但比较懒。我拖，他们又要送审，最终没发成。他们被禁了，我倒来劲了，文章没发，但也要秀一下。我写的是个小说。（展示截屏）

这是个串烧故事，和笑话有关。要不要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这是一个色情笑话，需要了解一点历史背景。在我成长的年代中，各家里都有很多领袖像，风景山水，但衬的不是美女，是领袖，毛主席在井冈山啦，毛主席去安源啦。有兴趣的人可以研究一下，这是要传递什么信息呢？很有意思，所有的领袖，都喜欢干这种摆个姿势照像的事，被国会管得多的领袖干得少点，国会管得少甚至不管的，就干很多这种事，画像到处都是。

有那么一天，波兰文化部长就找了个画家，让他画个《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波兰》，画家说好。过一段时间部长来看画了：只见画面里是一个房间，窗外不风景，房间里一张床，床上一对裸体的男女。部长大怒：“这女人是谁？”画家回答：“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夫人”。“这男人是谁？”“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司机”。“勃列日涅夫在哪？！”“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波兰。”（观众大笑）

当然这是一个解构，所有的政治笑话都是这样；但也是一种发泄，甚至一种严肃的表达。我要通过这个故事，过渡到我的主题：网络。在网络时代，这叫恶搞，但恶搞这个词本身特别恶，也是一个圈套。

其实历史上从来都有恶搞，四大名著似乎三个都是恶搞，现在要拍电视剧，大家就说：“不许恶搞名著！”不知名著就是恶搞出来的。崔健明后天要在北京搞演唱会，他的成名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就是恶搞，只是当时没这词，把这词往他身上一搁，他就搞不成了。

只是网络时代恶搞现象更突出，更容易，得给它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就被“恶搞”这个词给占了。网络的成就之一，其实就是恶搞丛生。庄子说：“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穆勒说：“专制使人变得冷嘲。”我对恶搞的定义，是弱者的武器，这句话来自美国学者James C.Scott对东南亚农民生存及反抗的研究。

这位学者说，对马来西亚农民的反抗，有精英式叙述：起义呀，反抗呀。可这是精英话语，其实民众在起义中是被忽悠的。“枪在手、跟我走”，像《让子弹飞》里说的那样，